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ss Allen今天的文章来自美国文化史家彼得·盖伊的经典批评作品《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原题Savage Reprisals，直译为“狂暴的复仇”）新版即将由新行思推出历史学家

 

@Jess Allen今天的文章来自美国文化史家彼得·盖伊的经典批评作品《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原题Savage Reprisals，直译为“狂暴的复仇”）新版即将由新行思推出历史学家与小说家，表面看来工作方式截然相反，但历史学家需要像小说家那样选择性地组织材料，小说家则需要像历史学家那样构建连续可信的事件和人物。

反过来，只有不清醒的历史学家才会认为自己掌握的是唯一、完整的事实；只有不称职的小说家，才会滥用虚构的权力实际上，二者都尽力忠于“真实”盖伊这本书，以狄更斯的《荒凉山庄》、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以及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三本小说为主线，探讨了历史与文学、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

今天的文章节选自本书结语部分选自《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美]彼得·盖伊 著刘森尧 译小说的真理（节选）· 在虚构中也许有历史存在，但在历史中却不允许有虚构这类东西的存在· 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手上，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

1913年，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册《在斯万家那边》(Du Cðté de chez Swann) 刚出版不久，他为自己那种自由自在的创作力量之奔放方式洋洋得意，他告诉一位访问者说，小说家通过写作小说而创造了另一新的世界。

威斯特(Rebecca West)女士截然反对这样的看法"讨厌的事情一样就够了"普鲁斯特把小说家提升到一个神圣的地位，这真值得赞赏，著名诗人史蒂芬斯(Wallace Stevens)就很赞同这种说法但是威斯特女士有她反对的理由，写实主义小说家所创造的世界和历史学家的世界一样，都是通过他们自己的逐步描摹而产生出来。

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女士谈到诗人的创作情况一样可适用于小说家身上:他们把想像的蟾蜍放到真实的花园里头，即使这些蟾蜍看起来像真的一样写实主义小说家的这种情况说明了小说中的真理是什么以及小说在历史中的地位如何，这也正是我在这篇结语中所要探讨说明的问题。

这看来像是一片深水，我只能在其表面稍稍涉猎而己， 看来这会如培根 (Francis Bacon) 所说，是一场"闹着玩的彼拉多" (jesting Pilate)游戏，永远元法触碰到问题的核心他这样问道: "什么是真理?这不会有答案的。

”在最当代的一些文学批评家和历史学家之间，最困扰他们的就是如何定义"事实"(fact)和"真理"(truth)的问题，这是一个具高度争议性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家反而没有这方面的问题，除了一小撮的实用主义哲学家之外，大体而言，一般都会诉诸批评性的现实方法，认为不管是出于正确观察的阻碍，或是自我蒙蔽的诱导，一个不为人的心灵所左右的真实世界是永远存在着的。

只是，讨厌的事情一样就够了，但我们不能因为真理不可捉摸或事实不容易确定，就认定这些东西不存在，好比说树林里有一棵树倒下去了，没有人注意到或刚好有一个人经过看到了，它倒下去所发出的声音都是一样的理想主义派的哲学坚持认为"这个美丽的世界乃由我的心灵所创造”，波普尔爵士(Sir Karl Popper)并不苟同此一看法，他认为这是夸大的讲法。

有许多别的哲学家也说过类似的话， 只不过态度比较含蓄罢了甚至像库恩(Thomas Kuhn)这位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他的范式转移理论曾被相对主义者盗用，他即认为外在世界是一种客观真实的存在，并非由建造或发明而来。

英国哲学家摩尔(G. E. Moore)，人家问他如何证实外在世界的存在，他只简单伸出双手当然还有许多其他更世故的方法可以证明这个论调，但是仍有许多学者以专业手法去处理这个问题，如何探寻真理或是事实的真实性，则是大大超乎争论的范围了。

我预备从写实主义这个角度来检验历史学家所提出的探索 "真实性"的两个研究方法，一个很古老，也很具尊崇地位，另一个很新，很具颠覆性这两个方法除了一样对史诗和历史女神克利奥(Clio)特别热衷之外，并无共通之处。

第一个方法认为小说家和诗人比历史学家、一般人、档案资料研究者等更能够掌握到较高层次的真理一一也就是说更深奥的真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Poetics) 一书中不是说过诗比历史更具哲学性和重要性吗?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是抱持此一相同论调的现代小说家， 他说"我要一再强调，小说的唯一存在理由就是说出只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一切。

