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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技术传承视角的中国古代职业 教育发展进程、特征与启示作者简介肖化移，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职业教育原理; 龚 静，湖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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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技术传承视角的中国古代职业    教育发展进程、特征与启示作者简介肖化移，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职业教育原理; 龚 静，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职业技术教育理论与教学论。

摘要以手工业、农业、商业为主的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在进行社会生产时创造了非典型意义上的技能社会，推动着生产技术的极大传播与创新“以史为镜可以知兴废”，梳理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发展脉络，可将其发展史分为萌芽、发展、成熟及衰微四个时期。

研究得出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在技术传承中呈现出以下特征：以追求崇高职业教育精神和道德模范为教育目的；以注重职业技能培养和技能训练为教育内容；以隐性“非学校化”的师徒相授、技艺家传为教育方法；以践行行动导向和生计导向为教育理念。

以此挖掘其中永恒要素与闪光内核，以期对持续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启示原文刊载于《高等职业教育探索》2023年第4期49-54页，如转载请注明出处，欢迎引用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在古代时期创造了技术工艺的巅峰，无论是建筑物的雕梁画栋,还是工艺品的精美绝伦,无不显示着中国技艺的精湛超然,而这些熠熠生辉的成就皆离不开职业教育的技术传播与传承。

与一直处于封建教育垄断地位的儒家官学相比，职业教育在古代官方教育体系中置于隐性地位，尽管设立了天文、历法、医学等职官教育培养技术官吏，但教育规模单薄且传承范围有限相反古代民间以手工业、农业、商业为行业代表组成的教育主体在实际生产生活中通过师徒相授、技艺家传等“非学校化”的“隐性”职业教育模式推动着生产技术的极大传承、传播与创新。

［1］技术百工在创造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及技术发明，民间技术的繁荣与创新构建了非典型意义上的技能社会“以史为镜可以知兴废”，在构建职业教育现代化体系的过程中，我们除了借鉴学习国外的优秀经验外，还需要汲取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精华。

分析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发展脉络，并总结其在变迁进步过程中的特征，以此吸收其中的营养成分，以期为当下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注入活力，持续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一、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发展的进程

“自有人类，便有教育”，职业教育之源的问题仍需追溯到原始社会人类先民时期我国古代职业教育从原始社会劳动教育中走来［2］，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实践彼此融合，与中国手工业技术发展史呈现高度重合通过梳理，下文将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分为萌芽、发展、成熟及衰微四个时期。

（一）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萌芽期人类教育起源于原始社会，在这个时期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职业教育”，而使用“劳动教育”更加符合实际情况［3］原始社会时期的教育活动主要涉及采集渔猎自然攫取技术、制作与使用木石工具技术等生存技能及技术的教授与传承，特征表现为教育寓于生产与生活母体之中，活动寓于赛事与游戏之中、模仿示范与口耳相传成为技术传承的主要手段。

［4］，而这种教育方式也成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共同起点春秋战国时期管仲提出“四民分业定居”的思想，认为“士、农、工、商”“业分而专”［5］，“四民分业”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为古代职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教育载体依据。

夏商周时期在“技术官守”笼罩下，以“宦学事师”和“父子世传”形式的“畴官之学”职官制度成为技术传承的典型职业教育模式［6］“为官之父兼而为师，传其所学；为官之子，则就其父学，习其业”［7］，世代相传的畴学世袭制度确保了中国古代科技血脉相传。

同时夏商周时期在“学在官府”的大教育背景下，以“六艺”为主要教育内容导致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两个领域的分裂，贵族普通教育处于“显性”地位、劳动人民职业教育处于“隐性”地位的传统初现端倪［8］（二）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期。

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繁荣致使传统社会教育思想的滥觞，尤其是墨家在教育对象上“农与工肆之人”的理念创新一度被认为是中国职业教育的思想起源［9］，甚至与儒家并称为“世之显学”但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开启了儒家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近两千年的垄断地位，以“太学”诞生为标志逐渐组成了以经学教育为主的官学教育体系，儒学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

儒家文化中“君子不器”“学而优则仕”的人格追求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成为了教育的主流目的，“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直接导致了古代“隐性”职业教育制度的确立，决定了古代职业教育的“非学校化”命运和民间走向，师徒相授、技艺家传成为主要教育形式并一直延续至清末，直至近代职业教育萌芽。

