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终于看完了《中国大历史》。该书作者黄仁宇依旧保持了其写《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著作的一贯逻辑性，突出其大历史观，主张历史的长期

 

近日终于看完了《中国大历史》该书作者黄仁宇依旧保持了其写《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著作的一贯逻辑性，突出其大历史观，主张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并不对某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作出孤立的评价与分析观完全书后，认为全书语言精准到位又不失美感，读起来让人赏心悦目，不觉感叹到黄仁宇确实是位够专业又不失才情的历史学家。

回到《中国大历史》本身，作者着眼于“大”，从中国文化的起源、有历史痕迹的政治体“夏商周”到近代新中国的建立，再谈及港、澳、台问题，层层铺陈而开，时间横跨四千多年、十几个朝代，内容涵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的各个侧面。

全书虽对历史事件、人物无面面俱到的详细解说，但衷于分析其发展方向的“何以然”，给了读者对中国历史发展一个宏观的整体性观感，了解了一些内在的逻辑规律整部著作将中国历史按朝代更替大致分为三个帝国第一帝国即汉朝和“失落的三个多世纪”。

汉朝从秦始皇手中接过了中央集权的政权组织、较为均匀的基层基础以及诸子百家的思想遗产随后汉朝将中央集权的各个方面加以巩固，确立了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地位，儒术慢慢成了做官的阶梯，成为了下层组织与上层机构之间联系、流动的纽带。

加之，下层要保障、要生存，上层要控制、要权力，双方达成了不稳定的平衡，于是形成了金字塔型的官僚体系，这种间架性的政权组织形式造就了中国社会发展水平初期即达到了顶峰的成就，并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第二帝国，即唐宋为主，作者总结为已有突破，但未免事功。

此阶段政权组织形式还是中央集权的间架性设计，但是创造了均田制、租庸调等制度，使得农民收入和中央税收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从而创造了直到现在都让中国人自豪的初唐盛世但正是资本的存积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低层组织的发育已超出了当时高层权威所能管制的能力，民间资本及其他崛起的力量急需出口，至唐朝经安禄山之乱后急转直下，虽后有近百年的挣扎却终至倾覆。

宋朝似乎在历史上总带有一定的悲情色彩，终其整个朝代都受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上层官僚集团都在主战主和之中来回挣扎、彷徨，想要恢复大汉族往日的疆土及地位，不愿向内心轻视的“蛮夷戎狄”屈服为改变这种局面当朝寻求着制度上的突破，基于此目的，宋神宗与王安石一拍即合，颁布了青苗法、市易法、方田法、保甲法等一系列制度。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王安石似乎想构建一套以金融经济为运行规则的行政体系，以货币为工具达到“不加税而国用足”的目的王安石当时的眼界和对社会运行规律的把握能力都是超凡的，但其终究以失败告终，个人命运也是惨淡收场。

其失败的原因在于当下并没有与这套“新法”相配套的下层经济组织想要达到金融手段成为社会规则，需要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交换的公平自由、私人所有权的保障、司法作为信用领域的裁判规则以及服务性质技术事业的支持等等。

需要的是一座大厦的落成，而非某个零部件的更换显然，宋朝的变法者并不能像现在的黄仁宇及读者，站在几百年后回望过去说到这里，想特意聊聊宋朝的文化火药、指南针用于航海、天文时钟等都出现于此时期，绘画、宋词更是成为中华文化的瑰丽艺术。

以秦观的一首词为例，《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晓月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花屏幽，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此词读来，不必做深刻分析，便知写了一个女子初春时节，带着一丝寒意，在其闺房之中的所见所感，整词都弥漫着忧愁和百无聊赖。

画屏、飞花、丝雨都是作者眼前非常普通、细小的景观甚至是物品纵观整个宋词作品，几乎都偏爱于此，丝雨、杨柳、乱红、泪、愁等字眼出现频繁，给人一种婉约纤细、柔美淡雅、慵懒之感，显得更女性化不禁要问，宋词为何会与前朝“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恢弘大气、乐观豪迈及气吞山河之势的唐诗有如此大的不同。

两者对比，唐诗宏大、宋词纤细；唐诗写家国情怀多、宋词述个人观感多，唐诗更加向外扩张，而宋词更注重对内自省的结论文化向来与政治是无法割裂的初唐盛世，国力强盛，唐太宗被称为天可汗，对周边很多国家、地区享有宗主权，姿态无比的自信，对个性无比的包容，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求学者、传道者，使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大都市。

反馈在文化领域的自然就是李白式的浪漫、杜甫式的忧国忧民而反观宋朝，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无力感，和与战之间上下求索后的妥协、认命，也被带入了宋词，多了一层“月迷津渡，雾失楼台”式不知由来的忧愁和苍凉历史长河流到了第三帝国，即明清两朝。