" 小说的此一"激进自治功能"才使得"卡夫卡能够说出社会或政治思想所说不出来的有关人类处境的事实(至少就20世纪而言是如此)"可怜的历史学家，他们只能跟在只有小说家才得掌握的真知灼见后面摸索前进!撇开他们的专业偏见不谈，亚里士多德和昆德拉把小说提升到超越历史的地位，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吸引人的论调，对小说的读者而言，他们的确会赞同这样的说法，小说家为他们阐述这个世界上人类的行为模式，还有他们和他人以及和自己相处的经验，这的确很容易引起深刻共鸣:人们正是这样在生活!他们正是这样在爱和恨!他们正是这样在下决心或犹豫不决!我们只要稍事浏览一下一些著名小说家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便可立即获得一个有关这方面论调的完整概念。

陀斯妥耶夫斯基对犯罪和救赎的深刻探索，普鲁斯特对嫉妒之爱情所衍生的灾难之详尽刻画，亨利·詹姆斯对最细腻思想的解剖，这只是三个发现真理的卓越例子，其他当然还有很多，不便一一列举我想到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他并不愿意承认他是发现潜意识的人:他强调具有想像力的作家一一诗人一一早就在他之前发现了潜意识，他只不过是将之发扬光大并加以理论化而已。

不能否认的是，具有想像力的作家能够透过他们的创造性想像力透视到一个眼睛看不到的世界，不过 我要趁此强调一点，或多或少的知识必有助于此一想像力的发挥我另外要强调的是，当我们在赞赏小说家的真知灼见之时，我们指的乃是他们的心理学方面的洞察力，就在伸人这个广阔领域之际，研究个人心灵和集体心理状态时，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碰在一起了。

不管历史学家要不要承认，他们大都是业余的心理学家伍德华德(C. Vann Woodward)在《汤姆·华特逊:农民叛变》 (Tom Watson: Agrarian Rebel) 一书中，描写一位乔治亚州的人民党领导人的一生，开始的时候，他以无比勇气努力成为穷人的代言人，然后成为以群众的情感为依归的种族主义煽动家，最后终于步上政坛成为顶尖政治人物。

"我没有适当可用的心理学理论，"伍德华德回顾写作这本书的经历时这样说，"我从未有过任何可以解释谜底的信念"但他具有敏锐的知性和懂得如何处理材料的手法，这本书在说明一个政治人物的心理状态时是那么的卓越出色，我们不妨可以拿来与华伦(Robert Penn Warren) 的《国王的人马》(。

All the King s Men , 1946) 这本小说相提并论，一样都在描写政治人物的生涯，这本小说主要描写隆惠 (Huey Long)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统治路易斯安那州的经过("我就是宪法!")。

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极具才华的作家，一个是历史学家，另一个是小说家，他们的作品透过不同写作方式，却达到相同的真理

有关第二个探索真实性的方法在近时曾引起较多争议，因此更值得进一步去注意后现代主义观念会人侵历史学家领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们否定历史学家和小说家所宣称的真实性这回事，从一开始就没有所谓真理的存在，任何事物，包括历史著作和小说作品，都只是一个带有许多副文本的文本而已。

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这位后现代主义的宗师和他的众多追随者比如像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他们坚持认为文本并没有稳定的认同(identity) ，因此所有的文本，包括历史文本，不管自身如何坚固，面对各种不同方式阅读时都是很脆弱的。

总之，历史学家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幻象大多数历史学家可能会感到奇怪，后现代主义史学家把这种情况看成是可喜而不是悲哀的现象一位历史学家可能叙述出许多讨人喜欢的故事，套用夏玛(Simon Schama)的话说，"会把确定事件的融解成不同叙述方式的多种可能性"。

这样的论调显然和传 统历史学家的智慧相抵触:传统的做法是尽其所能把许多不同叙述方式加以剔除，最后只保留他们心目中认为最接近真理的那一个纳米耶爵士(Sir Lewis Namier)这位研治18世纪英国政治的好斗的专家几年前曾说过，历史学家的主要工作是去发现哪些事情并没有发生。

诚然，研究历史的学者可能会极力拒绝诠释，而不是提供诠释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 这位最具影响力的后现代历史学家，曾经把相对主义的观念推到一个极限"历史事件"，他写道， "应该包含或是展现一堆‘真实的’或‘活过的’故事，这些故事展现在读者面前时，必须都是有凭有据，让人能够一眼即认识出其真实性。

