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忠华在华南师大—华中师大第二届中国政治学研究生学术论坛暨“南粤政治学论坛”2022年学术年会上的主旨发言

 

2022年第100期，总第244期

 郭忠华：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社会科学概念跨语际旅行中的形变模式非常荣幸能参加此次盛会，感谢此次学术论坛的邀请！之所以选择《社会科学概念跨语际旅行中的形变模式》作为题目，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年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概念史、社会科学概念理论等研究领域。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今天举办的是研究生学术论坛研究生是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是非常重要的打基础阶段，因此形成严谨的学术态度非常重要很多学者在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过程中，对概念这一本来非常基础的问题并不重视比如很多文章缺少概念界定、文献综述环节，主要侧重于表达学术观点。

学术观点固然重要，但如果概念基础不牢，不仅可能影响观点的表达，甚至可能影响学术的交流把一句俗话用在论文写作上，那就是：概念不牢，地动山摇在学术起步阶段，重视概念、文献综述等基础环节非常重要概念是构建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石，是人类认识的基本单元。

构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首先必须重视概念，必须以构建中国自主的概念体系作为出发点在刚才徐老师的演讲中也提到过，概念对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性出于这一考虑，今天的演讲，我特意选择以社会科学概念作为主题，希望通过它来展示概念的精微与广博。

首先，既然是一个学术演讲，我必须先谈谈“问题的缘起”在学术研究中，我们经常听到“削足适履”、“生搬硬套”和“食洋不化”等问题特别是在2017年前后关于知识“本土化”的讨论中，这些问题被提到特别突出的高度。

其中有相当一批学者，尤其是社会学领域的学者指出，国内很多学者很喜欢套用西方概念来分析本土事实，如果出现与西方概念不符的情况，甚至不惜扭曲本土事实来满足概念的要求，而不是想着如何进行概念创新这的确是“削足适履”或“生搬硬套”的表现，对这种现象进行指责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容易的。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从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是因为我国的社会科学概念主要来自西方，导致研究者习惯性地照搬西方概念来研究中国问题这一点体现在学术翻译上：20世纪初，翻译西书被看作是强国之道。

改革开放初，为了“补课”，再一次掀起了翻译浪潮通过大量翻译西方学术著作，西方概念、理论、知识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中国学术界，成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基础其次，是我近期对“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一些思考党的二十大将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构成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现代化”概念之前以加定语的方式构建出来的一个新概念，这是明显的“概念拉伸”现象这个概念非常有意思，以前讲现代化，大家都会想到西方的现代化中国要怎么去学，而且以前一般只讲“现代化”，很少特别地提出“西方现代化”。

这导致西方模式的现代化似乎具有普遍性，其他国家都要追随这种模式现在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使我意识到，以前讲的现代化是不是也要专门加上“西方”这种定语，从而表明它也只是一种特殊模式以前讲的“现代化”从而被提升成“属概念”或者总体性概念，西方的、中国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都只是其中的种类。

“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提出，带来了现代化概念家族的结构调整现代化变成了属概念，“中国式”“西方式”或者其他式则变成了种概念，这是概念构成的“属加种差”的方式，即以“属概念+种差”的方式建构新概念更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所表达的丰富含义。

我把它理解成至少包含三个层次：一是“中国形式”的现代化（本质相同，但形式不一样），“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似乎表达了这方面含义，因为“人口规模巨大”所指的是一个“量”的含义；二是“中国方式”的现代化（目标一样，但达到目标的路径不一样），“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似乎表达了这方面的含义，因为“道路”是通往目标的路径；

三是“中国模式”的现代化（价值层面不一样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似乎表达了这方面的含义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既有与西方现代化共通的要素，又有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要素，在于你从什么角度去看。

从“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可以看出，“现代化”概念不会只沿袭其在西方情境下的含义，而是会根据中国情境而删减其原始含义，同时增添大量新的要素这种重构方式与“生搬硬套”不同，它在构成形式上表现为“概念拉伸”，在意义表达上则表现为“概念重构”。

