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红老师是我校国际经济法系的老师，是巫昌祯教授的小儿子，去年刚刚退休。我与庚红老师都住在政法大学的......

 

引言庚红老师是我校国际经济法系的老师，是巫昌祯教授的小儿子，去年刚刚退休我与庚红老师都住在政法大学的18号楼，我们还住在同一层，庚老师平常爱写些小随笔之类的，这篇“说说安徽‘五/七/干/校’的一些趣闻轶事”，他写完后发给我，问我：。

是不是挺逗乐的？我跟他说，有些看似是小事情，是值得写的他把原来写的又做了扩充，我看后觉得有点意犹未尽，希望庚老师继续写下去，经他授权发在我的公众号上（庚老师没有公众号）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五/七/干/校”是啥？百度上搜了一下：特指"文革"中按照"五·七"指示精神建立起来的，接收干部和知识分子劳/动/改/造。

的农场，亦称五/七/干/校我的理解是让知识分子通过劳动改造自己在干校的经历，对那个年代的一些人来说是不堪回首的，我想起曾经看过的季羡林先生写的《牛棚杂记》庚红老师当时是一个还未满11岁的孩子，本文写了他在干校“蔫淘”的一些事，在马圈里点炮仗，把江先生的假腿弄坏，因他“干坏事”让崔炳锡老师挨批评……。

他文章里提到的一些老师，后来都成为知名的学者教授，谁也不会想到他们曾经在干校里当“伙夫”：余叔通（曾任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司法部教育司的司长），因余叔叔是家父的挚友，当年北京政法学院成立的时候，他和家父从北京大学一起来我校，我也见过余叔叔（余叔叔因癌症去世较早，多数人不知道他）。

正像庚红所说，余叔通才华横溢，在干校负责烧火江平先生当会计，庚红形容是“千里挑一的会计”，我猜测江先生一定是“精打细算”的对于这些才子们虽然有些大材小用，但是“金子放在哪里都会发光的”这让我想起潘汉典先生也曾讲过他在干校放牛的事情，他说：你一定要对牛好，它的心情就会愉悦，牛就会吃得多，长得壮。

我相信这些“大家”们，他们无论在哪里无论做什么都会是最好的！庚红还提到严端老师养猪的事情，前不久严老师去世，师生们撰文悼念，但是他们肯定不知道严老师费尽心血养猪，猪被杀后，严老师哭了一整天严老师的女儿看到她的妈妈这么投入，也想留下来陪母亲一起养猪。

这些鲜为人知的趣闻轶事，应该也可以算作“政法往事”吧庚红老师还是很幸运的，他与他的父母一起到干校我比庚红老师小七岁，我出生刚14个月母亲就去了在江西的干校，家母在中央机关工作，那时候中央机关都下放到江西，3岁多的时候家父下放到安徽，我和姐姐因为年龄太小，留在北京。

一个家四分五裂的，曾经有人问过我：谁照看你们啊？你们怎么过来的？我从不愿意去回想，说起来都是泪，我是在缺爱又缺钙的环境里长大的昨天国栋童鞋还说起我：上大学时太苗条，我形容自己是营养不良、弱不禁风（我上大学的时候体重都没有超过70斤）。

今年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在安徽省宿县办的“五/七/干/校”成立五十周年，真想等疫情结束，去安徽走访一下，寻一寻家父在干校的“足迹”                                           ——。

程滔

说说安徽五/七/干/校的一些趣闻轶事作者：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庚红

今年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去安徽省宿县办五/七/干/校的五十周年的纪念日，虽说我当时还未成年（还不满十一岁）但对其间发生的一些“有意思”的趣闻还是有些记忆的，下面就简要的回顾一下五十年前的今天，北京政法学院正开始准备向安徽“迁移”。