"但这是幻象，是一种"错误的态度，至少也是一种误解故事，就像关于事实的陈述一样，都是一些语言学的实体，属于话语的范 围"对后现代主义者而言，事实是被创造而不是被发现出来的，他们的知性先祖最早可追溯到歌德，他早就坚持任何事实都是一种诠释的论调。

过去的传统观念早已形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架构，好比一个强有力的神话，把历史学家(就像小说家一样)紧紧束缚住偏见、护眼罩、狭隘视野、盲点等等，所有这些客观性的阻碍物，都是不可避免的，内在于我们人类的求知活动之中。

研究过去的学者是他们自己个人历史的囚徒从这个角度看，书写历史只不过是书写小说的另一种方式而已

为了对抗上述的怀疑主义观念，我必须强调指出，他们认为客观事实不存在，而且所谓的事实都是已经经过一面倒的偏见污染，这样的观念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每天有许多数不尽的事实和诠释在争论，然后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历史学家在为这些事实和诠释下定论。

姑且不论其本质上的荒谬性，后现代主义者企图把历史学家对真实性的追求贬低成为不恰当的行为，这样的做法有其不利影响，这会造成书写事实的作家和书写虚构的作家相互纠缠不清我们对主观性不分青红皂白的时髦主张，会把 18 世纪以来历史学家所主张的独立自主身份导向后退的状况，从而从一块稳固而多产的土壤上撤退下来。

历史上有一千年的时间，历史学家由于受到神学的钳制，经常会把一些历史事件归诸神的意旨，但18世纪的哲学家们则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完全可以把自然的代言与纯粹的人类活动区别看待这种世俗化的现象有利于历史学家的工作，自从19世纪晚期以来，历史学家已经颇有自信地一一似乎是有点儿过度自信了一一敢于把自己看成是科学工作者。

他们认定有某些因素一一比如知性的、政治的、神学的一一会干扰自由的探索行为19世纪末，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 曾经表示过，真希望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历史学家都能对滑铁卢战役的记述达到一致的见解，但这种期盼对他那个时代的人而言，虽说很有价值，却毋宁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梦想。

上述这层事实说明了历史学家根本不需要后现代主义者来告诉他们，在研究历史事件时，个人所持的立场，多少是不自觉的，会妨碍他对过去历史的客观性描述他们可能会说，这样也不错，因为适巧可以借此愉快地指出别人的不公正做法。

但是他们会同时认为这是迈向真理之路必须克服的障碍，而不是非得服从不可的人性法则他们会驳斥夏玛的"平庸格言"所宣称的"历史知识永远会元可避免地受限于叙述者的个性和偏见"这种说法的确平庸，但"永远如此"和"无可避免"吗?。

一个历史学家在选择研究题材上的潜在动机经常都是有迹可循的有的想挑战前人的研究成果，有的则是遵循前人的成果继续扩大研究，不管是采取热心姿态去面对一个困难的研究对象，还是去否决它，都不过是决定一个研究者的方向该怎么走的部分原因。

对20世纪的历史学家而言，他们经常无法排除个人的早年经验加诸他们身上的桓桔，以至于必须面对更多的纷乱和灾难我们遇见过许多来自极权地区的学者，由于早年的不幸遭遇，竟会忍不住让自己在脱身之后仍沉溺于过去的经验之中，因而下半生老是汲汲营营想去了解和诠释，甚至于强迫性地想再去经验他们年轻时代所受到的创伤。

然而，在处理一个题材的动机与结果之间，或如科学家所说的发现的情境和论证的情境之间，其中仍然有根本性的不同诚然， 读者绝不可能期待一位罗马天主教派的作家所写的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传记会有怎样同情的理解，同样道理，也不可能期待一位拥护英国王室的保皇派作家所写的克伦威尔(Cromwell)传记会怎样的削切中肯。

可是从历史学家的职业训练这个角度看， 这样的天主教或保皇派作家首先就必须摒除个人偏见，就当是自传一样来写作他们的专业超我 (superego)必须把自己训练成可以预见到批评家可能做出的批评:避免偏见，避免不公正的结论。

批评家的尖锐笔触或同道之间的元情批判，总是会带来某种清醒的剌激效应当然，会做出如此热烈相关反应的不仅是批评家而已，早在几十年前，历史学家已经懂得发展出一套防卫的技巧，虽然他们不敢保证具有绝对的客观性，但至少可以减少制造明显或隐含的偏见的机会。

