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说诨话”？胡士莹先生在论述宋代说话家数时，专列“诨话”一节，认为“‘荤话’，是滑稽讽刺”在宋代记载瓦舍伎艺的笔记中，有“说诨话”艺人之名姓，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何谓“说诨话”？胡士莹先生在论述宋代说话家数时，专列“诨话”一节，认为“‘荤话’，是滑稽讽刺”在宋代记载瓦舍伎艺的笔记中，有“说诨话”艺人之名姓，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记载“张山人，说诨话”；《武林旧事》卷六中亦载“说诨话：蛮张四郎”，而未载“说诨话”的具体形式。

只有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各家词短长》云：“长短句中作滑稽无赖语，起于至和嘉祐之前，犹未盛也熙丰、元祐间，兖州张山人以诙谐独步京师，时出一两解”从相关佐证记载可得，诨话即趣话、笑话，兼有滑稽、诙谐、讽刺、调笑之含义。

又据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院本名目》载：“宋有戏曲、唱诨、词说”可知当时不仅有说诨，且有唱诨由此看来，“说诨话”当是一种兼具说、念诵、歌唱的综合说唱伎艺要研讨宋代的“说诨话”，不应忽略对东坡的相关文字进行深入分析。

当前，对苏轼与“说诨话”之研讨未见有专人耕耘，依循可查阅的相关成果，前贤主要集中探讨与东坡“说诨话”有关的话本或著作孔凡礼先生的《艾子是苏轼的作品》一文指出《艾子杂说》确系东坡所作，其内容全是一位古人肆诹的诨笑话和趣闻轶事，即《艾子杂说》是苏轼所作的“说诨话”专书。

程毅中先生《宋人说诨话与〈问答录〉——〈宋元小说研究〉订补之二》一文旨在分析文本内容及特征，明确宋代通俗小说集《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答》是宋代一个以东坡佛印为主的专题诨话集，该书虽旧题苏轼撰，当为伪托无疑，从该书可以略窥东坡与“说诨话”之关系，其中提及东坡与佛印嘲戏等事，可作为辨析该话本具有“说诨话”之特性的佐证材料。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系统研讨苏轼与“说诨话”之文化现象，继续深入挖掘相关的文字记述是有必要的，这对于全面认识与研究苏轼，探究宋代通俗文学创作等方面颇有助益一、笑对生活，啸傲人生：东坡的“诨话”与笑谈故事中的东坡

在流衍的宋人笔记所载之谐谑趣谈和现存苏轼诗文中，搜集出苏轼与“说诨话”有关之文字数十则，其与友人、门人的笑谈趣语中处处可见“说诨话”的影子，东坡不仅是“说诨话”的主体，而且是文人笔下戏谑笑谈故事中的主人公。

苏轼是“诨话”的接受、改编和传播者，其“有为而作”，不仅有简短精粹的单篇“诨话”创作，更有“专著”传世追索苏轼与友朋日常生活交往之“说诨话”材料，可分为四个部分：其一，与王安石有关的笑谈趣语；其二，与刘攽有关的笑话“段子”；其三，与钱穆父、黄庭坚诸师友有关的笑谈；其四，与其创作或与自身有密切关联的著述，诸如《问答录》《苏黄滑稽录》（已佚）和《艾子杂说》。

这些文献资料揭橥谈笑谐谑浸漫在东坡日常生活中，已成为研究东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东坡与亲友之间的日常谈笑东坡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在学术理念上亦有分歧，但这些并未妨碍宋代历史上两位文坛巨擘的相互推扬和敬重。

苏、王二人的私谊及政见异同值得深入探求，论题所限，在此只讨论文献所载与苏、王有关的趣闻笑谈王安石执政，著《三经新义》和《字说》，其所持论往往成为东坡和朋友们嘲谑的对象，《高斋漫录》《鹤林玉露》《调谑编》均载。

譬如：东坡闻荆公《字说》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举“坡”字问荆公曰：“何义？”荆公曰：“‘坡’者土之皮”东坡曰：“然则‘滑’亦水之骨乎？”荆公默然荆公又问曰：“鸠字从九鸟亦有证乎？”东坡曰：“《诗》云：鳲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爷和娘，恰是九个。

”荆公欣然而听，久之，始悟其谑也对于东坡风趣幽默的笑语趣谈，结合当时的政治生态及东坡的政治遭遇，岳柯在《桯史》中曾认为东坡因笑谈而贾祸联系东坡在元祐间因戏语引起洛、蜀争端之事，因嬉笑而成仇敌、笑谈贾祸，固然值得引以为戒，但就苏、王私交而言，政见不同、学术观点的分歧，并没有影响宋代政坛文坛两位巨人的相互称誉和交往私谊。