明朝创业之主朱元璋出身微贱，性格中可能天生带着谨慎、多疑，加之前代覆辙之因被总结为管理松懈，于是他制定了一套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之极的行政制度，对全国进行简单而严格的管束以税收制度为例，需征取的人力、物资以及基层政权运营、公务旅行所需的包括衙门内的传令、狱丁、桌椅板凳等都是直接向民间征用。

民间善行或争端之评判、解决依靠“申明亭”、“旌善亭”，一行为是善是恶取决于多数人的朴素善恶观和一种投票式的司法方方面面都用及其简陋的规则管束，而且违反规则的处罚相当严厉，经过朱元璋四次整肃纲纪，整个制度变得严密又均匀、坚强又缺乏弹性。

此种情形下，官僚体系只能依赖于数以万计的小自耕农，排斥流动性强的资本经济、对增进科学技术毫无兴趣，而正是这种行政与自然经济力量的分离，使得体系更加僵化僵化的行政体制下只能利用文化的凝聚力和儒家的意识形态强化施政的权威性来治理社会，而这种权威也反过来束缚了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力。

如此，双方之间构成了一种类似于打了死结的绳索，越来越紧所以，读明朝后期历史，似乎只有皇帝的宫闱琐事，皇帝多出荒唐、懒政之辈，且皇帝的无力感也最强，万历皇帝因立长立幼问题与群臣拉锯数十年终究未能达成目的，皆系官僚体系僵化之果。

清朝，一个内省而停滞的朝代公元1644年，满洲人入关，成为华夏之主创业之主针对前朝军事不振的弱点对军事动员制度、财政制度等进行了更实用的修改，经过四个帝王约一个半世纪的励精图治，中国呈现了黄昏前光明式的初清盛世。

可是，把目光西移，此时期的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已经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逐渐建立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共和制等现代化政治体制，后又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实现了经济、文明的大跃进19世纪初，当西方的坚船利炮开启“天朝”的国门之时，清朝的统治者们还未意识到他们已经处于落后境地了。

此后的几十年间，他们有过救亡图存，从开始的轻视、鄙夷西方到学习他们的武器、技术，企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学习他们的制度，开展了目标在于建立君主立宪制的“百日维新”运动可是，清朝或者说是封建帝制这艘大船终究已经腐败不堪，1911年终至沉没。

从鸦片战争签订《南京条约》到清朝结束，这几十年成为了中华民族最屈辱的一段历史对中国历史略有了解的人都不免有几个疑问，中国几千年来都以泱泱大国、文明之最自居，何以风云变幻之间竟落得割地赔款、主权尽失、民族自信心严重受损的惨境？古老的中国大地，为何不能在废墟之上不流血地开出新花？两千多年的封建官僚制度之下，为何会不断的朝代循环？依作者黄仁宇的宏观历史观点找答案的话，首先是受地域政治因素的影响，漫长的国界线有随时被入侵的可能，亚洲大陆季风性气候使饥馑、暴乱时有发生。

这些条件下的中国不得不保持整体性，也呼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能够随时动员人力、物力去应付内外的各种天灾人祸这种情形之下，对基层元素的要求就是简单、便于集体的指挥，追求数量而非质量、追求统一而非技术上的精进与分工合作，同时排斥地方或其他力量分散中央权力。

与之配套的意识形态领域也强调服从、规避个性，而服从的规则就是女人服从男人、臣服从君、目不识丁之民服从读书明理之士，真理从上至下、不容争辩社会宣扬对己抑制、对人谦让，整个社会和官僚体系都是以保守作为原则于是形成了数以万计小自耕农为基底，以文官为主中央集权的上层建筑。

当社会商业经济、资本存积到一定程度之时，就会与上层建筑产生矛盾，于是一个又一个朝代都是以这种规律循环其次是经济发展的限制，前述当商品经济与集权制度产生矛盾时即是朝代更替的起点，那么为何每次都是集权制度获胜建立新的朝代，而不是商品经济获胜走上资本主义国家道路？这源于经济发展的不够、资本力量未能崛起即被扼杀。

根据作者黄仁宇的总结，现代商业需要广泛的展开资金之借用，经理与所有权分离，各种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全盘分配三个条件而封建官僚体制管制社会的手段是文化上的教化辅之以刑法，一向不注重民法，更遑论保障私人财产权，也没有独立的司法裁判规则，加上社会习惯于君子不言利，所以没有资本主义的社会氛围和规则保障。

公共服务、设施如金融机构、邮政机构、交通设施等都没有故而中国历史上始终没能形成资本主义生长的土壤，自然也就无法带动政治领域的改选更张俗话说，一个不知道过去的人无法走向未来，整个《中国大历史》读下来，不说给人豁然开朗之感，但至少能提供一个分析中国历史的方向，给了一个解题的可能，此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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