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教师，著有《为70年代小说拼图》《历史与当下的对话》;~ 近期好书 好物 推荐 ~

 

转载：现当代文学通讯

+ + + + + + + + + + + 作者简介李雪，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教师，著有《为70年代小说拼图》《历史与当下的对话》；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省级项目多项；曾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第七届辽宁文艺评论奖等。

本文原刊《文艺争鸣》2019年12月号，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2020年第5期全文转载，感谢作者授权转载！+ + + + + 引言年谱在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中广为治学者所编、所用，自古至今年谱的编写方法在沿袭的基础上亦有所发展。

随着当代文学的发展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趋势，为当代作家编写年谱被一再提及，并引发了一些讨论：应该为哪些作家编写年谱；如何为当代作家，尤其是活跃于当下文坛的50后、60后作家编写年谱；资料如何获得、选取，体例应该怎样。

甚至将尚未被充分“经典化”的作家尽早“年谱化”是否合适或许都不会达成共识毕竟年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稳定，而当代作家正处在不断被“历史化”的过程中，过早的沉淀可能会带来被简化、固化的风险实际上，在当代作家年谱的编写尚未形成一套适合自己的规则时，一批关于当代作家的年谱已然出现。

除了已故且距今有一段时间的老作家柳青、高晓声，50后的路遥和王小波、去世不久的陈忠实、健在的30后作家王蒙等皆有了自己的年谱；早在2012年《东吴学术》杂志已经开始有计划地逐步刊发50后、60后作家的文学年谱，包括贾平凹、莫言、阿来、阎连科、刘震云、铁凝、林白、张炜、余华、苏童等。

这些年谱粗看不过是作家生活史与创作史的结合，记述个人信息与文学成绩，细看却体例不同、内容各有侧重这种不同也引起了研究者对如何编写当代作家年谱的讨论而在笔者看来，在讨论如何做年谱之前，需要明确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在当下为当代作家做年谱。

一 陈思和在给《年谱丛书》作序时说：“编制年谱，功在三个方面：一是详细考订谱主家世背景、个人遭际、思想著述、亲友关系等史料；二是对于谱主经历的历史事件的深入探究；三是对其人其书的整体研究的推进。

”（1）这基本概括了古今理想年谱的功用，但对这几点年谱却往往不能兼顾单以当代作家为例，看似编写者离谱主近，更容易获得资料，更便于考证，实际受限颇多一方面，当代作家的前期资料储备不足，尤其是健在作家，他们的太多个人资料尚未公开；另一方面，囿于私人关系、文坛是非、人情、道德与法律责任，当下也不便于披露与追究。

同时，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手稿、日记、书信等传统的纸质材料明显少于前代作家，以后作家、编辑、批评家恐怕要有意识地保留相关的电子邮件和微信内容了在此种情况下，目前出现的大部分当代作家年谱其实是少考证、走访、调研、挖掘新史料的依靠二手资料整合、摘取的“资料汇编式”年谱，说当代作家年谱总体上做得比较粗疏也不为过，当然这其中不乏几部令人惊喜之作。

那么，在各方面条件尚不成熟之时，为什么要急于将年谱编写提上日程呢？古代年谱随着时代的变迁早已不限于记述谱主的平生行止、主要功绩和思想迁流，更意识到年谱的作用同时在于通过谱主可以牵引出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风俗，及与谱主相关的诸多人与事，进而可以探讨形成的师承关系、学派源流等。

当代作家年谱在未大量出现之前，其实已有研究者对作家展开了“年谱式”阅读所谓“年谱式”阅读，一方面是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恢复传统的“知人论世”研究方式，充分调动作家的传记资料理解作家，并将作家放在其展开创作的具体历史背景中来讨论，为作家建立起纵向的大文学史和横向的历史现场的关系；另一方面强调梳理作家个人的创作史和生活史，为作家勾勒出一生的轨迹图，进而在琐碎的材料中发现作家的某些关键时刻，比如起点、转折、过渡等，从而通过关键线索发现作家的本质性特点与创作、思想上的变化。

当代文学研究者在进行此种研究时会普遍感到所依凭的材料过少，且材料大部分散落于报刊之中不成体系，出现在他著中的只言片语更不容易被搜集、聚拢，而有效整合、选摘史料，线索清晰，且横向与纵向时间经纬分明的年谱在此时可成为当代文学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工具。