当然，交往过程中，依然会有精彩的“故事”发生，《后山谈丛》多有所记宋代文献中有关王安石及其新法的笑话，可以组成“说诨话”系统的“王安石系列”东坡与王安石相关的笑话是比较“出彩”的几例与之相类的是宋代“说诨话”中的“刘攽系列”。

《高斋漫录》载苏轼称刘攽为“滑稽之雄”，刘攽为人博学多识，趣谈诨语，因时因人因事，触处皆发，多且自创，幽默敏捷如东坡，亦不免为其戏谑据《画墁录》所载，其中所谓“造语”，是刘攽自己创作的笑话趣语现实生活的丰富刺激，使得刘攽时有创作诨话的冲动。

《道山清话》载：“刘贡父言：每见介甫《字说》，便待打诨”东坡与刘攽交谊深厚，情趣相投，日常交往会触发创作诨话的契机和冲动，使得现实生活灵动而丰富据陈师道《后山谈丛》载：世以癞疾鼻陷为死证，刘贡父晚有此疾，又尝坐和苏子瞻诗罚金。

元祐中，同为从官，贡父曰：“前于曹州，有盗夜入人家，室无物，但有书数卷尔盗忌空还，取一卷而去，乃举子所著五七言也就库家质之，主人喜事，好其诗不舍手明日盗败，吏取其书，主人赂吏而私录之，吏督之急，且问其故，曰：‘吾爱其语，将和之也。

’吏曰：‘贼诗不中和也’”子瞻亦曰：“少壮读书，颇知故事孔子尝出，颜、仲二子行而过市，而卒遇其师，子路趫捷，跃而升木，颜渊懦缓，顾无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经幢避之，所谓‘石幢子’者既去，市人以贤者所至，不可复以故名，遂共谓‘避孔塔’。

”坐者绝倒《东皋杂录》录载有东坡嘲谑吕微仲的故事，亦载于《高斋漫录》《调谑编》，字面稍异日常笑谈，往往即兴而发，在自然而然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可窥苏轼一代文豪之生活情趣东坡与门弟子如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师友之间亦多有笑谈谐谑，其中与黄庭坚趣闻最多，时人曾据以编辑《苏黄滑稽录》，该书虽已散佚，但据之可知苏、黄生活意趣之一斑。

现存留文献中，亦可觇一二据《独醒杂志》载：东坡尝与山谷论书，东坡曰：“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虾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米芾痴迷奇石、书画，世人称其“米颠”“石颠”，苏、米交往，多有笑谈。

据赵令畤《侯鲭录》：东坡在维扬，一日设客十余人，皆一时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芾为颠，愿质之！”东坡曰：“吾从众！”坐客大笑东坡的乐天性格，其日常生活中充溢着天才智慧的滑稽幽默，自有一种诱人的魅力，由是之故，陈师道《后山谈丛》、李廌《师友谈记》对东坡的笑谈和笑谈中的东坡时有载记。

（二）兼备众体的东坡“诨话”创作目相关文献，东坡不仅说“诨话”，创作诨话，而且其所作诨话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东坡所创作文字中，还有所谓“唱诨”，其一为《减字木兰花》，词序云：秘阁《古笑林》云：晋元帝生子，宴百官，赐束帛。

殷羡谢曰：“臣等无功受赏”帝曰：“此事岂容卿有功乎？”同舍每以为笑余过吴兴，而李公择适生子，三日会客求歌辞，乃为作此戏之举坐皆绝倒其辞曰：维熊佳梦，释氏老君亲抱送壮气横秋，未满三朝已食牛犀钱玉果，利市平分沾四座。

多谢无功，此事如何著得侬？张志烈先生认为，联系苏诗“山林等忧患，轩冕亦戏剧”“东坡这首词，在戏谑中也是深藏禅意的”苏轼诗文辞赋之魅力，往往读者各见其美探寻东坡与“说诨话”之轨迹，由说诨到唱诨，还可寻踪及东坡之“花判”。

何谓“花判”，简言之即用游戏滑稽笔墨写作的判词，宋洪迈《容斋随笔·唐书判》曰：“唐人判语必骈俪，今所传《龙筋凤髓判》及《白乐天集·甲乙判》是也……世俗喜道琐屑遗事，参以滑稽，目为花判”文献记载人们熟知的东坡“花判”有二。

其一为《渑水燕谈录》《侯鲭录》所载东坡在杭州通判任上判歌妓从良轶事，其二为《北窗琐语》中所载东坡在知杭州任上判灵隐寺僧了然杀人案其一：苏子瞻通判钱塘，尝权领郡事；新太守将至，有妓陈状，以年老乞出籍从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

