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1 382篇CSSCI教育出版研究文献为样本对象，通过实证分析教育出版研究的文献积累、行动主体构成、研究主题分布及演进脉络等多维度的发展情况，探究教育出版学术场域的基本特征、现存问题和优化路径。

 

▲王嘉昀作者简介：丁靖佳，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嘉昀，女,博士，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学术出版、科学信息交流文章来源：科技与出版，2022,(08),126-136 DOI:

10.16510/j.cnki.kjycb.20220816.001摘    要：文章以1 382篇CSSCI教育出版研究文献为样本对象，通过实证分析教育出版研究的文献积累、行动主体构成、研究主题分布及演进脉络等多维度的发展情况，探究教育出版学术场域的基本特征、现存问题和优化路径。

结果显示，教育出版学术场域已进入大发展阶段，聚集了五大热点主题，并形成了技术驱动和实践导向的学术惯习同时，其也存在主体力量分散、合作网络松散；实用主义突出、理论创新乏力；研究深度不足、主题延续性弱等问题。

基于此，文章进一步提出了推动学术共同体建设、提高研究学理性、增强研究深度与广度等优化路径，拟为教育出版学术场域的有序发展提供参考关键词：教育出版研究;学术场域;CSSCI;场域优化2021年12月底，为推动“十四五”时期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出版强国建设，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了《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对新时代出版业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新目标、新任务和新举措。

作为我国出版业的支撑性板块，教育出版对出版业发展的意义不仅在于完成了出版资源的原始积累，还体现在实现了出版规模的实质突破，是推动出版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教育出版学术场域则在其中发挥着驱动教育出版自我革新、推动产业实践与理论发展的引领作用。

新时代背景下，教育出版学术场域如何彰显时代特征、更好地服务出版及教育发展大局，已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1 研究起源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曾提出：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并非个体，场域才是基本性的，必须作为研究操作的焦点。

[1]341 学术场域即为一种特定的“场域”，是具有相对自主空间、有自身法则的小世界，也是科学场的重要折射[2]教育出版学术场域则可视为出版学研究场域的一个子场域，是依托我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出版机构等组织，以引领教育出版理论前沿、服务教育出版产业活动为主要目标的社会空间。

跟踪我国教育出版学术场域的整体进展，系统总结、梳理其学术研究成果及发展趋势，是系统推进教育出版学术场域向纵深和精细化方向发展、更好发挥其在出版业中的支撑作用的有效途径在教育出版学术场域中，学术论文为研究个体或群体等行动者的主要成果和交流方式，通过对学术论文的文献积累、行动主体和研究主题的考察与分析，能够反映学术场域的整体发展趋势、行动者之间的“次级关系”、基于研究惯习形成的研究主题等。

基于此，本文以教育出版学术场域为核心论域，以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论文为样本文献，试图在探究教育出版学术场域特征及演化趋势的同时，对其场域的现存问题与优化路径进行深入分析，以期推动教育出版学术场域的有序发展。

2 研究设计为提高数据获取的权威性与全面性，本文以中国知网收录的CSSCI来源期刊文献为数据收集来源，以国内外广泛采用的系统评价规范PRISMA2020(the 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PRISMA)

[3]为指导，对教育出版研究成果进行收集与筛选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基于教育出版的内涵与外延明晰须检索的主题词从概念上看，传统教育出版一般指与教材教辅有关的出版物和出版活动[4]随着技术及媒介融合的发展，教育出版的边界逐渐模糊，内涵与外延也不断扩大，教育出版指与学习、教育及培训有关的出版，其本质则为教材、教辅、教育资源、教育产品等教育内容的组织、序化过程。

[5,6]因此，本文以“教育出版”“教材出版”“教辅出版”“教育资源出版”“教育产品出版”“教育内容出版”等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共获得相关文献2 054篇，文献时间跨度为1998—2022年(检索时间为2022年6月31日)。