我想要问的问题是，现代化概念是一个移植性概念，如果一个移植性概念都可以如此复杂，我们是否可以对概念的跨文化旅行所导致的复杂性做出理论归纳？接下来，我尝试结合萨托利、科利尔等人的相关理论，并立足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

但为了更好地理解接下来我将做出的归纳，我还得再费一点口舌，谈一谈社会科学知识的性质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明白为什么要有概念移植，以及概念移植后为什么会发生形变社会科学知识是人类为自身编织起来的一张“意义之网”。

这句话不是我的发明，马克斯·韦伯早就指出过：“社会科学知识是人类为理解自身所编织起来的一张‘意义’之网”在《文化的阐释》一书中，格尔茨也指出：“人总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意义之网中的动物”这里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一点是“意义”一词，它表明社会科学知识不可能是规律性的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由于人类所处情境的差异性和价值的差异性，社会科学不存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规律性知识人总是生活在特定的情境之中、生活在特定的价值体系中，不论何者，都是造成“意义”差异的根源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些说法表明了情境的变化性，而“诸神之争”则表明了“价值”的差异性。

不同的情境和价值，造成即使同一种事物，也负载着不同的意义出于这一理由，我把社会科学知识的特性归结为“多元普遍主义”如果大家对这一点想进一步了解，可以去参考晚近我在《开放时代》上发表的一篇讲社会科学知识性质与知识构成的文章，里面重点谈到了这一特性。

那么，社会科学知识的这种特性对概念有何影响呢？前面说过，概念是构成社会科学知识大厦的基石，是人类展开认识的单元概念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连接情境与价值的纽带，即概念一端连接着经验世界，即情境；另一端则连接着观念世界，即价值。

情境决定概念所能指涉的范围，即概念所能指代“对象”的范围价值则决定能表达的内涵，即概念所表达多少“意义”概念、情境、价值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概念的抽象程度”来衡量，即概念的抽象程度越高，覆盖的情境越大、表达的意义越少；反之，抽象程度越低、覆盖的情境越小、表达的意义越多。

由于情境是不断变化的，在社会生活中，实践是最革命的因素，实践不仅改变着情境，而且改变着价值，实践使社会科学知识创新成为可能情境、价值的差异性导致概念形成的差异性，实践则使新的概念供给成为必须概念供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得到实现：一是新概念建构，二是概念移植。

前者是面对概念短缺，研究者总结和提炼出新概念比如，徐勇老师团队所建构的田野政治学概念体系，在这方面很有代表性后者则是研究者从其他知识体系中挪用概念来表达新的认识，这也是一种常见现象我今天的演讲所针对的，就是后一种情形。

当概念从客方情境进入主方情境时，就成为解释和表达后者情境的工具，是为概念旅行概念旅行是文化旅行的反映，本来表达客方情境-价值的概念，现在被应用于表达主方的情境-价值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新概念引入所导致的影响不仅是停留在概念层次，而是会导致权力格局、意识形态等变化。

主方情境-价值中各种因素会以各种方式作用于新移植概念，从而导致概念形变我把这些形变的模式归结为四种：经典模式、拉伸模式、家族相似模式和辐射模式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这四种模式第一，“经典模式”是指概念在客方情境-价值中的含义被完整地移植到主方情境-价值中，情境对象和价值要素没有发生增多、减少或变形的情况。

比如，西方语言中有Bull market一词，用来表达股市上扬，我们直接将其翻译成“牛市”在政治学的概念体系中不乏此种类型，比如西方的president概念，旅行到中国后被称作“总统”，emperor概念旅行到中国后被称作“皇帝”，king 旅行到中国后，被称作“国王”。

这些概念并没有因为跨语际旅行而发生含义变化用一个直观的图形来表示，那就是“上下对齐、左右对称”模型由于此类概念比较形容理解，我这里不做过多叙述第二，“拉伸模式”指当概念被移植到主方情境后，概念含义除保留原先的基本要素外，还出现要素增多，导致原有概念无法涵盖新要素的情形。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通过以在概念前加定语的方式来表达新的概念要素这一方面表明了概念的来源，另一方面则表明了概念在情境-价值条件下的含义扩展例如，“威权主义”概念，在学术界已经被拉伸成左翼威权主义（left authoritarianism）、民粹威权主义（popular authoritarianism）、自由威权主义(neo-liberal authoritarianism)、韧性威权主义(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n)，等等。