”有周生者，色艺为一郡之最，闻之亦陈状乞嫁公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诚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其敏捷善谑如此判歌妓从良之判词，《渑水燕谈录》赞其“敏捷善谑如此”，而判了然一案，更因其轰动性、戏剧性以及东坡效应诸因素，在此后的传播中，入唱诨，入小说，为人熟知。

不仅有大量散见于宋人笔记文献的有关东坡“说诨话”资料流布，而且有相关的“专著”流传人们熟知的有《问答录》《苏黄滑稽录》和《艾子杂说》限于篇幅，略加论列在研究宋代说话方面，《问答录》曾引起广泛关注，因为无论研究“说参请”，抑或“合生”“商谜”，以至于“说诨话”都要提及《问答录》。

《问答录》全称为《东坡居士佛印禅师问答录》，关于该书的性质，笔者赞同程毅中先生的观点程先生在《宋人说诨话与〈问答录〉——〈宋元小说〉订补之二》中认为“说诨话应该是说话的一家，现存的《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答》一书应是说诨话的底本”。

“《问答录》则是现存宋代的一个综合性的说诨话话本，包含了小说、商谜、合生、说参请等各种成分，虽然情节简单，但其有很可贵的文献价值资料，值得重视”如前所论，研究宋代的“说诨话”，依据现有资料，可以有“王荆公系列”“刘贡父系列”，更可以有“苏东坡系列”，而程毅中先生就认为“《问答录》实际上就是宋代一个以东坡佛印为主的专题诨话集”。

该书虽旧题苏轼撰，当为伪托无疑但从该书可以略窥东坡与“说诨话”之关系言及东坡与“说诨话”，也应该提及《苏黄滑稽录》杨万里《跋苏黄滑稽录》认为“此东坡山谷礼闱中试笔滑稽也”由之推衍，在南宋，《苏黄滑稽录》仍在坊间流行，是为“说诨话”之“苏黄系列”。

在这三部专书中，保存至今且确为东坡所著者为《艾子杂说》论及该书的笑话专集的性质，鲁迅先生即将该书与《笑林》等书相提并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认为“《隋志》又有《笑林》三卷”“实世说之一体，亦后来俳谐文字之权舆也”。

“《笑林》之后，不乏继作”“大抵或取子史旧文，或拾同时琐事，殊不见新意”“惟托名东坡之《艾子杂说》稍卓特，顾往往嘲讽世情，讥刺时病，又异于《笑林》之无所为而作矣”认为《艾子杂说》为伪托者还有林语堂先生，其《苏东坡传》附录二《参考书目及资料来源》其六“伪托书”曰：“不过《艾子杂说》颇值得一读，内容全是一位古人四周的诨笑话和趣闻轶事。

”但依据孔凡礼、朱靖华和曾枣庄诸先生的论证，《艾子杂说》确系东坡所作为本文论述之便，引述孔凡礼先生论证要点如下孔先生于1985年在《文学遗产》第3期上发表了《艾子是苏轼的作品》一文其基本观点见于他点校整理的《苏轼文集》中《苏轼佚文汇编》卷七《艾子杂说》第一条校语。

据此，揭橥两点信息：其一，《艾子杂说》为苏轼所作；其二，《艾子杂说》为寓言体，内容全是一位古人肆意走访、收集的诨笑话和趣闻轶事简言之，《艾子杂说》是苏轼所作的“说诨话”专书《艾子杂说》与《苏轼文集》卷七十三《桃符艾人语》《螺蚌相语》《记道人戏语》绝相类。

《艾子》其中一则及吕梁、彭门，为苏轼为官之地凡此，亦可为《艾子》出于苏轼之佐证在此撷取该书片段，以资说明《艾子杂说》作为笑谈谐语的“说诨话”特征：齐地多寒，春深未莩甲方立春，有村老挈苜蓿一筐，以馈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尝，乃先以荐。

”艾子喜曰：“烦汝致新然我享之后，次及何人？”曰：“献公罢，即刈以喂驴也”艾子行，出邯郸道上，见二媪相与让路一曰：“媪几岁？”曰：“七十”问者曰：“我六十九然则，明年当与尔同岁矣”这一系列与艾子有关的笑话故事组成了《艾子杂说》，搜集与东坡有关的诙谐幽默故事，应是一部具有诱人魅力的“东坡笑林”。

由于东坡喜谑善谑，有大量的笑谈雅谑流传，所以在元祐期间，东坡已成为宫廷谐剧演出的戏剧人物据李廌《师友谈记》所载：东坡先生近令门人作《人不易物赋》，物为一人重轻也或戏作一联曰：“伏其几而袭其裳，岂为孔子；学其书而戴其帽，未是苏公。

”士大夫近年效东坡桶高檐短帽，名曰“子瞻样”廌因言之公笑曰：“近扈从燕醴泉观，优人以相与自夸文章为戏者，一优丁仙现者曰：‘吾之文章，汝辈不可及也’众优曰：‘何也？’曰：‘汝不见吾头上子瞻乎？’上为解颜，顾公久之。