由于原始检索文献存在信息重复率高和无效信息多等问题，本文基于标题、关键词、摘要、全文等基础信息进行重复文献、信息不完全文献、非研究性文献及主题不符文献的剔除工作，最终保留有效文献1 382篇此外，为提高数据质量，本文对关键词进行了统一规整，具体包括关键词的清洗、转换、合并等流程。

以上文献筛选与数据处理工作主要由2名人员独立并严格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完成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其中，定量分析主要采用数理统计、科学知识图谱剖析教育出版领域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定性分析则主要使用内容分析法描述该学术场域的热点关切和变迁趋势，以期全面、准确地揭示教育出版学术场域的结构特征及其演变态势。

3 研究发现在对前述检索所得的1 382篇文献及其相关信息进行整理与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对教育出版学术场域文献积累、主体构成、研究主题等方面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为进一步廓清教育出版学术场域的特征、问题及其优化路径提供清晰视野。

3.1 教育出版学术场域的文献积累文献数量的整体分布与时序变化趋势与教育出版学术场域的整体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密切相关本研究数据集中可检索到的最早的教育出版研究文献发表于1998年，于薇[7]从档案专业教材出版的基本情况出发，阐述了档案专业教材出版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四点改进意见。

但在1998—2003年，教育出版研究的年发文增长量近乎停滞不前，随后从2004年开始，教育出版研究受到的关注度逐渐增加，年发文量呈快速增长趋势，并于2012年达到一个小顶峰2013年之后，教育出版研究虽然还保持着一定的热度，但年发文量与增长率都呈现一定的回落和缓和状态，直至2021年才出现爆发式增长，如图1中的柱状图所示。

从教育出版学术场域的文献积累规律来看，我国教育出版研究的整体发展趋势向好、已步入大发展阶段，在文献增量和理论完善上有充足的发展空间普赖斯文献指数增长规律[7]指出，某一学术场域进入大发展时期时，其文献数量呈快速增长态势；而随着该学术场域理论成熟度与完善度的提升，其文献数量增长速度将减缓甚至下降，并提出了普赖斯曲线方程：F(t)=a×ebt。

其中，F(t)表示为t时刻已积累的文献总量，a为初始文献量，常数b则为科技文献持续增长率(b=(A/a)1/n-1，A为文献积累量，n为文献生命周期的时间跨度)经计算，教育出版研究文献积累增长规律可拟合为函数F(t)=10×e0.214t，其实际增长规律与拟合曲线如图1所示。

整体而言，教育出版研究文献增长规律基本符合普赖斯文献指数增长规律，且其发展劲头颇为强势，在1998—2019年的20多年，教育出版研究的文献积累量都超过指数增长的常规要求从增长趋势来看，我国教育出版研究已步入大发展阶段，但近几年的文献增长速度放缓，距达到学科成熟还有一定差距。

3.2 教育出版学术场域的主体构成研究者是实现教育出版学术场域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体性力量，主导着教育出版学术场域研究惯习的形成及各类资源的有效流动其中，核心作者是推动教育出版学术领域发展和进步、引领学术场域未来发展方向的中坚力量，而其合作关系则是判断学术领域成熟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核心作者层面，教育出版学术场域虽然已聚集了一大批研究者，但多数研究者均是“浅尝辄止”，还未汇聚稳定、高质量的核心研究群体基于普赖斯进一步提出的核心作者最少发文量计算公式M=0.745Nmax1/2，Nmax为样本文献中最高产作者发文数，教育出版研究核心作者的最少发文量为3篇。

统计发现，在1587名作者中，发文量在3篇及以上的核心作者共有74位(占4.66%)；但发文量超过5篇的作者则只有15位(占0.95%)，高产作者仍较少同时，文献计量学三大定律中的洛特卡定律认为：在某一领域中，写N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约为写1篇论文作者数量的1/N2，而写1篇论文作者的数量约占作者总量的60%。

