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9年，耶稣会的圣方济各·沙勿略第一次踏上日本鹿儿岛开启了日本基督宗教的时代，此后百余年间基督宗教在日本几经浮沉却始终未能于此扎根。日本对西

 

1549年，耶稣会的圣方济各·沙勿略第一次踏上日本鹿儿岛开启了日本基督宗教的时代，此后百余年间基督宗教在日本几经浮沉却始终未能于此扎根日本对西方商业贸易和先进器物来者不拒，却始终无法像学习中国的儒、道与吸收印度的佛教那样受容基督宗教。

17世纪日本的海禁和锁国政策更是彻底终结了日本的基督宗教时代日本的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就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政治与宗教相互依存共同构成日本政教合一的国家政治基础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其在日本发展的沉浮历史成为远藤周作借以观察日本国家政治的视域。

远藤从基督教文化与日本宗教文化“人神关系”差异的互观入手，一方面从人神关系的差异中寻找基督教无法在日本扎根的原因；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差异牵引出宗教与世俗权力合二为一的日本政治传统，如何发展为崇拜“现人神”的日本国家神道；如何在以“人意”取代“神意”的过程中导致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出现。

对历史的思考是流动的，历史决定着今天，今天反射着历史的容貌远藤周作凭借《沉默》的历史想象完成了对宗教受容问题以及日本国家政治的反思，并通过与小说中人物相似的生存困境联通历史与现实，试图在小说神学问题的架构中透视当代人的生存问题。

信仰问题：日本人的信仰底色与宗教变形《沉默》围绕着罗马教会收到的一份报告展开，报告声称葡萄牙耶稣会神甫费雷拉在日本遭受“穴吊”的拷刑宣誓弃教1587年日本大名丰臣秀吉开始迫害天主教徒，留在日本的外国神甫和传教士几乎被驱逐殆尽，。

但神学造诣深厚的费雷拉神甫却坚持潜伏在京都、大阪一代继续传教并和罗马教会保持着稳定的联系他在书信中详细记录了日本被捕、被处死的司祭和信徒的情形，书信中充满了坚定不移的信念因此，这份送至罗马教廷的关于费雷拉弃教的报告在欧洲教会引起了轩然大波。

出于洗刷耻辱的强烈意识，罗马教会派出四名神甫赴日，葡萄牙方面的神职人员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昔日的精神导师会“像狗一样屈服在异教徒面前”，年轻的洛特里哥神甫和同伴卡尔倍神甫决心远赴重洋寻找老师弃教的真相。

绕道炎热的非洲，横渡印度再从澳门伺机偷渡，许多神甫因旅途的漫长困苦客死异乡，最后成功抵达日本的只有洛特里哥和卡尔倍两人在随后的紧张形势中被迫分开传教，至卡尔倍殉教两人再未相见传闻中的费雷拉神甫作为逼迫洛特里哥弃教的致命一击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缓缓现身，关于基督宗教在日本无法扎根的正面探讨由此才正式展开。

日本人的神观：人神世界的一体性从本居宣长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多神信仰是日本远古祖先时代传承下来的，类似于一种精灵信仰，认为世间万物都具有神和神圣灵性的存在。

持“万物有灵论”的日本神道追求的是感同身受地体会祖先之意并与自然共存：“中古时代的日本人生来就是神道教的信仰者，但神道教既无偶像，又无经典，更无固定的祭祀形式，它从日本远古先人的生产活动中诞生，又深深地渗透在普通日本人无数次重复的具体生活细节之中。

”日本人的宗教思维里没有与人类全然分离的神的概念，在他们的信仰观念中，个体性永远隐匿在整体性之中，他们需要以聚落的方式摆脱孤独的信仰状态，个人的信仰依存整体得以坚固和保持至高神在他们的宗教观念中不是超越人类世界的存在，而是以人类世界为根基，本身便具有人的形象和情欲。

这种宗教思维将日本人的神灵世界固定下来，生者和死者都在这个神灵世界之中，“即使存在生前与死后这样的相位上的不同，那也不过是现实世界与死后世界，是从生到死的现世相位与生死幽冥的来世相位的区别而已。”

在人神一体的世界里，人与神的区别在于，神是人死后的灵魂以某种超验的方式获得特殊能力的象征，由于其依然充满了人欲本质所以仍会参与到人类世界的事务中，神灵只是在人有所欲求时作为一种希冀通过供奉和迷信获得具体利益满足的对象。

佛教和儒家思想传入日本后也很快与神道教融汇起来，最终形成了一种混合的宗教形态日本历史学家丸山真男在建构日本思想史的过程中提出了“古层论”他指出，在日本顽固的“古层”背景下，“我们国家在边界、民族、语言、水稻生产样式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村落及祭礼仪式的形态等方面，最晚从古坟时代后期开始，千百年来就一直保持着等质性……”。

虽然丸山真男所谓“有史以来永恒不变的思维模式”在现在看来极为不现实，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确是受到过去的制约的，“而且，制约我们的过去并不一定会呈现于表层，它是潜藏于被言说化了的思想内部的一种东西”丸山真男称为“古层”的特质类似于一种日本国粹思想的集体无意识，虽然岁月和历史的变迁层层堆积于民族特性底部的稳固基础上，“但是传统思想并未被扬弃，而是向下沉积，一旦民族主义兴起，自然会从意识的底部喷薄而出。