”也正由于东坡善谑喜谑，再加上东坡声誉所致，其诙谐笑谈流传甚广，竟然产生了“副作用”据《耆旧续闻》，文中“宋氏诸子不肯出，谓东坡滑稽，万一摘数语作诨话，天下传为口实矣”诸语，更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东坡之“作诨话”已闻名一时。

概而言之，大量资料证明，探讨东坡与说诨话之关系，可以见出，东坡是诨话笑谈的传播者，其寻常谈谐，常谓某“记得一小话子”，或谓某朝如何如何其与友朋相处，由于刘贡父、黄庭坚、米芾等人情趣相投，诙谐谈笑中，往往妙趣横生，触发新创欲望，一语惊人，令人绝倒。

有鉴于笑语谐谈的特殊魅力，东坡时有谐谈类文字创作，有些借时人载记流传，有些散见于东坡著述，《东坡志林》《仇池笔记》均有所载更为引人的是诸如《问答录》《苏黄滑稽录》《艾子杂说》等专书的流布，使得大凡关注宋代“说诨话”研究的学者，绝不会忽略苏东坡。

更何况涉及东坡的“诨话”形式多样，涉及“说诨”“唱诨”“花判”种种因此，苏轼与“说诨话”值得深入探讨二、文化熏染，乐天个性：东坡“说诨话”之内外因素探析（一）宋代说唱技艺之盛行有宋一代，说唱艺术发达，“说诨话”是一门受社会各阶层普遍欢迎的艺术种类，“说诨话”很早在宋代瓦子勾栏演出。

据《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技艺》记载，“说诨话”在北宋京城“不以风雨寒暑”，常年在勾栏瓦舍演出；重要的节日，“说诨话”更是必不可少的表演技艺，《东京梦华录》卷八《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所载“百戏”中亦有“说诨话”。

由于“说诨话”贴近生活、诙谐有趣、引人发笑、令人愉悦的特色，相关艺人的讲说表演遍及君王宫廷、大臣府邸、市井瓦舍，且源远流长，宋人马令所著《南唐书·谈谐传序》曰：呜呼！谈谐之说，其来尚矣秦汉之滑稽，后世因为谈谐而为之者。

多出乎乐工、优人，其廓人主之褊心，讥当时之弊政必先顺其所好，以攻其所蔽虽非君子之事，有足书者，作《谈谐传》宫廷的谈谐表演，主要是以“怡悦天颜”，据《新唐书·元结传》：“谐官，诨臣，怡愉天颜”前朝如此，宋人承袭，宋人笔记多处记载有关艺人在宫廷的戏谑表演，兹据《优语集》所载，迻录数则如下：。

宋人朱彧《萍洲可谈》卷三：“伶人对御作俳”；“会浙东大水，伶官对御作俳”洪迈《夷坚志》支乙“伶者对御为戏”；董弇《闲燕长谈》“会大宴，伶官为优戏”；周密《齐东野语》“一日，内宴，教坊进伎”；龚明之《中吴纪闻》卷六“一日，内宴，诨人因以讽之”；周辉《清波杂志》卷六“宣和间，钧天乐部焦德者，以谐谑被遇，时借以讽谏”。

任二北先生在《优语集》中提到：“以龚说为杂剧，以周说为优谏，足见此等传说，通过文人笔下，遂多出入”翻检比较王国维先生《优语录》和任二北先生《优语集》，再参阅相关文献资料及研究论著，可发现同一文献资料，此说为“杂剧”、彼说为“忧谏”的现象所在多有。

何故？主要是因为诙谐笑谈的“说诨话”短小精炼、灵活多变，可以一人谈谐，亦可两人装演因是之故，长篇说部中有笑谈，戏曲戏剧中更多“插科打诨”独立出来，它们可以成为“说诨话”；融入其他技艺的表演，也成为出彩的亮点之一。

所以后世辑录的诨话笑谈，或独立成篇，或摘自艺人表演之引人片段正由于谐谑笑谈的“说诨话”具有愉悦心神的作用，优秀艺人常被选派到宫廷演出，世风浸染，皇帝与权臣偶或自娱自乐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载：宣和间，徽宗与蔡攸辈在禁中自为优戏。

上作参军，趋出攸戏上曰：“陛下好个神宗皇帝！”上以杖鞭之，曰：“你也好个司马丞相！”在宋代，由于“说诨话”表演的即兴、喜庆、愉悦的功能，宰相新拜，“说诨话”艺人出演助兴几成“惯例”范公偁《过庭录》载：元祐间，伶人丁缐见教坊长，以谐俳称。