[9]而在教育出版场域，拥有1篇论文的作者比例为86.39%，远高于60%的基准；而发表2篇和3篇论文的作者数量占发表1篇论文作者数的9.01%和2.65%，与1/4和1/9的标准值之间差距较大可见教育出版学术场域中的核心作者及作者群还处于形成阶段，其规模与质量都有待进一步扩充。

图1 我国教育出版研究文献数量分布示意图 在研究者合作交流层面，教育出版学术场域中合作意识正在逐渐增强，但已有的合作关系网络十分松散与薄弱，教育出版研究学术共同体尚未形成在本数据集中，31.26%(432篇)的教育出版研究文献为合著论文，且合著率呈上升趋势，其中1998—2005年的合著率为11.20%，2006—2013年上升为27.86%，2014—2022年合著率则达到36.40%。

然而，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发现，教育出版学术场域中的合作网络密度非常低，如图2所示，虽然教育出版研究者的数量与合著率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但1 382篇文献中只有51个节点，所呈现的节点大多数是孤立的可见，教育出版研究成果多由独立研究者或小规模的合作群体产出，研究者之间缺乏合作与交流，“单枪匹马”式的科学生产方式仍是主流，从行动主体层面阻碍了教育出版学术场域的成熟架构。

图2 教育出版研究合作网络示意图 3.3 教育出版学术场域的研究主题学术场域通常以论文为主要研究成果和交流方式，而关键词作为承载学术知识的最小单位，能够有效反映教育出版研究的知识特征和结构关系，进而折射出教育出版研究主题的整体分布情况。

教育出版研究主题是某一时期内研究者共同关注的、由一组或多组具有内在联系的文献所聚集而成的科学问题其中，横向共时性分析能够挖掘推动教育出版学术场域发展的共性议题及其特征，纵向历时性梳理则能描绘出教育出版研究主题随时间变化而呈现出的更迭和演进趋势，两者互为补充，共同勾勒出我国教育出版学术场域核心研究主题的发展全貌。

3.3.1 横向分析：教育出版研究热点主题分布高频关键词的共现与聚类分析能够有效揭示某一领域的知识结构，反映已经形成的热点研究议题[10]本文借助复杂网络分析工具Pajek对1 382篇教育出版研究文献中频次排名前200的高频关键词进行了主题挖掘与可视化呈现。

如图3所示，每个节点都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的大小与关键词的频次正相关，能够反映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议题；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连线越多，关键词之间的共现程度越高其中，我国教育出版研究主题网络的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达到0.53，表明各类主题的向心性较佳，聚集形成了部分核心研究议题；而其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和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分别为0.49和0.20，表明各类议题之间的直接关联程度也较好，对整个网络的影响程度较高。

整体而言，我国教育出版学术场域大致形成了教材出版、教育出版数字化、教育出版产业发展、高等教育出版和新时代教育出版发展路径等5个核心主题，各个主题及其研究内容分别呈现以下特征。

图3 教育出版研究热点主题分布图第一，创新教材出版流程与服务形态是教育出版研究的核心关切教育出版强调教书育人导向、意识形态前沿阵地意识，而高质量的教材教辅出版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才培养和智力支持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

[11]所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而教育大计又以教材为基，教材出版研究也自然成为教育出版知识图谱中的核心议题围绕教材出版这一核心议题，教育出版研究主要聚焦教材出版产业链与教材形态创新两个主题一方面，从教材出版产业链出发，研究内容覆盖教材出版产业的整体发展情况，教材的策划、编撰、审定、发行等产业链环节，隶属于不同教育阶段及不同科目的细分产业链等。

另一方面，随着出版、教育与媒介边界的模糊，教材出版研究的重心逐渐转移至新兴数字技术赋能下的教材形态创新全息化教材、立体化教材、全媒体教材、智能化教材等新形态教材由此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教材出版的研究趋势也从纸质教材数字化、电子教材工具化向智慧教材平台化转移。