“先遣队”都已经出发了！“大部队”则是二月十号左右行动的那时候除极个别“老幼病弱”之外，绝大多数的老师都是从北京一直坐到了安徽，那时没有特快、直快，更没有如今的高铁、动车等，火车走了差不多将近二十个小时才到，可能也就是像雷洁琼、严景耀那样的老教授才能享受坐卧铺的待遇。

记得当时有个老师居然还把汽油带上车了（那时的安检不像现在这么严），弄得满车厢的汽油味，列车长显得特别紧张，直喊：“同志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很可能是有人想搞破坏”！后来才弄清是一个体育教研室的老师带的汽油，可能是装在旅行包里，搬来搬去给碰洒了，后赶快从窗户扔出去了！大伙儿还一个劲的“骂”他！此事如果搁现在的话，都有可能被“拘留”的！想想确实挺后怕的！

快到宿县车站时候，又遇到了大难题！列车工作人员告知因为停车只有3到4分钟，那么多的行李怎么办？当时真是抓紧一切时间，能随身带的都自己带下去，大件都是从窗户往下传，真是“分秒必争”！总算是在火车发车前卸完了行李。

接着又坐了好长时间的汽车才来到目的地：五铺农场！记得教工驻地分了好多地方，五铺农场是一个（人最多），还有南陵，魏东，魏西，东工地，西工地等，还有些教工因为住不下就住到当地农民的房子里大本营就是五铺农场的场部，那院子不小，房子都是砖瓦房，在当时己经就算最好的房子了，住在那院里的都是学校的校部机关、党政部门等。

非常可惜的是那场部后来很快就拆除了，己无法再现那时的情景，加上又没有留下什么照片（连学校档案室好像都没有）其实不光这，就连我们当时上学的小学校（旧址）也都拆掉了！住在魏东和东工地的都是理论教研室（即现在的理论部、政管院等），被编为“一连”，住在魏西和西工地的都是业务教研室（相当于现在的几大法学院）及文体教研室（现在的汉语教研室，体育教研室）都被编为“二连”，校部机关和后勤部门的都统编为“三连”。

雷洁琼、严景耀老俩口那时就住东工地（一连）两位老人都挺能吃苦的，和教工们是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无任何特殊的地方！那时都是已年近七旬的老人了！我们这帮小孩儿，到了一个新地方都有种新鲜感！觉得还挺不错的呢！就是住的房子差了点儿，而且没有电灯和自来水，全靠煤油灯和井水。

那时正好赶上寒假，当地的学校（中、小学在一起）还未开学，另外如何在当地上学（因为大多数住的地方与学校很远）都得要去和当地的教育部门联系交涉，所以来干校的这帮孩子都在好长时间里都是在“闲逛”，大人们看不下去了，有人建议能否自己开个补习班，找些老师教教，凑合一年算了，但因为孩子们岁数差的太多（几乎多大的都有），很难统一上课，所以最后还是集中在五铺的学校上了，但每天上下学要走很长的路（住五铺的好些），从魏西魏东等到五铺差不多要走五至七里，好在不止一个孩子，而是一群，一边走，一边玩，一边聊也就“快了很多”。

有时如赶上来来往往的马车等，还能梢个脚！农村学校的条件之差是城市里人难以想像的！高年级的还好些，像四年级以下的低年级，连个桌椅都没有，都是几块砖头摞起来，中间搭上一块木板，自己带着小凳咱们老师的孩子好一点，都是自己带着“马扎”。

小学老师（许多都属于民办教）里有个叫王明松的给我们印象最深！他还比较有水平！长的有点像演胡汉三、汤丙会的演员刘江有几个女生，比我们男生还淘气，总冲着他喊：“高！高！高！”（这是刘江扮演的电影角色中的台词）。