宰相新拜，教坊长副庭参，即事打一俳谐之语，赐绢五匹，盖故事也流风所及，宋代士大夫之间谐笑相娱已是寻常生活状态当然，作为职业艺人，也往往借谐谑以讽世情，是为“优谏”叶梦得《避暑录话》卷四载：丁仙现自言及见前朝老乐工，间有优诨，及人所不敢言者。

不徒为谐谑，往往因以达下情谈谐讽谏的“优谏”传统在有宋一代持续发展，正如南宋张炎《蝶恋花》（末色褚仲良写真）所言“诨砌随机开笑口，筵前戏谏从来有”仇远《稗史》《志忠门》记载了宋末元初一位金姓艺人的一则“诨戏”，悠久的“优谏”传统，当代社会各阶层的喜尚，是博学的东坡爱好诨话、参与诨话创作的重要因素，此为其一。

（二）蜀地优游娱乐之风东坡生活的巴蜀大地富含幽默乐天的文化因子，给予东坡以深远的影响蜀地乐观诙谐的习尚浸润着休闲文化，岳柯《桯史》卷十三载：“蜀伶多能文，俳语率杂以经史，凡制帅幕府之宴，皆用之”周密《齐东野语》亦载：“蜀优尤能涉猎古经，援引经史，以佐口吻资笑谈。

”而这些具有蜀地乐天幽默的娱乐性的优伶歌妓，在宋平蜀之后，多归于宫廷教坊，影响甚著《宋史》卷一四二载：宋初循旧制，制教坊凡四部其后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乐工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

余藩臣所贡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言及蜀地优游娱乐之风，庄绰《鸡肋编》卷上有颇为生动的记述：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使宅后圃，名西园，春时纵人行乐初开园日，酒坊两户各求优人之善者，较艺于府会。

以骰子置于盒子中撼之，视数多者得先，谓之“撼雷”自旦至暮，唯杂剧一色坐于阅武场，环厅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櫈，庶民百姓男左女右，立于其上如山每诨一笑，需筵中哄堂，众庶皆噱者，始以青红小旗，各插于垫上为记。

至晚，较旗多者为胜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为数也当然也会有论者提出疑问，蜀地乐天习尚并非一定会影响到每一位巴蜀人，具体到东坡是否有可寻之迹？全面论述巴蜀文化对苏轼的影响或者论述苏轼对于巴蜀文化的贡献，已有诸多学人关注。

限于本文主旨，仅着眼于蜀地诙谐笑谈乐天文化因子对苏轼的影响《高斋漫录》《曲洧旧闻》均曾载东坡请钱穆父、刘贡父食毳饭故事，后者记述较详东坡与友朋之间的此类笑谈流传一时，但细加究索，东坡利用了蜀地流传较广的一则笑话，《类苑》引《魏王语录》云：。

文潞公说，顷年进士郭震、任介皆西蜀豪逸之士一日，郭致简于任曰：“来日请食皛饭”任不晓厥旨，但如约以往具饭一盂，萝菔、盐各一盘，余更无别物任曰：“何者为皛饭？”郭曰：“饭白、萝菔白、盐白，岂不是皛饭？”任更不复校，食之而退。

任一日致简于郭曰：“来日请食毳饭”郭亦不晓，如约以往迨过日午，迄无一物郭问之，任答曰：“昨日已上闻，饭也毛（音模），芦菔也毛，盐也毛，只此便是毳饭”郭大噱蜀人至今为口谈东坡在不同场合承袭了蜀中豪士郭震、任介之趣事，诚所谓“蜀人至今为口谈”，东坡之为蜀人，其承继蜀风明矣。

东坡文集中的相关文字对于郭震、任介，曾特别予以关注，《记郭震诗》载：蜀人任介、郭震、李畋，皆博学能诗，晓音律相与为莫逆之交放荡不羁，礼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识过人同书尚有《书蜀僧诗》之类，现存资料说明，巴蜀文化对于东坡的影响极其深远，其诙谐笑谈趣尚，直接受到家乡文化的熏染。

（三）幽默乐天之个性东坡所特有的幽默诙谐性格是其内因，论及东坡的幽默诙谐性格，一般论者会引述《避暑录话》中的这一段记述：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畦。

有不能谈者，则强之使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后去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其家子弟尝为予言之如此也并且据此认为东坡之谈神说鬼、诙谐放荡是东坡面对困境的解脱超越之道，实际上，东坡之“谈谐放荡”不惟在“黄州及岭南”，在元祐间亦是如此，杨万里《跋苏黄滑稽录》即曰：“此东坡山谷礼闱中试笔滑稽也。