[12]第二，教育出版产业实践及发展路径是激发教育出版理论创新的重要命题教育出版研究源于教材、教辅等教育出版物的实践之需，是一个与产业实践紧密结合的学术场域对教育出版产业在实践层次的发展现状及困境进行实证剖析、探索行之有效的发展对策及实现路径成为驱动教育出版研究理论创新的重要因素。

在此议题下，出版社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节奏，在不同背景下保持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与出版创新能力是研究者探讨的要点简要梳理教育出版产业的时代发展背景，其大致经历了教材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出版企业转企改制、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并从“相加”“相融”到“深融”的发展历程。

[13]，强化教育出版人才队伍建设、把握教育出版政治关、提升教育出版产品的内容质量和服务质量成为推动教育出版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14]第三，系统推进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是教育出版研究的主要任务数字技术的成熟发展与新型数字传播生态的形成革新了用户的阅读场景和消费需求，为教育出版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必要条件；《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线上教育教学资源建设与应用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的颁布则进一步深化了教育出版数字化的改革进程，全面推进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进程成为领域研究的主要任务。

[15]在具体研究内容上，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研究主要聚焦产业层面的出版机制变革、业态融合，内容层面的资源重组、载体变革及版权管理，服务层面的服务增值和服务支持体系构建等，关于用户层面的行为分析和价值解构研究则相对匮乏。

随着出版、教育与技术的深度融合，以更开放的视野推动技术赋能与价值创新仍是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第四，强化高等教育出版的专业化和个性化建设仍至关重要高等教育出版研究的兴起与高校教学改革和教育信息化发展密不可分。

自2001年以来，教育部等多部委连续实施了以提高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为核心的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双万计划”、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等计划都助推了高等教育出版的繁荣发展经过精英化、大众化及普及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阶段。

[16]在教育信息化2.0背景下，高校教育教学的专业化与个性化需求凸显，高等教育出版研究的重心也从传统的内容资源数字化向产品服务智能化转变[17]基于专业建设需求优化配置内容资源，提供个性化的高等教育出版产品与服务，强化已有创新资源的利用与推广等成为领域学者的重点关注话题。

第五，新发展格局驱动教育出版研究滋生新增长点如图3所示，以“新时代”“十四五”“立德树人”等关键词为代表的聚类群相较其他议题涵盖的关键词最少，追溯涉及聚类群关键词的研究文献，发现其发表时间也普遍集中在2018—2022年，是由我国国家及产业新发展格局驱动下滋生的新的研究增长点。

当前，教育出版面临着新出版企业、新出版业态和新消费模式的教育出版发展新阶段、新状态和新格局，立德树人成为我国教育出版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基本遵循[18,19]把握新时代教育出版的新功能、新特征和新趋势，谋求可持续的新发展路径是驱动教育出版研究滋生新增长点的不竭动力。

3.3.2 纵向梳理：教育出版研究热点主题演进脉络为进一步揭示教育出版学术场域研究议题随时间变化的演进脉络，本文利用Cortext平台内置的隐含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主题模型可视化呈现热点主题的演化路径，以揭示教育出版研究主题的兴衰和变迁历程，反映在特定时间区间内学者关注的核心议题及其演进趋势。

如图4所示，图中横轴方向表示热点主题的演化路径时间轨迹，纵轴上的长度表示该方向上关键词词频所占的比重大小，冲积面积的扩张与收缩则表示其议题规模在不同时间区间内的变化具体而言，教育出版研究热点主题的演进脉络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总体上来看，教育出版学术场域主题整体连续性较弱，在延续的主题脉络中则呈现明显的分化融合现象结合教育出版研究主题的产生、扩张、收缩、分化、融合、消亡等演化现象，可将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1998—2007年，教育出版研究主题演化以扩张和收缩为主，初步形成了以教材出版为核心的主题社区群。