但这并不意味儒家思想对职业教育起打压作用，相反儒家文化中“经世致用”的思想表达以极强的包容性与各家并处，成为中国古代技术迅速发展的哲学原因［10］儒家文化垄断下的汉代，国家的稳定与强大极大地促进了不同技术领域的突破与发展，技术传播与传承无论在官府经济或是民间经济皆十分活跃，手工业、商业官私营并重、同频同进促进了各方技术的革新创新，尤其是散落在产业之间的技术传承极为发达，手工业艺徒制出现萌芽，商业学徒制趋于成熟。

此外，汉代象征着培养艺术人才的教育专科学校“鸿都门学”的出现亦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传统突破自汉代后，职业教育以学校和非学校两种形式存留，职官、农民、百工、商人成为整个封建社会职业教育的核心阶级载体（三）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成熟期

唐宋王朝可视为我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时期，国家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昌盛，重视文教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与创造氛围中国历史上超过半数的重要发明都出现在唐宋时期，航海、造船、医药、制瓷、农技等均达致世界顶峰水平，致使唐宋时期中国成为当时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中心。

官学教育体系中开创算学、书学、律学、医学等专科学校，在打破儒学一统天下的教育局面的基础上继往开来，教育体系、办学层次、办学方式等诸多方面均取得重大成就技术教育与传承超越手口相传的教育方法，形成了以重视思考和操作能力为核心的教育方法体系，操作技能与心智技能培养共同构成职业教育的核心内容。

制度发展上，唐朝官府“艺徒制”趋于成熟，宋朝“法式”艺徒制更是标志着古代中国手工业职业教育的规范化与制度化［11］此外，底层人民在生产之中引发的巨大技术原创力推动着社会生产力及工艺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农业、手工业、商业高度发达致使技术传承十分兴旺昌盛。

除了历史已久的师徒相授、技艺家传，农业“农师制度”、民间手工百户“团行”学徒制度、商业“牙人”的出现使得民间职业教育十分活跃［12］开放社会背景下佛道人士传艺，经师兼传实科知识，社会性的科普教育也使得科学与技术广泛传播并传承，培养了大批实科人才。

唐宋时期的职业教育已初步具备自觉意识，胡瑷“分斋教学”的思想实践使职业教育论初现端倪，其职业教育管理论、教学论、职业道德教育也为近代职业教育萌芽奠定了重要基础［13］（四）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衰微期元明时期技术发展承接唐宋科学技术涌现出许多著名科学家及技术成果，但在中国小农经济达至封建社会顶峰同时伴随着衰落，职业教育也表现出教育衰落与技术衰落相伴随，职业教育模式开始显露出对人才需求的不适应。

尽管“社学”成为元代农业职业教育的突出创造，但专科学校多被废止直至微零；尽管十分重视手工业生产，但由于严密的等级制度及对工匠自由的限制，艺徒制开始出现衰落，技艺家传趋于保守［14］明清时期传统与近代职业教育应走向承接，但小农经济背景下职业教育受到抑制，技术传承低迷。

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官方政府和学术界都不重视科学技术与生产技术在科技只是略有发展的环境下，职业教育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手工业学徒制逐步衰落，技术传承依托于行业会馆、工匠会馆模式［15］虽出现了颜元“经世致用”的人才观与“习行”的教学方法，其中不乏职业教育思想，但清代总体上呈现职业教育伴随科技走向衰微，传统职业教育与近代工业萌芽不相适应。

在不断积累孕育的深层矛盾下，以鸦片战争为分水岭，标志着手工业时代结束以及以技术教育为主的封建职业教育体系瓦解，职业教育开始由传统手工业转入大工业背景下的近代职业教育阶段［16］二、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技术传承的特征。

纵观我国古代教育史，以手工业、农业、商业为代表的职业教育虽不是官方推崇的主流教育，但伴随着科学与技术的总体高水平发展，职业教育也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民间技术百工在生产中引发的巨大原创力对我国古代创造手工业巅峰的辉煌做出了突出贡献。

通过分析发现在技术传承过程中，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呈现出以下特征：（一）传承目的：追求崇高的职业教育精神和道德模范中国古代原创性职业教育出现时期较早且育人观念先进，在教育目的上以“立德树人”“育人为本”为最高思想与实践追求

［17］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就曾在《墨子·尚贤》中提出对墨家弟子的道德标准为“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这是墨子对“兼士”培养所提出的人才标准，兼顾培养人才的品德修养、表达能力和操作能力，在现在看来也极具时代性和现实意义。