”有关文献资料表明，对于东坡而言，由于性格喜好使然，不仅在黄州、岭海，喜人聚谈驱遣寂寞时光，寻常仕宦岁月，也惯以谈谐放旷笑傲人生相关资料亦可证明，东坡题跋中《书鬼仙诗》载记“鬼仙”诗八首，因东坡所录“此一卷皆仙鬼作或梦中所作”，故屠友祥《东坡题跋校注》引清刘玉书《常谈》卷一谓东坡“以鬼自晦者也”；又引《王直方诗话》云：。

张文潜见坡、谷论说鬼诗，忽曰：旧时鬼作人语，如今人作鬼语二公大笑东坡与多位友人和门人皆好谈谐，共同的喜好给仕宦生涯的休闲生活带来无穷趣味，《北窗炙踝》亦有所载，在诗文书画之切磋，政见世态之交流之外，趣谈谐语多由此出。

黄庭坚慨叹：“东坡居士……虽谑弄皆有义味，真神仙中人此岂与今世翰墨之士争衡哉！”东坡一生，才高学富，性情所趋，常以幽默诙谐之大智慧笑对人世，故友朋及后人欣赏其“虽谑弄皆有义味”，“善嘲谑”、“好戏谑”、“善戏谑”且“多雅谑”。

东坡之“好戏谑”乃性格使然，东坡之“善嘲谑”“善戏谑”，敏才捷学令人叹服，而其“多雅谑”之评判，则是对其以诨话原创和人格魅力对于“说诨话”技艺提升的赞许和肯定由是之故，探寻东坡与“说诨话”之关联，其诙谐幽默之个性是内在因素。

三、笑语解颐，源远流长：东坡“说诨话”之社会功能及文化内涵《笑林》《解颐》一脉源远流长，论其源流，郭子章《谐语序》曰：“夫谐之于六语，无谓矣，顾《诗》有善谑之章，《语》有莞尔之戏，《史记》传列《滑稽》，《雕龙》目著《谐隐》，邯郸《笑林》，松玢《解颐》，则亦有不可废者。

”冰华居士（潘之恒）《谐史引》亦曰：“善乎李君实先生之言曰：‘孔父大圣，不废莞尔；武公神畏，犹资善谑’仁义素张，何妨一弛；郁陶不开，非以涤性唯达者坐空万象，恣玩太虚，深不隐机，浅不触的；犹夫竹林森峙，外直中通，清风忽来，枝叶披亚，有无穷之笑焉，岂复有禁哉！”。

回顾研味文学史上诙谐滑稽、笑谈解颐一脉的发展线索自《诗经》《论语》始，“善谑之章”“莞尔之戏”谐和人情；阅《滑稽》传、《谐隐》篇，知笑谈谐谑有益社会人生；《笑林》《解颐》以降，则知笑话一体，多达者所创，智者之言。

东坡之作，沿革有自，达者之言，有无穷滋味东坡之后，门人友朋文集载记其笑谈者有黄庭坚、张耒、李廌、晁补之、陈师道等人，根据《冷斋夜话》《后山谈丛》《师友谈记》的相关记载可以发现极有价值的资料仿效东坡者，有《艾子后语》；收编东坡笑谈者，则有《调谐编》《拊掌录》《古今笑史》诸书，冯梦龙曾被友人奉为“笑宗”，然其《古今笑史》收录有关东坡笑料者，多达二十余篇，由此可以概见东坡在《笑林》一脉笑话一体的影响。

试循前人余绪，结合东坡所作，略论“说诨话”之功能及文化内蕴（一）自娱娱人，彰显个人魅力多数论者言及谐谑笑谈类著述的作用，例如：梅之埙《谭概论》：“士君子得志则见诸行事；不得志则托诸空言”咄咄夫《一夕话序》：“从无可消遣中觅一消遣法。

”掀髯叟《笑林广记序》：“有激乎其中，而聊借玩世”独逸窝退士《笑笑录自序》：“事类抄胥，贤犹博弈，知不足博大雅一粲，亦仍以供我之祛愁排闷而已”赵南星《笑赞题词》：“书传之所记，目前之所见，不乏可笑者世所传笑谈，乃其影子耳。

时或忆及，为之解颐，此孤居无聊之一助也”于是，“爰集十种话，聊破一夕颜”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当代论者论及苏轼的诙谐笑谈，多重东坡谪居黄州、岭南时谈神说鬼之记载，意谓东坡谈谑放浪，亦在“祛愁排闷”东坡之为东坡，在于他不仅深谙谐谑笑谈在人生困境谪居无聊时的助益，而且更认识到笑谈怡人悦性的自娱娱人功用。

在现实生活中，在东坡的仕宦岁月里，东坡“好戏谑”“善嘲谑”“多雅谑”，与亲友僚属幽默诙谐言谈之间，显友情，具温情，见亲情，露真情探讨东坡所讲所著笑话长期流传的原因，还在于东坡的笑谈谐谑具有深层历史文化意蕴，往往令人一笑之后，思索其深层蕴含。