2008—2016年，教育出版研究主题呈现明显的分化和局部融合趋势，教育出版数字化研究议题得以培育和壮大，教材出版研究议题则得以继承和发展2017—2022年，教育出版研究主题以融合和创新为主，在延续部分核心主题的同时生成了大量新兴主题，融合发展、高质量发展等议题成为教育出版研究的前沿热点。

第二，在教育出版学术场域的发展过程中，教材出版和教育出版产业发展两个核心议题形成了两条延续性较强的演化脉络，并呈现向教育出版数字化议题汇聚的融合趋势从时序演进上来看，教材出版脉络主要涉及教材编写、策划编辑、新形态教材、人才培养等主题，教育出版产业发展脉络则主要包括出版集团、产业链、数字出版、发展战略、数字化转型等主题，两条脉络因教育出版数字化趋势而交叉汇聚、进而演化出新的研究议题，是贯穿教育出版研究进程的内在主线。

此外，除了延续性较强的议题之外，教育出版学术场域也出现了较多独立主题和断续演化主题，在时间延续上表现出分散、独立的特征从演进脉络图上看，教育出版研究一半以上的议题都是独立主题或断续演化主题，“招投标&教材出版”“MOOC&教育资源”“大学出版社&出版结构”等规模较大的主题都只在某个时间切片出现。

这一方面是宏观政策导向的结果，如“招投标&教材出版”议题的出现与国务院有序推进的教材出版发行权招投标改革的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是教育出版产业发展代际更迭的结果，如MOOC曾因为教育出版开辟了新市场而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与讨论，但由于其实践发展的瓶颈限制(如盈利模式不清、课程完成率低等)及AR/VR、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在数字教育平台应用，MOOC相关的研究议题也就逐渐淡出视野。

图4 教育出版研究热点主题演进脉络图4 结论与讨论基于上述对教育出版研究的文献年发文量和文献积累量、作者及其合作网络、关键词共现及演变趋势等关系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教育出版学术场域已经呈现一定的个性化结构，同时也折射出一些问题与不足，还有较大的优化空间。

4.1 教育出版学术场域的基本特征从已有研究发现来看，教育出版虽然还未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建设，但其研究的学术场域已基本成型，并呈现以下基本特征其一，教育出版学术场域已进入大发展阶段，研究力量初步形成基于教育出版研究文献的年发文量和文献积累情况，我国学者对教育出版研究的关注度不断上升，正处于普赖斯文献指数增长规律的大发展阶段。

可以预见，未来几年教育出版学术成果量将持续增长但增速有所放缓，场域发展动力及创新力有待进一步培育与激发同时，基于场域行动主体的构成情况，教育出版学术场域已经聚集了一定数量的研究主体，形成了规模较小的核心作者群，研究主体之间的合作频次也在快速增加，研究力量初步形成。

其二，教育出版学术场域已形成一些较为稳定的热点主题，主题之间联系紧密度较高经过25年的建构与发展，教育出版学术场域逐步确立了教材出版研究、教育出版数字化研究、教育出版产业发展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研究和新时代教育出版发展路径研究等五个较为核心的研究主题和差异化的研究趋向，共同反映教育出版研究的核心知识结构。

结合教育出版研究主题的演进脉络，上述主题并非单向或独立发展，而是不同主题之间互有重叠、相互关联，围绕自身聚类中心呈网状结构逐步向外拓展研究广度与深度，并在发展过程中呈现一定的融合趋势其三，技术驱动、实践导向成为推动教育出版学术场域演进的主要惯习，其场域与外部资本互动频繁。

从教育出版研究主题的横向分析与纵向梳理结果来看，我国教育出版研究主题的生成和演化惯习可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种：①响应国家发展战略及宏观政策，如教材出版招投标、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等；②受数字技术兴起及作用而演化，如人工智能、AR/VR教材等；③因我国教育出版产业实践需要而带动，如教材品质、营销创新等；④由相邻产业发展趋势影响而形成，如教育信息化、数字教育平台等；⑤追随国际教育出版工作与活动，如K12教育、MOOC等。