中国崇高道德标准的原创性职业教育精神更体现在中华传统中医文化中，极其重视医德的传承与发扬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指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揭示了医生的根本德行是对生命无与伦比的宝贵；名医华佗，救民于水火，不愿为权贵效命，一生追求不为名利所诱、不为威武所屈的崇高医德。

受儒家文化影响，对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和以德育为本的育人理念构成了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核心育人目标（二）传承内容：注重职业技能培养和技能训练技术传承作为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是职业教育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职业教育的灵魂所在。

近代以前，中国长期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技术水平之高促使古代劳动人民在技术传承中非常重视学徒职业技能的培养，强调技术训练的精益求精在《国语·齐语》中，管仲认为“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手工业技术传授和训练的主要途径靠家庭式“父兄之教”和“子弟之学”，使人自幼耳濡目染，耳提面命，做到“不肃而成”“不劳而能”的高技能水平和效果。

［18］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在唐朝晚期趋于成熟的“艺徒制”训练体系中，少府丞会根据不同工种技术的难易程度，确定出徒时间，其中最长的为四年，最短为九个月，以确保艺徒的技术学习和训练效果，此外还十分重视以考核形式检验学徒的学习成效，规定在考核过程中“物勒工名”。

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在技术传承上，不仅选择“精师”传艺，保证工匠均是材力强壮、技能工巧者，而且严格传艺的训练过程和严格学徒的技术掌握标准，为艺徒学习和制作提供标准和典范，以保证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独家技术的传承。

（三）传承方法：隐性“非学校化”的师徒相授、技艺家传“隐性”是相较于“显性”而言与儒家文化占据了中国两千多年主流文化统治地位的“显学”地位不同，古代职业教育不为官方推崇之主流教育，处于“隐性”地位夏商周时期“六艺”教育内容使得普职分裂，职业教育处于隐性地位出现端倪。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直接导致古代“隐性”职业教育制度确立并延续，职业教育呈现出“非学校化”命运和民间走向具体而言，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隐性”地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官学教育体系中虽然存在书学、算学、医学、天文学等研究与传授专门知识、培养专门人才的技术职官专科教育，但总体在官学教育体系中比例极小，且多为技术官守，子承父业，技术掌握在某一类人手中而并未大面积推广。

二是技术百工成为社会职业教育和技术传承的主要阶级载体，依托手工业、商业、农业等行业发展的职业教育在民间非常广泛灵活，但教育的首要目的是自身生存与经济创造而非技术传承与技术创新，后者只是民众百姓在生存生产中创造的附加产品。

另外师徒相授、技艺家传、艺徒制度等非学校化的培养模式成为主要教育形式，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工技术沿习与学校教育相隔离（四）传承理念：践行行动导向和生计导向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在技术传承中践行行动导向与生计导向的教育理念，注重先进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的创新，形成以重视思考和实践操作能力为核心的教育方法体系，通过师傅言传身教、心神传授“相示以巧，相称以巧”，徒弟在耳濡目染基础上通过细心观察、勤修苦学使得技艺不断创造

［19］师傅在教学过程中理论传授和实践教学并重，鼓励学习者从基本工作做起，通过不断实践、不断探索获得学习体验和经历职业教育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在满足个体生存和创造社会生产力的目的下，古代职业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演变成 了“生计教育”。

学徒在师傅的指导下获得经验，学习一门手艺和技术，谋求个人职业获得、满足自身与家庭生存发展需要的理念在不自觉意识中引导着古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三、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发展对现代职业教育的启示我国古代创造了世界手工业技术的顶峰，古代职业教育制度与思想中许多内核都闪耀着时代的火花，古代职业人才对“艺术与境界”的追求对于现代职业人才的培养意义依旧深远。

沿着历史的脚步，对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闪光要素进行提炼总结，可以为当下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新思路（一）国家的重视与支持对职业教育发展起直接促进作用纵观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史与技术传承史，凡科学技术与职业教育发达时期，如秦汉时期、唐宋时期，无一不是与国家、政府的重视支持有直接关联。

从技术创新来看，政策的作用极为重要，如汉武帝的直接表率使赵过“代田法”得以迅速推广；手工业官私营并重的政策促进了技术迅速革新与传承；唐朝重视科学知识的传播，在普及知识过程中间接促进了技术的传承及职业教育的发展；宋代科学技术发达，政府作为核心因素不仅为职业教育技术传承营造了极其宽松的环境，还颁布了许多激发科学技术的诏令。