诚如梅之埙《叙谈概》所言，能够“罗古今于掌上，寄《春秋》于笔端”固属高致，而能使读者“以子之谭，概子之所未谭”，探究寻味，意蕴深切东坡《仇池笔记》下《广利王召》所载东坡以醉梦中自己到处被鳖相公厮坏自嘲，而其背后暗寓的是其被贬海南的艰险处境：。

东坡至儋耳，军使张中请馆于行衙，又别饰官舍，为安居计朝廷命湖南提举常平董必者察访广西，遣使过海，逐出之中坐黜死雷州监司悉镌职遂买地筑室，为屋五间——故诗有“旧居无一席，逐客犹遭屏”句“鳖相公”喻指董必，“鳖”“必”谐音。

他如《桃符艾人语》：桃符仰视艾人而骂曰：“汝何等草芥，辄居我上！”艾人俯而应曰：“汝已半截入土，犹争高下乎？”桃符怒，往复纷然不已门神解之曰：“吾辈不肖，方傍人门户，何暇争闲气耶！”阅《桃符艾人语》，首先让人联想到宋代新旧党争、元祐党争，其中都不免文人的意气用事之处。

东坡反思党争，此其一；进一步探究，门之不存，艾人桃符安存？然门神亦曰“傍人门户”，则其“人”所指，概可想见这则笑谈写出了东坡晚年对于人生意义的深层思考，是其独立人格精神的显现再如东坡海南随笔所记，面对贬逐流放荒远之地，东坡于“凄然伤之”之后，为之“一笑”。

人谓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东坡在儋耳能够迅速摆脱贬所困境的困扰，展现了他超拔坚韧的人格魅力见微知著，从中可以看到东坡一生不断地思考人生战胜自我的精神历程东坡追求超然物外、超然得失荣辱、超然艰难困苦，甚至超然生死，在东坡晚年这颇具自嘲意味的粲然一笑中，让人高山仰止。

（二）“以笑医愚，以笑疗腐，以笑醒世”之社会功能综览东坡之笑话谐谈，可以窥见东坡相关文字的丰富内涵，可以领略其笑话多元的文化因子，如郭子章《谐语序》所谓“口谐倡辩”“谈言微中”；赵南星《笑赞题词》所谓“可以谈名理，可以通世故，染翰舒文者，能知其解，其为机锋之助，良非浅鲜”，可谓怡情悦性，医愚疗疾，疗腐警世，自嘲醒世。

限于篇幅，仅举显例读《古今笑史》，偏爱冯梦龙的评、批文字《古今笑史》之《荒唐部》收东坡《三老人》夸年寿荒诞语，冯氏评曰：“于今知有坡仙，不知有三老人姓名，虽谓三老人夭而坡仙寿可也”冯氏认为东坡之笑谈有“医愚”“疗腐”之措意。

言及笑谈有“疗腐”之用，往往使人忆及在司马光葬仪上东坡与洛党“因嬉笑而成仇敌”一桩公案，而实际上东坡之意乃在于厌烦程颐执守“于是日哭则不歌”的迂腐之论，故以俗语讥笑之揆诸史料记载，程颐之迂腐，已广为人知，沈作喆《寓简》卷十所载，可知东坡“疗腐”之用心，其文曰：。

程氏之学自有佳处，至椎鲁不学之人，窜迹其中，状类有德者，其实土木偶也，而盗一时之名……刘元城器之言，哲宗皇帝尝因春日经筵讲罢，移坐一小轩中，赐茶，自起折一枝柳程颐为说书，遽起谏曰：“方春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

”哲宗色不平，因掷弃之温公（司马光）闻之不乐，谓门人曰：“使人主不欲亲近儒生者，正为此等人也”叹息久之然则非特东坡不与，虽温公亦不与也石成金撰《笑得好》，其在《笑得好》初集书首写道：“人以笑话为笑，我以笑话醒人。

虽然游戏三昧，可称度世金针”以笑医愚，以笑疗腐，以笑醒世，以游戏三昧为度世金针，坡公得之探讨东坡以及历代谐谑笑谈的作用，不能不论及传统笑话的特有魅力李贽撰《山中一夕话》，三台山人《山中一夕话序》曰：窃思人生世间，与之庄严危论，则听者寥寥；与之谑浪诙谐，则欢声满座。

是笑徵话之圣，而话实笑之君也先生名书，是谓是欤！冯梦龙编纂《谭概》，后易名为《古今笑史》大行于世，李渔《古今笑史序》感慨：同一书也，始名《谭概》，而问者寥寥，易名《古今笑》，而雅俗并嗜，购之唯恨不早，是人情畏谈而喜笑也明矣。