综观上述类型，技术驱动与实践导向贯穿教育出版研究兴起及演化的始末，是支撑我国教育出版研究主题演化的主要学术惯习同时，也可进一步折射出外部资本与教育出版学术场域之间的互动频繁，场域内外的路径具有同频共振性，具体表现在发展理念、政策制度等政治资本，新兴技术、教育功能、文化服务等文化资本，产业生存与发展等经济资本都对教育出版研究重心的形成与转移影响显著。

4.2 教育出版学术场域的现存问题第一，主体力量分散、合作网络松散教育出版学术场域虽然已经形成了部分核心作者，但存在核心圈覆盖作者量少、高产作者少、研究者之间合作网络密度较低等问题其中，前两个因素反映学术场域中的核心主体力量分散，研究者对教育出版研究议题关注的集中度和深入度都较为不足；后一个因素则折射研究者之间的合作网络松散，常态化学术交流和知识产出机制尚未形成。

研究者作为场域的社会行动者，可以通过“形塑那些决定他们的社会机制，对这些机制的效力尽自己的一份力”[1]221，然而，教育出版研究者则未完全发挥对教育出版学术场域构造的带动作用，暂时还无法有效主导教育出版研究的研究主题和发展方向。

第二，实用主义突出、理论创新乏力教育出版研究应重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关注理论发展而忽视对实践内涵的探索，将难以适应教育出版的发展需要；过分强调实践根本而缺乏理论定力则会陷入功利化困境当前，教育出版领域学者技术驱动、实践导向的学术惯习表明教育出版研究整体重实效而轻理论，实用主义倾向突出而基础理论相对薄弱，缺少常态化的理论阐释。

一方面，多数学者聚焦教育出版产业的某个具体问题，侧重出版产业链某个环节或要素的实践优化，缺少对教育出版理论、范式的深入探讨另一方面，在已有的学理性研究中，基础研究仍十分薄弱、理论创新乏力，具体表现在：一是主要还是沿袭西方交叉学科的部分经典理论，如引入社会学的行动者网络理论。

[20]、营销学的SIVA范式[21]等，教育出版领域自身的、本土化的理论体系尚未系统构建；二是理论与学术问题的“简单嫁接”，或与实践问题的“错位匹配”，忽略学理探讨的内在特质与理论耦合度，致使研究结论浅显或无力。

第三，研究深度不足、主题延续性弱从教育出版研究主题脉络演进规律来看，其主题演化的脉络断续特征明显、孤立主题占比也较高，导致教育出版研究的研究深度不足，主题持续性则呈现散、弱、差的特点各类独立主题在特定的时间阶段内其实都是亟须成长的新兴主题，也是扩充和丰富教育出版研究广度和研究视野的重要分支。

由于教育出版研究者的议题聚焦度不佳和偏向实用主义的研究惯习，许多新兴主题容易被新一轮的热点主题所取代，致使大多数新兴主题的探讨都是“浅尝辄止”，无法深入挖掘至研究痛点、做出实质性的创新突破贡献，也进一步衍生了教育出版研究新旧主题之间的继承性不足、延续性差等问题。

教育出版研究由此呈现碎片化、浅层化等研究倾向，不利于教育出版学术场域的健康发展4.3 教育出版学术场域的优化路径强化学术共同体意识，促进教育出版学术共同体建设学术共同体是推动科学知识生产、交流与创新，促进形成学术规范及莫顿所言的“集体契约”的主力军，能有效维持学术生态的平稳有序发展。