相反，明清时期官方不重视科学技术与生产技术，政府的不作为直接导致了科学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停滞不前甚至衰微职业教育作为一类与产业发展联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在政策上极为敏感，与国家、地区的经济产业发展构成了利益共同体。

国家的政治稳定与政策开明，为产业发展营造有利的政策倾斜与宽松的社会环境，对科学技术与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视与渴求，对先进、开放工艺的严格传播与传承，对“精师”和“严徒”的高标准与高要求等因素，催生了职业教育发展自觉意识的觉醒，国家政府意识与行为对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进步起着直接推动作用。

（二）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与文化交流融合推动职业教育多元繁荣从历史发展来看，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可谓是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大发展与大繁荣时期，这些朝代普遍呈现出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昌盛、社会开放的时代背景特点。

尽管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但剧烈动荡的同时亦充满活力，诸子百家的思想大解放直接导致教育思想的滥觞；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也表现出社会的大变革，但正是在一次次民族开放、交流融合中促进了实业发展和技术繁荣，形成了科技发达与教育多元的局面；唐宋时期经济繁荣、社会开放的社会背景不仅使这两个王朝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王朝的顶峰，而且当时中国生产技术世界第一，许多科学技术走在世界发展前列，成为世界各国争相学习和借鉴的对象。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当前我国正在践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应当在开放交流的国际环境中寻求值得借鉴的优秀经验，在借鉴西方的同时进行本土回归和现代性的改造与传承，在传承与创新中谋求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之路。

（三）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引领职业人才观走向实用求精经世致用思想的核心是着眼于现实,解决国家和人民的实际问题《周易·系辞》说:“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古人推崇“通经致用”,意思是通晓经典以达到现实运用的目的。

自先秦始，中国文化就深深烙上“经世致用”的文化底色，贯穿几千年的文明史皆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六艺”中蕴含的技术精神、墨子“农与工肆之人”培养、胡瑗“一学两斋”的苏湖教法，元代社学、颜元赣南书院“六斋”等实践均蕴含着求真务实、实用求精的思想火花。

中国古代工匠大师们和职业人才在实用技术中对于“艺术与境界”的走向与西方技术科学追求有所不同，既强调“经国济世”，要有远大理想抱负，志存高远，胸怀天下；也重视“学用结合”，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体现实用属性与追求境界的统一。

［20］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升级转型之中，为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经世致用”思想，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完善多层次多类型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提高发展质量和核心竞争力应坚持“经世致用”原则，发扬大国工匠精神，发挥民间“精师”作用严格传艺及严格学徒，才能真正把握转向“制造强国”的关键要素，提高国际竞争力。

（四）基层技术人才的原创力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底色与动力技术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是连接技术创新与生产实践最核心最基础的劳动要素在古代“士农工商”的社会阶级分层背景下，手工业者、商人作为社会最底层人员，却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中发挥出极大的主体积极性与创造性，手工业、商业等社会底层行业展现出极大地繁荣与兴盛。

底层人民在生产之中引发的巨大技术原创力使得古代职业教育呈现出发展新态势，在生产中不仅引发新理论、新工艺、新技术的不断萌生，贡献出许多重大发明和突出成就，而且成为古代职业教育中技术传承的核心阶级载体，给科学和技术的传播带来了多种有效途径。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我国人力资源第一要素，也是建设技能型社会的重要基础我国是人口资源大国，但不是人力资源大国，如何利用当前人口资源将其转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建设中的人力资本红利和技术红利是一个关键问题。

为此，我国需要结合产业发展需求对人才进行精准定位，既需要从事技术研发与创新的工程师，也需要坚守生产一线的技术百工通过深化类型化、特色化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实现人才多样化、进阶化培养，夯实我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人才基础。

同时鼓励社会民众、企业行业正视职业教育，摒弃“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旧观念，消除技能偏见，使更多人投身于“制造强国”的经济建设中，在一线岗位上坚守创新、锐意进取，树立“技能宝贵”“技能报国”的崇高理想信念，助力国家现代化建设。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教育学专项课题“行业企业参与的产教深度融合的政策比较研究”（20YBJ07）参考文献［1］米靖.中国职业教育史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2］路宝利.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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