如卡尔所述，历史是“无限发展的缓慢进程”，但它是“进步”的吗？何种意义上的“进步”呢？我不知道。

 

一、引言《历史是什么？》是由陈恒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部学术论著，作者是英国国际关系学家、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在这部论著中，卡尔重点探讨了历史的客观性、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历史事实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历史与科学和道德的相关性、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以及如何看待历史的“进步”等重要问题。

我认为卡尔在这部著作中表现出的辩证思维尤其值得注意，他的观点并非不明确，但其论述却隐含着诸多缝隙和矛盾，显得犹豫不决而富有张力因此，与其说这本书传授了一些“正确”的结论，不如说它追问历史的“过程”和呈现出的“问题”与“方法”更能予以我们启示。

二、卡尔的位置与历史的客观性问题在卡尔看来，对于“历史是什么”的回答与自己在时代中的位置和以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自己身处于其间的社会有关，他认为，“历史学家在决定着哪类事实可以说话”，因此，在讨论历史问题时必须考虑时代、地点等环境和条件对于历史学家的影响。

显然，卡尔吸收了柯林武德没有“纯粹的历史事实”和历史学家无法脱离具体现实语境等观点，但在他看来，这不等于完全否定历史客观性的存在卡尔界限分明地拒绝了纯粹的怀疑主义和绝对的相对主义，而秉持着一种相对折衷的历史观：“不能因为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山会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就推论说山在客观上根本没有形状或有许多形状。

”因此，卡尔反对事实/解释、特殊/一般、主观/客观的二分法思维，着力于揭示历史、历史学家主客观相融的相互作用和互动关系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卡尔认为从19世纪“天真”的自由主义历史观，到20世纪克罗齐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种历史观的转变并非一种自然的历程，也不仅仅是学术积累和发展的产物，而是由历史学家身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变化所导致的。

显然，卡尔的上述观点体现了他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维，既显示了他面对历史研究的自觉和自我反省意识，也表现出其对于历史学家超越自身时代局限性的追求并且，卡尔对历史学家和历史事实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又受到了柯林武德的影响，克罗齐、柯林武德一脉的思想也内在于他的论述之中，因此，卡尔的历史观很难用主观、客观或其他某种主义去界定。

他对柯林武德和马克思的观点既有吸收和借鉴，也有保留和批评，1961年的《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也指出，卡尔的优点是“他折衷于英国学术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其论点显示出“两种影响的相互作用”我认为，《历史是什么？》第四章中卡尔对于历史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之关系的理解也是徘徊不定、犹豫不决的。

可当他反对马克思和托洛斯基对偶然性的论述，认为不能否定偶然性的影响，但又表示偶然事件不能进入任何历史的合理解释和历史学家的重要原因的等级序列之中时，我们不禁疑惑，这样处理偶然性真的足以解释那些充满着偶然和变化的历史事件吗？卡尔以无法进行概括和传授经验教训为由否定偶然原因的意义，实际上回避了历史学家对偶然性尝试着进行深入探讨和合理解释的可能。

本书对于历史客观性问题的探讨也使我想起孙歌的《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书中提到日本史学家家永三郎的见解：现代史书写的难度远远高于古代史，因为后者的史料是共通的，而且是有限的，只有解释的差别，没有史料的分歧，但是现代史不仅史料无限，而且史学家以外的所有者都有着史料以外的记忆和体验。

上原专祿等史学家也指出，史料学并不是“搜集整理资料”，特别是在现代史领域，庞大的的史料是善变和混沌的，它会牵扯到意识形态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关系、社会伦理与个人感情记忆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桑原武夫也提供了对于历史客观性的独到理解，他认为资料的准确程度与研究者历史观的深度和创造性是两回事，不存在纯粹的客观和纯粹的主观，因此，不能一味强调客观或者把客观与主观对立起来看待，但也不能忽略历史学写所需要的主观想象、灵感、关注个体价值等重要环节。

在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我也注意到某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两极分化的情况以胡风为例，清华大学的解志熙老师从1940年代胡风一派持续“整肃”左翼文坛等事实出发，批评胡风等人其实没有继承鲁迅的自我批判精神，而且不注意维护进步文艺界内部的团结，认为胡风在性格方面过于自我偏执，又有较为明显的唯我独革倾向。