所以，与其说我们为了学科完备在效仿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不如说当代作家年谱目下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就是为当代作家研究、当代文学研究做准备，它目前或许尚不能很好地做到古代某些年谱那种提供品鉴与学术溯源的功能，但它可以做到更为注重史料提供、确证和线索梳理。

这样的话，当代的这种“资料汇编式”年谱看似初级，其实是理想年谱形成的必经阶段——先把公开可见的资料搜集、提取、梳理使其得以被清晰呈现出来，进而不断修正与补充年谱编写者在编纂过程中其实已经意识到年谱的暂时性，有编者在给王小波编写年谱时有意将年谱命名为“王小波年谱初编”。

（2），“初编”二字已然表明了年谱的未完成性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赞赏美国人不惜重金走访、调研获取一手资料的治学方式，但他继而说：“故吾侪今日之于史料，只能以抱残守缺自甘惟既矢志忠实于史，则在此残缺范围内，当竭吾力所能逮，以求备求确，斯今日史学之出发点也。

”（3）当代作家年谱明显的特质是利用公开发表的有限史料力争与传统年谱一样呈现谱主的身世（包括家庭与家族、出生地的地理与文化特点）、教育、阅读与文学资源、交游、创作缘起、写作与发表情况、文学批评与接受情况、获奖与具体参与的文学活动等，作家的访谈、创作谈、回忆性文章、传记、研究资料尽量被穷尽。

但目前因为围绕当代作家的多方发声过少，年谱在记述作家身世、家乡、早年经历等方面基本依凭作家自述，年谱记述作家的童年及青少年阶段时，他人的声音基本是消失的，作家自己的说法具有了唯一性，而作家的讲述多少带有在追忆中建构和修饰的成分。

这同时造成一部年谱往往出现前后分裂的状态，即年谱在记述出生、童年、青少年到成名这一时段时，个人生活的内容相对丰富，表达更为具有文学性、故事性，并且编写者为了彰显这部分内容的史料价值，难以以完全客观的态度讲述，而有意识地勾连作家的早年生活与日后创作的关系；而在作家成名后，去除引述颇多的批评史，仅剩下私人生活隐匿了的作家作品表与文学活动表，事件罗列求全而少细节。

这也是主要靠二手资料编写年谱不可避免的弊端

这里并不是有意批评年谱的编写者，而是提醒当代的特殊性使当代作家年谱自然会与古代作家、现代作家的年谱存有很大不同，或者说，我们再用传下来的年谱知识限定针对当代作家的年谱编写已经变得不合时宜然而，若以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依据为目标，年谱的确应在史料与考证上优于一般性资料汇编。

年谱中应出现新资料、提供新线索，或是将以往被忽视的重要史料强调出来若是以研究工具、帮助理解作家为编纂目的，笔者以为为当代作家做年谱即便在资料受限的情况下至少需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年谱应提供谱主所有作品的篇目，并予以确认。

古代做年谱对此并无要求，有些年谱还会刻意有选择地收录篇目，以体现所选作品的重要性那是因为古代年谱有全集做依托，年谱与诗文相互辅助而当代作家全集尚且不全，作家往往把成名前的作品自行排除在全集和文集之外，年表和作品表又多依靠网络检索获得篇目，实际很多作家早年的作品一直散失于集外。

如王贺所说：“近现代文献之所谓‘辑佚’，多是搜讨在报章杂志发表或见载于某书而未能编入作者文集、全集的单篇文字，观其所谓之‘佚文’，其实只是‘集外文’”（4）年谱恰恰在此时应替作家完成“补遗”的工作而实际情况是年谱编写者过于依赖已有但本身有所遗漏的资料，而缺少主动的对新史料的补充，反倒是作家研究走到了年谱的前面。

近年随着研究者对作家成名前史的填补，作家不常被提及的“训练期”作品也被纳入研究视野比如余华这种看似在当年“横空出世”的先锋作家实际上还有一段先锋前史；贾平凹、陈忠实、路遥、韩少功等跨越两个文学时期的作家在。