”另一方面，日本的书写文献从7世纪末到8世纪初才出现，这一时期，日本的政治体制迅速完善，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逐渐形成。在这种状态下，“记纪神话”作为从神话角度论证天皇权威的国家神话才被创作出来。

这些神话中不乏“仁王”理念、“君臣有别”等儒家经邦治国的基本要素，而作为皇祖神的天照大神的确立以及其他日本诸神也在与佛教的交流中形成自我形象虽然来自异域的佛儒直接参与了日本神国历史的塑造，但日本民族主义的集体无意识始终以支配的态势掌控着。

诸种宗教形态的相互“习合”“一般来说，日本人在吸收外国宗教时，首先要承认一个具体的权威性的人伦组织宗教只有在不损害这一组织或有助于发展这一组织的情况下，才能得以承认，予以吸收”“具有权威性的人伦组织”在这里指的是。

日本神道中的世袭天皇，在承认天皇世俗权威和神圣权威的前提下，佛教和儒道被吸纳和改造，甚至位列被生成的众神之中。

政治问题：从“人神关系”透视日本天皇“人神化”政治1950年远藤赴法留学时战争已经结束，抵达具有基督教传统的法国并没能使远藤感受到信仰自由的轻松愉悦，“与西方语境中基督教信仰的距离感以及由此带来的困惑与痛苦渗透在留学日记的字里行间”。

远藤在日记中提到，战后第一批留学生并不像今日的留学生那样光鲜，由于战败国公民身份，他们只能和劳工一起被安排在肮脏拥挤的四等船舱，四等船舱还以黄种人的肤色与其他船舱区分开来留学生活使远藤感到日本和西欧之间存在着两堵墙，他熟悉日本陷入疯狂的军国主义热潮时，每一个青年血液里流动的古老日本的骄傲与风土意识，并且无法抗拒日本人与生俱来的泛神感知，。

但同时，他还信仰着一个与泛神感知相冲突的上帝。

远藤通过小说创作在两堵墙的夹缝中追寻苦闷灵魂的出路战时的日本使远藤因基督教信仰经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战后又因战败国公民身份面对西欧世界充满了自卑，这自卑中内涵着沉重的罪感和迷惘——作为一个背负杀戮罪名的国家公民，他该如何与自己的信仰和解，而背负沉重罪感的人又该带着这样的记忆如何继续以后的生活。

如果把《沉默》比作一副画，弃教神甫和判教信徒的内心挣扎被远藤描绘得栩栩如生，仿佛会透过画布边缘与真实的历史生活融为一体但是如果我们站得更远一些就会发现，整幅画被框在一个巨大而死板的画框之中，画面中看似核心的信仰问题仅仅指向个人信仰内部的震动和更新却永远无法突破既定的画框。

框住《沉默》所探讨的信仰问题的画框就是日本宗教与世俗权力合一的政治传统虽然《沉默》中并没有出现对天皇和统治者的直接描写，但是行文中无处不在的静谧、阴冷和将日本封闭环绕的灰色大海给予了国家政治丰富而饱满的象征，宗教与世俗权力合一产生的统治力量从小说讲述的历史深处绵延至现实边界。

日本社会基础中“人意”对“神意”的取代基督教语境中的“善恶”则具有绝对性上帝被视为至善，万物依凭于他，他却不依凭任何事物基督教语境中“善恶”的绝对价值标准更多的是内向型地涉及个体与上帝之间的忏悔与判断，并不以世俗或他人的标准作为依据，世俗道德只是善的具体表现形式。

除了上帝，没有人可以代表至善概念，而那位创造了宇宙万物的上帝在人类理性智识的顶端是绝对至高者的存在，人类只是分有了上帝的形象，与上帝之间存在着绝对的鸿沟。

在小说《沉默》中，基督教信徒被迫改宗成为佛教徒，这种改宗并非因为德川幕府时期的统治阶层不接受基督教教义而能够容纳佛教信仰，更大程度上是由于那时的佛教寺院被纳入行政机构的末端，发挥了町村政府的功能这些寺院在负责户籍登记的同时又在思想上控制了地方百姓，统治者只需要控制寺院的僧侣便可利用佛教信仰从基层巩固统治。

或许佛教也曾对寻求庇护的贫苦百姓承诺过佛祖的慈悲，但百姓看到的却是“和尚们与把百姓像牛马一样看待的人同流合污。”

井上奉行永远面带慈悲的苦笑嘴里说着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身为国之根本的百姓却“在不满三公顷的田地上辛苦栽种麦子和番薯，连面向大海的山腰都要开垦成耕地”，而长崎奉行的重税却日复一日只增不减日本这片土地上一切都充满了无常：万物皆灵的山川湖海可以从泛神的恩赐变为华美神意外袍之下，。

统治者对百姓无尽奴役与惩罚的场所；原始的神道信仰不仅没有与世俗权力抗衡的能力，反而被世俗权力改造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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