；但在上海地区的部分学人看来，胡风正是一个以主观战斗精神抵抗先验概念与现代名教、批判“伪士”的“鲁迅左翼”传人胡风参与的政治、文学活动等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不应否定，这种分化当然也表明了评价胡风一派历史功过的复杂性，不过七月派的贾植芳先生在上海的文学和教学活动对于那一带学人、文人的影响也是无法忽略的。

因此，在理解文学史研究时也必须考虑到文学研究者的个人情感、历史记忆以及他所身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不能将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截然对立起来看待三、“历史的方向感”与历史进步论在讨论历史与过去和现在的关系时，卡尔认为历史具有双重的、相互的功能，能够提高我们根据现在理解过去的能力，也提高我们根据过去理解现在的能力。

我认为这里卡尔的论述辩证而精彩：“根据现在理解过去”说明了任何时代的人都不可能超脱于“现在”而达到对历史的某种“终极”理解，任何对于过去的理解都是有限的、不完善的，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根据过去”而非“根据现在理解现在”则表明了一种反功利主义和反断裂论的历史观。

在《作为进步的历史》一章中，卡尔还谈到一种“历史的方向感”，认为它可以使我们整理和解释过去的历史时间，着眼于未来而解放和组织能力我认为卡尔此处的论述提醒着活在当下的我们，对于“现在”的理解需要建立在追问自己“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基础之上，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之间建立一种动态的联系。

卡尔认为，这个过程本身应当是进步、有活力的，我们对过去的解释和对未来的追求都没有一个绝对的、确定的标准，而需要经历不断地调整和反思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卡尔借阿克顿命题指出，作为事件的进程和作为在这些事件的记录的“历史”都是进步的，这种进步不等于限定的开始或结束，也不是连续的直线发展，而是“无限发展的缓慢进程”卡尔对历史“无限进步的可能性”和对人类潜力不断进步发展的信仰令人动容，我们可以从中读到一种在21世纪的当下显得非常可贵的精神和思想活力，也让人想到巴赫金在《小说理论》中呈现的整体、动态的时空间观念。

如何在破碎的、怀疑的甚至虚无的后现代语境中重新思考“宏大叙事”的确是一件困难而备受争议的事情，但在卡尔看来，并不存在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对阵，弗洛伊德并非抵触而是补充了马克思的著作，两者同样说明了人与社会、历史的紧密联系，并显示了人类理解和把握自身以及周围环境能力的加强，而这同样显示了历史的革命和进步。

卡尔的进步论试图超越古希腊、罗马的循环史观以及中世纪以失去世俗性为代价的历史目的论，以“友善且富有创造性”代替“敌意的、腐蚀性的”时间并且，他的论述具有相当的论战性和批判性，特别是当他指出英语世界知识分子和政治思想家。

“丢失了世界是一种永恒运动的普遍感觉”，自由主义由曾经的革命、社会变化动力力量的象征堕落为1960年代的经验主义和保守主义之时我们不难察觉，卡尔提到的“计划的、理想的”与“实际的、具体的”之间的对立引发的论战甚至冲突依旧以各种形式存在于21世纪的今天，并且，它显然不是一个纯粹的学理性问题，而是与历史记忆、个人感情、意识形态和国际关系等诸多因素相互纠缠。

但另一方面，卡尔对于“进步的代价”和“革命的代价”的论述也令人担忧：科学技术的发展“总是要由一些人承担代价”，“进步”也伴随着代价与危险他所说的的确是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但问题是，历史学家应该用怎样的眼光看待这种代价？特别是当代价的承担者并非卡尔嘲讽的上一历史阶段中的没落贵族或“遗老”，而是最无权无势、穷苦无告的底层民众之时。

在卡尔的设想中，“对于昔日的家庭佣人来说，教授的洗涤或许意味着进步的象征”，这当然是“历史事实”之一，可有的时候，我却以为在现实生活中，那些没有经济、社会地位，又缺乏能力保护自己的人会更容易成为卡尔口中“进步”的代价，因为这样的人绝不可能成为“进步”的定义者和“进步”标准的制定者。

如此，卡尔的历史进步论就使人感到有些冰冷和残酷，他在讲述历史与道德时曾敏锐地指出“付出代价的人很少是那些得益的人”，但在其后的表述中却不恰当地举了汽车引起车祸的例子，或是乐观地认为现代社会可以凭借“不断增加的理性”战胜科技的“邪恶”。

在我看来，这种说辞实际上回避了对“进步”和“代价”或“损失”之间的关系作更加深入而辩证的探讨或许受到他一直从事的国际关系工作的影响，如埃文斯在序言中所述，卡尔的观点有时的确难以摆脱对其“目的论的工具主义”的批评，他大加赞颂“理性王国的拓展”，其有效性也值得怀疑。