20世纪70年代的创作也备受关注然而有些年谱的资料提供却滞后于研究文章，难怪有研究者批评道：“‘韩少功作品目录’与《韩少功文学年谱》，以致出现‘年谱不如选集’的奇怪现象年谱提供的资料线索比作家选集还要少，其参考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5）《韩少功文学年谱》（6）（2012年版）的确介绍了韩少功在70年代的生活、阅读、创作情况，也一一记述了其发表的作品：“这一年（1972年），韩少功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有短篇小说《路》，但未公开发表。

当时还有一些文章发表在没有正式刊号的内部刊物上，比如《汨罗文艺》，岳阳的《工农兵文艺》，等等……一九七四年，开始公开发表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红炉上山》（《湘江文艺》第二期）、短篇小说《一条胖鲤鱼》（《湘江文艺》第三期）、时论《。

“天马”“独往”》（《湘江文艺》（批林批孔增刊）三月号）……”（7）而后编者收录了韩少功在70年代的一系列作品，如《稻草问题》《对台戏》《七月洪峰》等，但并未提及《开刀》（8）《华政委和交通班》《笋妹》《山路》《战俘》及其诗作。

正因为此前的年表、研究资料、文集没有呈现这些材料，年谱才更为需要填补缺失曾对此提出批评的武新军在编写《韩少功年谱》（9）（2017年版）时则填补了遗漏的篇目。恐怕需要进行填补的不只是韩少功的年谱。

廖述务 著武新军、王松峰 著

除此之外，作品的修改、版本、发表情况、编审意见、译介，包括重要作品的写作缘起、创作准备等信息也应该被提供和一一考订第二，年谱需聚焦谱主的细节，尽量对作家进行宏观勾勒与微观描摹的结合，而不是泛泛陈述众所周知的履历，过程、现场，甚至轶事比履历更能接近作家的真相。

对当代作家的研究得以推进也需依靠更多的细节性材料其实很多有意味的细节性材料并不一定需要田野调查才能获取，它们本来存于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有些被编写者在年谱中特意提及或有意强化，则体现了编者对此种材料的重视。

这些材料不仅体现了作家与创作相关的“公事”，更可见作家的情绪、思想、个性在当代作家年谱中，王刚编写的《路遥年谱》和邢小利、邢之美编写的《陈忠实年谱》在材料选取上较为细致当然为这两位作家做谱比为健在作家做谱更为有优势。

像苏童、余华、林白这样的作家，他们的档案、亲友访谈、书信、日记、交游、私人情感等方面极少被披露，而王刚在为路遥做谱时，前面已经有传记、书信、大量的回忆文章做基础，且有路遥纪念馆、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做依靠，年谱中可见路遥的档案资料，甚至有从私人手中获取的手稿，加之编者的走访、采集，年谱中多处详细呈现了谱主公事与私事的来龙去脉。

《陈忠实年谱》的优势则是熟人做谱，陈忠实的很多重要时刻，邢小利都是在场者比如年谱中记述陈忠实在会上谈到柳青，“晚上，打电话给邢小利，问他今天会上的发言合不合适，有没有不妥之处然后说，他只说了他读《创业史》的过程，对《创业史》如何喜爱，没有对柳青和《创业史》进行评价。

邢小利说没有感到不妥，大家反响很好，认为很真诚，也很恰切陈忠实说：‘现在文坛上对《创业史》有争议，我也看过一些，有的是部分否定的，有的甚至是全部否定的我觉得，我读《创业史》的理解和感受，《创业史》对当时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的反映，基本上是真实的。

”（10）这是只有见证者才能提供的材料。《陈忠实年谱》虽然也少有谱主的私人生活，但它注重呈现不同场合中的陈忠实，有公开场合、官方活动中的陈忠实，亦有私人聚会、文友畅谈中的陈忠实。

王刚 著 邢小利、邢之美 著《路遥年谱》与《陈忠实年谱》在注重细节性资料的同时，还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它们都有意识地将谱主放置到历史背景中来看待，放置到陕西文坛中来看待，尤其想要讲述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之间的“故事”，促成他们的“交流”，其中的历史细节亦颇值得揣度。

如果说《路遥年谱》引述白描的回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研讨会后路遥大受打击，回西安后到柳青墓前痛哭，这段材料并不鲜见，且意思明确，那《陈忠实年谱》多次提到路遥便颇具意味了一次讲到陈忠实在读完《人生》后很受刺激：“