这些拉伸的“威权主义”概念除保留了该概念的原始含义外，还增添了新的含义要素，如左翼因素、民粹因素、自由市场因素和自我调整能力因素等第三，“家族相似模式”指当概念被移植到主方情境后，原型概念的要素不仅被曝短缺，而且概念的含义在主方或其他情境中得到进一步补充。

以我最近讲授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主题为例“国家与社会关系”在政治学中用得很多，但目前缺乏一个完整的概念来指称这一事物，因此我用“国家-社会关系”，表明它是一个单一概念当我们思考这一关系时，通常想到的是西方模式，即国家与社会是两个对立统一面，政党则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桥梁，政党代表社会进行利益聚合、利益表达，并代表主流社会群体执掌政治权力。

但我最近在阅读景跃进教授晚近发表在《探索与争鸣》上的一篇文章时，使我意识到我们平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过于简单，西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不能用于中国在中国，政党是国家与社会之外的第三根支柱，政党既自成体系，又深深扎根于国家和社会之中，形成党政关系、党群关系。

因此，在中国讲国家与社会关系，不把政党带进来是讲不清楚的中国不是“国家-社会”关系，而是“政党-国家-社会”关系考虑到中国的体量和重要性，中国无疑代表了一种重要类型我在中山大学时还指导过一篇有关缅甸军政关系的博士论文，它使我认识到，在这个国家，国家与社会也不是单纯的两极，而是“军队-国家-社会”的关系。

这些模式能给今天的概念研究带来何种思考？这就是我这里要提出的“家族相似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国家-社会关系”实际上只是一种“理想类型”，西方的、中国的、缅甸的或其他类型的，代表了这一理想类型中的特定成员。

所有这些成员都没有拥有全部因素，而只是拥有其中的大部分要素，它们放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概念家族第四，“辐射模式”辐射模式以原型概念为基础，成员共享了其中的核心要素和某个扩展要素在中国学术界，这种情形在表现形式上也是以在核心概念前加定语的方式来表达，在形式上类似于概念拉伸。

核心概念形成概念主轴，定语则表明扩展要素举一个例子：“母亲”概念必须包含以下几个要素：A.女性；B.基因传递；C.养育；D.父亲的配偶以母亲作为核心概念，生活中形成了诸种辐射概念：女性+基因=生母；女性+养育=养母；女性+父亲配偶=继母。

再举一个“现代化”例子：“现代化”必须包含以下要素：A.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B.经济维度的转变；C.政治维度的转变；D.文化维度的转变其中，A+B=经济现代化；A+C=政治现代化；A+D=文化现代化反映在概念移植中，研究者可能只移植了其中的共享要素和某个成员要素，从而形成辐射性概念。

由上可见，概念不是简单之事，概念的移植和使用也不是简单之事前面提到的生搬硬套问题，在于研究者将经典模式套用在其他模式上，从而导致概念不适上述情况表明，国内学术界在概念使用上经常存在两种混淆：一是将经典模式和家族相似模式相等同，即照搬外来概念来指代本土事物，而很少注意到家族相似模式中的本土差异。

二是将概念拉伸和辐射模式当作同一种模式来处理两者在形式上都表现为“概念+定语”的构成方式，但内在却存在明显的差别：概念拉伸是要素增多，概念辐射则是要素减少上面讲的只是概念移植中的四种基本情形，在实际研究中，情况会更加复杂和细腻。

比如，刚讲到的“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它兼具拉伸、家族相似和辐射模式的特征，是三者更加细腻的结合，这里就不再作展开了以上是我的发言，感谢大家！（本文系作者2022年12月11日在华南师大—华中师大第二届中国政治学研究生学术论坛暨“南粤政治学论坛”2022年学术年会上的主旨发言，经作者审核并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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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忠华排版 | 封面图：钟伟俊初审：刘心语复审：阮思余终审：万晓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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