这里又使人想到黑格尔“理性的狡黠（cunning of reason）”，我在思考20世纪中国革命理想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农村、农民的真实处境等问题时体会到相似的困惑“革命”、“进步”能否一概而论呢？当我们讨论“进步”与“落后”时，或许需要先回答如下问题：何谓“进步”？如何“进步”？它的标准由谁来决定？被划入“落后”的群体又是否有质疑和反对的权利？举例来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信奉宗教信仰或“封建迷信”会被认为是与正在行进着的“进步”历史脱节的、落后的，可事实真的如此吗？那些庞杂而丰富的历史经验和记忆是否能用“封建迷信”一以概之呢？在畅谈历史的进步和“历史中的方向感”时，卡尔运用的是一种整体性思维，这带给我很多启示，但这种整体性又建立在排斥和压抑了一部分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或许卡尔认为它们是不重要的，但我以为未必如此。

在《扩展中的视野》中，卡尔也寄意于东欧、亚洲、非洲等原本处于“历史之外”的群体、阶级、民族和大陆“浮出历史地表”，他认为这显示了“20世纪革命中理性的扩张”《历史是什么？》旗帜鲜明地反对将英语世界视为全球史的中心内容，试图打破西欧既有的历史观框架，这显示了卡尔历史进步论的高明之处，但我们依旧可以追问的是，卡尔是不是依旧认同于“中心”/“边缘”、“进步”/“落后”的二元标准？当他热情地谈论“真正意义下进入历史的民族”时，是不是意味着被他归为“古典时期”的民族（卡尔认为他们是缺乏社会、政治自觉的）以及20世纪那些疏离于共名、在他看来仍处于“史前民族”的少数族群，他们的生存与死亡、追求与挣扎是“非历史”、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呢？并且，在卡尔看来，东欧、亚非这些曾经身处边缘的区域正在形成与英语世界相同或相似的中心，这两个或多个中心之间构成了某种挑战和对抗关系，但似乎“以何者为中心”的思想观念本身并没有受到诘问。

尽管他反省了西欧中心主义的狭隘思想，可在他的论述中，东欧、亚非似乎并没有挑战和丰富西欧确立的那种标准，而是在这一前提和标准框架之下与西欧国家争胜，仿佛东欧、亚非要做的不是“成为自己”，而是“成为西欧”四、余论

历史是进步的吗？当我真挚地诘问自己时，仍然感到回答这一问题的困难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物质相对丰富、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但我们遇到的困惑与无法解决的难题、我们内心的邪恶与无法驱逐的空虚却并不比过去的人更少人类控制和把握自身以及周围环境的能力的确是增强了，可人类自身与周围环境之不可控性，某种程度上来说不也增强着吗？如卡尔所述，历史是“无限发展的缓慢进程”，但它是“进步”的吗？何种意义上的“进步”呢？我不知道。

我觉得在我们与过去的人身上存在着一种共通性的东西，借用茅盾先生在《关于乡土文学》中的表述，就是“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我相信这种挣扎与历史循环论和静止、抽象的人性论是两回事就个人而言，相对于历史进步论，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更符合我对于历史的认识：“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

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影，非有他也”卡尔的《历史是什么？》带给我很多启示，特别是他所强调的“永恒运动的普遍感觉”，卡尔的许多论述会让我想起歌德的《浮士德》，在我看来，那种人的有限性与人类追求的超越性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永恒的。

不过就历史进步论这个话题来说，我认为卡尔的追寻既是一种可贵的探索，却也难以掩盖其内心的焦虑——因执着于“进步”而带来的焦虑，他对历史秩序的想象似乎共享了他一直批判着的某种心态我想说的是，在驳杂而又生气淋漓的社会生活和人类心灵面前，“中心”/“边缘”、“进步”/“落后”与否都不是最重要的，也并不是最具历史意义的，当然，这样的想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世界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庞大国家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说，或许是不可理解的吧。

我想起了北京大学洪子诚先生的一段话，愿以此作为本篇文章的结尾：“不相信空洞的关于世界的许诺，而是重视细节和普通人生活的尊严对没有缺点的未来心存顾虑，但也警惕自己，可以‘虚无’，不要‘主义’”“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摆脱社会历史的拘囿和制约，却可以在可能的条件下，选择应该走的路。

”202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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