他说他坐在椅子上，‘是一种瘫软的感觉’，这种‘瘫软的感觉’不是因了《人生》主人公高加林波折起伏的人生命运引起的，而是因了《人生》所创造的‘完美的艺术境界’这是一种艺术的打击他很受震撼，他当时创作激情正高涨着，读罢《人生》之后，。

却是一种几近彻底的摧毁此后连续几天，他一有空闲便走到灞河边上，或行或坐，却没有一丝欣赏的兴致，思绪翻腾，不断地反思着他的创作”（11）同是以现实主义写作农村题材小说的作家，路遥凭借《人生》奠定了他在陕西文坛、在。

1980年代全国文坛的地位，而更为年长的陈忠实却在此时被“摧毁”，进而陷入迷茫期此后，陈忠实多次表示过写作的困惑，作为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作家，一方面他警惕切近反映农村现实生活重蹈图解政治的旧路，另一方面对变化着的政策和农村生活他又深感从总体上把握的困难，而路遥则写出了在他看来“全新的人物形象”“真实的人物形象”。

（12）这是路遥对陈忠实的间接提示，也加剧了他在80年代的创作焦虑实际情况也是，陈忠实在80年代并不具有代表性，他的辉煌期在90年代，而《白鹿原》的准备工作却是在1987年或更早（13），那个时候陈忠实已经在有计划地开辟自己的创作新路，这或许与路遥的刺激不无关系。

除了这件“陈忠实与路遥的故事”外，文中还两次提起路遥的“澳大利亚长毛羊”说其中一次是在陈忠实的晚年，张炜到访，“闲谈中，张炜和陈忠实共同忆起了路遥，说到了一九八四年三月，他们参加中国作协在河北涿县召开的‘全国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在那个会上，路遥的发言给他们的深刻印象……陈忠实说，他当年对路遥大会发言印象最深的，是路遥讲，‘我不相信全世界都要养澳大利亚长毛羊’”。

（14）路遥借“澳大利亚长毛羊”指当年走在时代前列的现代派文学，他不反对现代派，但坚持为现实主义保留一席之地无论是80年代在会场上的陈忠实，还是晚年追忆的陈忠实，他有着和路遥共同的现实主义坚守，那种当时的失落和不甘，晚年对路遥敢言的赞赏表明了二人在某些方面相似的文学观念与文学认同。

这些材料显然不是第一次被披露，但它们本身带有的细节和个人性特点使其被放在年谱中，既还原了事件的原委，营造了现场感，又可由谱主牵连出其他作家，而得以以一人窥见当时的文学潮流与文坛气候二《路遥年谱》与《陈忠实年谱》中的谱主形象更为鲜明、立体，且收录资料更具有研究价值得益于史料来源相对丰富。

当代文学研究的很大局限正是史源未被充分开采目前比较容易获得的资料当属作家的研究资料，虽说作家的私人资料不足而以大量研究资料入谱难免有点“救场”的嫌疑，但正如编写了《余华文学年谱》的王侃所言：“针对现代以来的中国作家的年谱制定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个新的史料层面，即针对这个作家的研究、批评而形成的学术史料的逐年累积，尤其是对于某些具有重大文学史影响力的作家来说，针对其进行研究、批评而形成的学术史料的累积常常在体量上会超越其个人生平事迹的记述。

”（15）当代作家年谱包含“以作家个人生平事迹构成的谱系和以对作家的研究、批评构成的学术史谱系”（16）应该也会日渐达成共识批评史是理解作家文学业绩的重要材料，批评家一方面在阐释作家，帮助申明作家的文学传承、思想变化、创作转型、与同时代作家的异同等，相对更为客观地建构谱主形象；另一方面，批评材料按时间顺序进入年谱也能呈现。

“作家‘经典化’的过程”，能够帮助读谱之人“理解作家是如何被型塑的”（17）年谱编写者多为对该作家有所研究的学者，他们对研究资料的选取格外体现自身的问题意识，引述材料时注重强调重要文献、提醒被忽视的文献，并在尽量客观的陈述中难以避免渗入本人对作家及其作品的看法。