为加速教育出版场域核心作者群的形成与扩大，促使其更好地承担起场域及学科成熟发展的领航职能，有必要先从行动者层面强化学术共同体意识、进而促进学术共同体的稳固建设具体而言，首先，增强学科认同感，营造良好的学术共同体氛围。

即通过制定和完善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等，树立一致的学科发展目标，在增强研究者对教育出版领域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的同时，共同哺育学科信念、树立学科自信，营造积极向上的研究氛围其次，提供多元交流通道，鼓励培育核心科研团队。

即可尝试打造融汇产学研各界力量的学术高端交流平台体系、充分发挥学协会组织的行业力量，建立研究者之间、学科之间、院校之间、院校与产业机构之间的多样化学术共同体，最大限度实现产学研之间的交流、协同与合作，合力引领教育出版学术场域的发展方向。

推动研究惯习传承与重构，提高教育出版研究学理性教育出版学术场域的形成与演化受技术发展、产业实践及政策等惯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学术研究的“基质”、限制了其前进式发展的空间然而，我们并非是要完全摒弃已有的研究惯习，而是在沿袭已有惯习的基础上，即在把握教育出版研究与技术变迁、产业需求更迭等现实因素的互动演进节奏的同时，深层次洞察现象背后的一般规律和普遍原理，从而实现教育出版学术场域核心运行逻辑从“技术、实践”到“科学”的实质性转变。

另外，从已有研究发现来看，教育出版也正处于库恩所言的未形成科学范式的“前科学”阶段，教育出版研究的学理性和科学性都有待进一步增强借鉴方卿教授关于出版学“学科范式”内容构成的思考[22]，教育出版研究作为出版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亦可从教育出版的核心概念、价值取向、经典范例和方法论四个维度出发，系统构建教育出版学术场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有效规制场域行动主体的研究规范。

协同前瞻性与基础性研究，增强教育出版研究深度与广度科学知识的融合分化是促进知识增值、推动领域创新的必要环节，从教育出版学术场域现有的知识结构及演进态势来看，热点主题及各阶段新兴议题的知识增长性都有待充分挖掘。

持续关注教育出版学术场域的学术痛点和重大需要，积极创新探索教育出版研究的前瞻性议题和基础性议题，拓宽和增强其研究视野、研究深度和研究广度，是强化教育出版研究连续性和弥散性、推动教育出版学术场域整体创新的有效途径。

在前瞻性议题方面，可尝试探索元宇宙及其核心要素，如数字孪生技术、虚实交互手段、数字虚拟人等对教育出版资源形态、服务方式等各个方面所可能带来的颠覆式重构及其潜在的机遇与挑战；在基础性议题方面，除上述提及的关于教育出版学科范式的内容研究，还可在继续在教材出版、教育出版数字化等热点主题的基础上，以出版、教育、技术等多元文化产业视角为引领，以社会学、教育学、管理学等交叉学科理论为指导，深耕细化研究主题，形成“枝繁叶茂”的教育出版学术研究图景。

5 结语把握某个知识域的结构与演变，对置身于当今信息社会的我们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广泛而迫切的重大课题[23]在教育出版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对其已有知识成果进行归纳梳理，对其研究热点与前沿进行总结与展望，是学者了解教育出版发展规律、完善教育出版理论体系必不可少的环节。

本文以CSSCI来源期刊的教育出版研究文献为依据，对我国教育出版学术场域的整体发展趋势、行动主体构成、研究主题展开了分析，是尝试客观勾画我国教育出版学术场域基本特征及存在问题的一次探索，尚且存在完善的空间：一是CSSCI文献虽然具有代表性，但也存在挂一漏万的可能，如部分学者在其他刊物上发文较多，未来可进一步拓宽样本容量，对教育出版学术场域进行更为全面与细致的描绘；二是只考察了教育出版研究者在教育出版学术场域中的静态力量分布，未来可从发展的视角动态分析行动者的位置结构及其资本影响因素，丰富已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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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怀银 祁东方：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为纪念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出版100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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