他们会给出注解和书目，以申明使用文献的出处，以及引述段落的来源和上下文，以便公开给大众去仔细检验，这样的做法元形中确立了历史学家做学间的专业标准，而这些标准，本身便是经过仔细检验的没有什么程序可以说是准确无误的。

在历史学家眼中看来， 即使是在已经有广泛认同的看法的问题领域，也还是有意见分歧的时候当然这不会是赶时髦或非专业心态的表现:某个历史学家可能会动用比他的竞争者所使用的更为突出的资料，有的则会使用别的非传统辅助学科(比如精神分析)去研究某一熟悉主题， 然后得出比前面的研究者更为深入和丰富的成果。

同时，历史学家亦不应为伦理观念所影响，一个历史学家可以相信吃人是错误的行为，但不可因而影响到他对野蛮人的公正评判美国历史学家哈斯凯尔(Thomas L. Haskell) 曾如此尖锐地下过定论"客观性并不等于公正性。

" 事实上，某一种世界观，如果角度正确，只会让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看法加以放大，更加尖锐，而不是造成限制总之，历史学家的各种争论(这是必然，历史学家如果没争论， 大家都一致认同相同的事实，那会多么单调元趣) ，都是努力企图想成为阿克顿爵士所期盼的理想状况:对过去全然认知的一致认同。

这是一种理想，没有人会否定这种理想，一言以蔽之:在虚构的故事中也许有历史存在，但在历史中却不允许有虚构这类东西的存在

那么，小说家如何在小说中妥善运用历史呢?他们对真实性的最有效运用方式，乃取决于是否能够在我所说过的大的和小的，亦即社会和个人之间游走自如我们不妨再以托马斯·曼所创造的并将之定位为英雄的托马斯·布登勃洛克这个角色为例来说明。

他不仅是一个独特的、倒霉的家伙，而且还是一种社会类型，一个心神不定的自由民，他对于接受一个现代 布尔乔亚的命运还犹疑未定根据曼的描写，他的生活完全隶属于他个人的世界，这包括他不美满的婚姻、令他失望的儿子、令人厌烦的社交生活、他对叔本华哲学的发现，甚至他那要命的牙疼。

不过，与此同时，托马斯所代表的不仅是曼的家乡吕贝克地区的中产阶级生活，他代表了无数的中产阶级，换句话说，作者在小说中刻画的人物越是独特，越是高度的个人化，也许他所反映的现实基础越是广阔因此作者不只阐述所发生的事件——关于这方面我一开始即强调过，读者需要考虑的是下面一点——另一方面他还要让他所阐述的事件具有可信度。

这正是小说家所干的事:他利用自己创造的一些个别的人物，描写他们的反应，继而能够栩栩如生、直接有效地再现众多的事实，这恐怕要比不加修饰的复述要有力得多但是有时候小说家不得不从单一的角色来看事情的发展演进，在司汤达的《帕尔玛修道院》(。

La Chartreuse de Parme) 这本小说之中，作者用主角法布利斯(Fabrice)的眼光去错误估量滑铁卢战役的情况，显得混乱而不可理解，犯了一般人会发生的对一场战役的错误观念，但正是透过这个角色个人的眼光去看事情，司汤达得以把即时发生的这层现实传达出来。

另外，福楼拜在《情感教育》一书中描写 1848 年巴黎的革命事件中的政治狂热，读起来就像一篇有关群众心理学的论文，但文章的展开却仅仅是通过一些个体的参与者，包括男生角弗雷特里克和他的朋友我们不得不一再强调，小说毕竟是一种虚构，不是专题论文。

萨克雷在《浮华世界》一书所刻画的贝姬·夏普一角，她不断周旋于许多好色的男人中间，刚好借此说明了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国政治界生态，贝姬这个角色也适时展现了她大胆而令人难忘的突出地位冯塔纳最著名的一本小说《寂寞芳心》 (。

Effi Briest) ，书中所刻画出身名门的女主角爱菲(Effi) ，她由于婚姻不幸福而红杏出墙，却招来不成比例的罪责，适巧反映了帝国时代的德国是一个多么保守额预的社会，她最后被逐出豪门，郁郁以终，反而博取了读者的极度同情，她被看成是一个无辜而惹人怜悯的年轻母亲，由于一时失足，竟成为封建保守的社会体制下的可怜牺牲者。

如果说小说中的主角都是一些个人化的角色，那么由他们所主宰的这类小说，对历史学家而言就没什么意义，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小说中所处理的主角人物是属于一般性类型的角色，这样的小说对文学而言，就谈不上有什么严肃的贡献。

-END-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