这种编者意识高度参与的年谱有弊有利，在年谱编写的初级阶段来看，自身学术观点的体现并不是无视年谱对客观性的要求，而是想为参考年谱进行的文学研究提供更为清晰的线索，甚至进行一定程度的研究指引、暗示研究空白比如张学昕在《苏童文学年谱》中很注重提醒读者对苏童某些作品的关注，通过某部作品标记苏童的重要时刻，进而说明苏童创作上的变化和文学观的改变：

这篇小说（《桑园留念》）被苏童认为是自己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无疑，这篇小说是苏童“香椿树街”系列小说的起点这一年发表的《平静如水》《仪式的完成》和《逃》等作品，被视为是转换了艺术视角——走出了“枫杨树”之后的作品。

从某种意义上说，《妻妾成群》可以算作是一个转折性的作品《白雪猪头》和《人民的鱼》是颇为值得一提的两篇小说（18） 这类年谱不只在记述作家的文学功绩，同时想通过对作家创作史和批评史的梳理进行一定程度的研究提示，指出研究重点和研究话题。

同样地，在《林白文学年谱》中，编者初清华直接提醒林白被忽视的早期作品《从河边到岸上》是应被关注的小说，其对林白的创作思想与风格的形成具有起点性意义谱文中称：“该篇几乎是被历来林白研究者所忽视的，被低估的作品。

应该说，这篇小说既契合了当时文学界‘寻根’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其叙述视角的自如转换，又凸显出文本叙述的实验性……对于女性精神历程和内心世界的关注，已初露林白小说风格的端倪……因此，该篇对于研究林白小说风格的可能性及转变过程，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9）这样的话，年谱其实为传统年谱增添了新的特质，或许可将其暂时称之为“评传式”年谱，其注重对作家评论的搜集与分析，在选取时亦明确体现编者自身对作品和研究文献的综合评判，有研究综述与引发问题的成分除了对林白早期作品的有意强调和定位，年谱中所提及的研究资料颇具代表性，并重点提及熟悉却容易被忽视的材料。

如年谱中记录了《说吧，房间》刚发表时的两篇评论文章——陈晓明的《内与外的置换：重写女性现实》、孟繁华的《弱势性别：与现实的艰难对话》（发表于《南方文坛》1998年第2期）两篇文章的标题包含“女性”“性别”这样的关键词，很容易被纳入当年流行的“女性主义”批评范畴。

而通过年谱按图索骥去重读这些90年代的评论，会发现针对林白的批评并不全是“女性写作”“身体写作”这一套批评话语孟文虽然认为林白的小说更为关注内心表达，但也不乏通过小说“面对现实生活”、处理社会关系的向度。

事实上，无论《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还是《说吧，房间》，小说都体现了80年代文学青年向90年代商品社会过渡的现实焦虑与历史追忆，只不过当时的“性政治”批评视角压倒了其他的批评角度，而使针对林白的阅读一直以来欠缺“历史阅读”。

年谱编写者在选取批评史材料时，不局限于选择那些针对作家更有共识性的“通用”文章，而是如实呈现当年的“众声”，提醒被忽视的文献，恰恰使年谱提供了更多的学术参考价值这样年谱便不只是资料的呈现，编者可能希望与其他的研究者通过年谱完成研究心得的交流、提示某些研究的新思路，年谱积极参与当下文学研究的意图非常明确。

王侃在《余华文学年谱》中不仅吸纳了国内的研究资料，同时关注余华这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在国外的接受情况这一点在围绕《兄弟》的讲述中尤为明显小说《兄弟》一直以来存有很大争议，特别是在《兄弟》下部问世之后，批评声音不绝于耳。

王侃在讲述《兄弟》的接受情况时复原了多种声音，不止有国内批评家的观点，还包括市场、外国媒体和余华自己的声音“八月底，《兄弟》在上海书展上获得订货和现场签售的双料冠军”，“九月二十日，余华在新浪网开通个人博客。

两个月内，其博客点击率超过十三万，其中讲演稿《一个作家的力量》在一周内点击率超过一万”，（20）这些材料在提醒我们余华已经是一位极具市场号召力的作家，他不仅被批评家关注、审视，同时接受着普通读者、市场的评判。

相对国内对《兄弟》的褒贬不一，《余华文学年谱》有意收录了较多的外媒材料，以证明小说在国外受到了广泛好评围绕《兄弟》的材料编排看似是一种客观呈现，实际可见编者正在对《兄弟》进行话题性建构，以暗示围绕小说的争议折射出的诸多问题，读谱者对争议的探究也就进一步刺激了对《兄弟》的重读与重释。