不投以所喜，悬之国门，奚裨乎？是亦有助于我们理解东坡正言立朝，危言高论之外，著述《艾子》，且杂著之中，多记可笑之人，可笑之事；闲暇之日，指点尘世人生，谑浪笑傲，欢声盈耳之原委余论在探讨总结东坡与“说诨话”之关联以及在俗文学创作方面的贡献时，首先肯定东坡在“说诨话”方面的贡献。

如前所述，东坡由于受戏谑谈笑的时代风尚影响、地域文化熏染、个人爱好诸原委，喜好谈谐放浪，笑谈迭出，具体表现为讲述前朝及当朝笑谈，与友朋亲旧交游，随机随性而发，往往令人捧腹东坡不仅善于采录前朝掌故中可笑之人可笑之事，而且由于现实生活引发，即兴创作笑话。

更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东坡文集中，不仅可以时时看到散见于文集的笑谈，更可见到东坡的笑话集《艾子杂说》，所以研究宋代的“说诨话”，绝对不应忽略对于东坡的相关文字深入综合研讨进一步讲，由东坡与“说诨话”这个话题，强调指出，东坡与宋代说唱文学之关联应该加强研究，因为一提起宋代的“讲史”之“说三分”，人们必然会提及东坡《记王彭论曹刘之泽》，而论及“说参请”“说诨经”，则必提及与东坡有关联的《东坡居士佛印禅师问答录》，这是“现今流传的唯一的说参请话本”；也必会论及东坡与歌妓琴操的问答故事。

对于这一故事，程千帆先生说：“这是宋人记录的一个说参请样本它或许是说话人编造的，或许苏轼和琴操真有过这段问答但无论如何，这乃是属于说参请的基本样式”探索宋代的行令、合生、商谜等说唱技艺，宋人所载与东坡相关的以下两节文字当不应忽略。

《鸡肋编》载：苏公尝会孙贲公素孙畏内殊甚有官妓善商谜，苏即云：“蒯通劝韩信反，韩信不肯反”其人思久之，曰：“未知中否？然不敢道”孙迫之使言，乃曰：“此怕负汉也”苏大喜，厚赏之黄鲁直在众会作一酒令云：“虱去乙为，添几却为风。

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座客莫能答他日，人以告东坡，坡应声曰：“江去水为工，添丝即为红红旗开向日，白马骤迎风”虽创意为妙，而敏捷过之至于从笔记小说、传奇志怪角度观照，相关研究亦可拓展正如褚人获《坚瓠集》所言：“袁伯修云：苏子瞻前身为五祖戒，后身为径山果。

董遐周云：子瞻辛巳岁没，而妙喜实以己巳生岂先十余年子瞻已托识他所耶？总是一个大苏，沙门扯他做妙喜老人道家又道渠是奎宿《长公外纪》云：在宋为苏轼逆数前十三世在汉为邹阳子瞻入寿星寺，语客曰：某前是此寺僧山下至忏堂，有九十二级。

其薨也吾郡莫君蒙复有紫府押衙之梦余戏为语曰：大苏死去忙不彻三教九流都扯拽纵好事者为之亦词场佳话也”要之，有宋一代，说唱艺术的发达，使以“说诨话”为代表的艺术样式，成为受社会各阶层普遍欢迎的艺术种类，其借由戏谑嘲弄的内容，通俗易懂的形式，迎合了大众的审美需求和娱乐心理，苏轼的“诨话”也正受此种社会文化风尚之熏染而产生。

苏轼与亲友之间的笑谈，以及包括“说诨”“唱诨”“花判”在内形式多样的“诨话”类别，亦成为宋代通俗文学创作之“养料”因东坡善谑喜谑，加之东坡声誉所致，其诙谐笑谈流传甚广，亦更具传播力与影响力，正如《耆旧续闻》所载，“宋氏诸子不肯出，谓东坡滑稽，万一摘数语作诨话，天下传为口实矣”诸语，说明苏轼“作诨话”已闻名一时。

故而，东坡的“诨话”系列与宋代通俗文学呈相辅相成之态东坡之后，门人友朋文集载记其笑谈，仿效东坡者，有《艾子后语》，收编东坡笑谈者，则有《调谐编》《拊掌录》《古今笑史》诸书而《问答录》《苏黄滑稽录》《艾子杂说》等专书的流布，可作为研讨宋代通俗文学之“窗口”。

尤以《问答录》为典型，其中，苏轼与佛印之间的对答笑谈，则多成为后世通俗文学创作之素材，由苏轼、佛印交往为主题的创作，在宋、元、明戏曲小说中经历了一系列流传与演变，而对于这一论题，则尚有可继续深入挖掘之空间。

作者简介：庆振轩，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欣媛，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文//来自于《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01期。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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