学术意识的高度渗入是当代作家年谱的一大特色，但学术史料的收入不能替代对作家生活史的呈现，完备的年谱应该是学术资料与生活资料的结合目前在年谱中，我们看不到迁居北京后的余华、林白更多的生活细节，他们只出现在研讨会、评奖活动等公开场合，而他们的早年生活全凭个人自述被有限“还原”。

如若说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作家的情史都可以被考证、细述，那么在当代文学中作家的私人生活基本是消失于年谱及一切研究资料的，作家的恋爱、婚姻、收入等都成了不便于公开的秘密比起余华自我描述的海盐生活，我们眼下可能对余华的北京生活更为好奇。

居于北京多年的余华为什么在写作中只愿意“回到故乡”，他在北京究竟经历了什么，他在北京与哪些文友进行了怎样的私下交流，北京对他的思想、情感、写作究竟意味着什么？公开的发言只能体现作家的某一方面，私下的表现更可见作家的个性、气质与自然流露的观点。

当然对于尚活跃的50后、60后作家，这部分资料的获得还需要时间，而关于王小波、路遥、陈忠实的回忆文章已经为研究者呈现了作家的部分生活样貌，可从中捕捉作家的个性在黄平、夏晓潇编写的《王小波年谱初编》中，编者很注重选取一些体现王小波个性特点的材料，包括王小波的。

恋爱、上课时的形态和动作、少年时的面部表情等，编者并不做评价，一切通过亲友对轶事的回忆呈现出谱主怪异又洒脱、憨直又智慧的特点比如文中提到王小波在毫无铺垫的情况下直接提出要与李银河建立恋爱关系，李银河母亲李克林对王小波的初印象是。

“傻大黑粗的，看上去挺怪”，并不赞成二人恋爱，王小波对李母态度的回应很是有趣：“王小波气得够呛，说怎么每找一个女孩，后面就跳出一个老妈妈，像个老母鸡护着那小雏似的”（21）寥寥几句，谱主的形象就被勾勒出来了，作家被还原到生活中，具有了生活气息。

整部年谱总体上与王小波的特点具有一定程度的同质性：生动、有趣，不刻板

王小波与李银河在《路遥年谱》中，编者也收录了一些鲜明体现路遥个性和生活状况的材料，其中一些材料来源于他人的回忆比如引述了贾平凹一篇文章中的内容：“路遥领奖回来说，你猜我在获奖台上想啥呢？我在想：我把他们都踩在脚下了。

”（22）如此狂妄的表达无疑不能出现在公开发言中，而路遥私下与贾平凹讲也足见其直率敢言的个性路遥在当代作家中个性鲜明，仅此一句，他一贯被人指出的骄傲自尊又爱较劲、牟足劲证明自己的性格又一次被证实另外，年谱中还有一则既读来令人心酸又有趣的材料，来自于张贤亮的回忆。

1984年路遥在一次会后请张贤亮到家里坐坐张贤亮印象中路遥的家“简单得近乎简陋”，“在他家里，和他坐在一起就和在农村炕头上盘腿而坐没有区别，西安这座城市立即消失了”，“整个房间都和茶杯一样乌蒙蒙的”路遥彼时的生活状况通过张贤亮的所见被展示，乌蒙蒙的茶杯和简陋的家居在张贤亮的判断中不只是经济上的拮据、生活上的简朴，它们暗示了作家和“农村有着割不断的情感与生活方式”，无论路遥多么地想在城市扎根，那种乡土气质已深入到他的骨髓中。

这种判断也适于贾平凹和陈忠实于是张贤亮在走出路遥的家后，自然由路遥而提及陕西作家：“我记得从他家出来走到街上我对王愚说，你们陕西作家大概是中国作家中最不会生活的一群了王愚跟我笑着说：对了！贾平凹刚买了个电冰箱，冰箱里放的只是辣椒面和醋。

”（23）《路遥年谱》出现了关于贾平凹的闲笔，看似只是一则生活中的笑话，实际又一次使两个作家彼此映衬，而贾平凹追求流行又保持旧有生活方式的特点被显露出来，暗示着作家身在城市，却与农村、土地有着更内在的牵连。

《陈忠实年谱》中的闲笔也不少，陈忠实在西安接待文友的事情被一一记录下来，包括张炜、李陀、季红真等的到访，颇有趣的闲笔是记录了陈忠实宴请朋友的饭店，如“李陀来西安，晚上，陈忠实在西安东门外老孙家羊肉泡馍宴请李陀。

”（24）根据陈忠实请朋友吃饭的店名记录，简直可以另附一份西安美食地理图册了这些看似与谱主文学业绩无关的闲笔，恰恰使年谱读起来更有生活的实感，使谱主的人物形象更鲜活克罗齐在《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中谈到轶事时引述了蒙田的这样一段话：“我要知道布鲁阵前对士兵的讲话，更愿详细了解他大战前在营帐里同挚友的对话，我要知道他在讲坛和元老院的发言，更愿知道他在书房和卧室里的谈话”。

（25），借以指出历史研究中轶事的作用，那种私人生活中的言行举止更容易使我们接近人物与事件的本相所以，以人为中心的年谱所塑造的谱主形象，不应该只是学术形象，也包括其生活中的形象，而作家的生活状态恰恰能够帮助理解作家的思维模式、情感特点。

说到底，年谱的核心是帮助我们更为完整地认识、理解一个人，尤其在当代作家资料如此繁杂却有某些方面资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过早地给年谱编写设定一些限制其实反倒影响资料的进一步辑录笔者以为，在年谱编写的初级阶段，年谱中的材料不怕驳杂、琐碎，个人化一点，姑且尽量多收录一些内容以备之后考订、精简。

二手资料的“资料汇编式”年谱只是急就的篇章，我们自然需要史源丰富的，包括走访和调研，包含日记、访谈、书信、回忆文章等私人性、生活化资料与公共性材料互补、对话的年谱目前的当代作家年谱一方面在做“历史化”的工作，另一方面此时的年谱并不具有稳定性，它不是在给作家盖棺定论，而是需要再出现各种版本的年谱对此前的版本进行补充、甚至推翻。

无论如何，以人为本的年谱不应该是某方面材料独大，它应兼顾作家的创作史、生活史与批评史，成为有意思、有意识、有意味的年谱

（向上滑动启阅）（1）陈思和：《学术年谱总序》，《东吴学术》2014 年第5期（2）（21）黄平、夏晓潇：《王小波年谱初编》，《文艺争鸣》2014年第9期（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年版，第43页（4）王贺：《“常见书”与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开掘——以穆时英作品及研究资料为讨论对象》，《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3期（5）武新军：《关于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编撰的几点想法——以〈韩少功研究资料〉为例》，《文艺争鸣》

2013年第10期（6）这版年谱是廖述务发表于《东吴学术》2012年第4期上的《韩少功文学年谱》（7）廖述务：《韩少功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2年第4期（8）《开刀》发表于《湘江文艺》1976年第

5期，署名“小暑”（9）参见武新军、王松锋：《韩少功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10）邢小利、邢之美：《陈忠实年谱》，《东吴学术》2018 年第4期（11）（12）（14）（24）邢小利、邢之美：《陈忠实年谱（下）》，《东吴学术》。

2018年第5期 （13）《陈忠实年谱》中记述：1987年8月的一天晚上，与笔名叫李下叔的《长安报》编辑李东济在旅馆闲聊，陈忠实第一次向外人透露了他创作《白鹿原》的信息（15）（16）王侃：《文学史料：记忆之上、历时性、共时性及其他》，《文艺争鸣》。

2016年第8期（17）李立超：《论中国当代作家年谱编写的体例问题——以余华为个案》，《东吴学术》2018 年第3期（18）张学昕：《苏童文学年谱》，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页，第44页，第

46 页，第114页（19）初清华：《林白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6年第1期（20）王侃：《余华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2年第4期（22）（23）王刚：《路遥年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

年版，第258页，第181页。（25）转引自[意]贝内德托·克罗齐：《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田时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0-91页。

品读中外名著《包法利夫人》丨《蛙》丨《老人与海》丨《鼠疫》丨《金瓶梅》丨《霍乱时期的爱情》丨《名人传》丨《小妇人》丨《麦田里的守望者》丨《追风筝的人》丨《海底两万里》~ 近期好书 好物 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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