王挺随和的，他的语文课有特色又幽默那一年，我们这些孩子没少去河里游泳！当地的河特别多，而且水都很清好像五月份就开始游了，大人们都不让我们自己去游，怕出危险有个叫赖青龙的老师受学校和家长的委托，就专门负责“看着”我们，但我们都不太听话总是偷着去游，但还是被他发现了，因为游完泳，手指往胳膊上一划就是一个白道子！好像最早就发现孩子头涂建身上有白道，赖老师就告诉了各位家长，后来家里人就“审问”了我半天，开始我还嘴硬，后扛不住才承认了！我们这帮孩子的家长里，数涂建的父亲最“严厉”了！训涂建常说的一句话：“你要再这样，我就打断你的‘狗腿’”！那年游泳游的太多了！最多时一天游四次。

我游泳就是这么学会的多年后再去五铺农场，发现早已不是当年的青山绿水了！河大多都已干涸了，现存的都不同程度地被污染！记得当地最大的河叫新汴河还有就有吃西瓜，那的西瓜很多，吃的最后大家都不爱吃了！我们还总喜欢逗狗。

当地的狗也特别多！（猫不多，主要是狗）我住的魏西，那只狗就很有特点，有点像“警犬”，都管它叫“狐狸”！那狗挺有意思，嘴特别的馋，经常偷吃人家的鸡，那会养只鸡可不容易，好多人还指望它下蛋卖钱呢！所以家里鸡被吃的人就去找狗的主人，让他尽快把狗杀了！狗主人舍不得，就好几次用鞭子抽狗，那狗被打时叫的声音特别的凄惨！最后嘴都给打肿了，我们几个孩子都一个劲央求狗主人别再打了！ 。

还有不少的狗都和我们这些孩子挺熟的，你怎么摸它，都挺顺服的，但见到生人则凶得很！叫的声音非常恐怖，像是要吃人似的我有时也老招它们，不是拿小石头砍，就是拿棍子打，这时那狗也叫，但叫的声音就不一样，有点跟你“撒娇”“求饶”很委曲的样子，等你停手了，它也就没事了！我还记得一件事，。

现想想也挺“伤心”的，我们住的地方的一只小狗，吃骨头被卡住嗓子，如果是在现在或者在城里，根本不叫事，送宠物医院叫兽医给取出来就行了，但当时哪有这条件啊，结果眼睁睁看着小狗给卡死了！记得我爸那会儿早上常去河边摸鱼，还真摸了不少，都是那种小鲫鱼，特别的鲜！其实那会儿有规定是不让去自由市场买东西的，但有的老师根本就不理这套，只要是有集，都买回很多东西，军代表和那帮管事的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记得我爸有次买了两只甲鱼，结果被一个叫康杰人的给报告到军代表卢华那了，卢那天正好来二连办事，就问我，“听说你们家昨天吃王八肉啦”？我没想那么多，就说是啊，卢伯伯，那肉可香了！卢直笑：哈哈哈，买了好吃的也不告诉我？我也来尝尝啊！后来我爸直训我：谁叫你说咱家吃王八肉了，以后不许到外头乱说。

当时真的特别烦这“告状”的人！在这帮孩子里，我应该算比较老实的一个，但有时也有点“蔫淘”，不过逗归逗，都没有恶意！记得有个叫崔炳锡的老师，朝鲜族，人很正直，我那会时常和他“开玩笑”，他负责给地里浇水，所以要用小毛驴，那驴就被蒙着眼睛来回转带动那机器，我常去他干活的地方，离老远就冲那驴大叫“吁”！驴立马就停下不动了（那驴肯定特感谢我，终于让我歇会儿了），老崔正偷懒“打瞌睡”呢，所以也就没发现驴己经不走了，水也没浇完！他后来才觉察到不对劲，驴怎么不动了！才知道是我在捣蛋，当时气得脸红脖子粗的，冲着我就嚷：这个小红，怎么这么讨厌啊！我后来和他提起这事儿，他笑了半天，说你真够淘的，因为那驴一旦停下来就不容易再让它干活了，不象马，骡子等！驴比较奸、懒。

他说那次害的你崔叔叔都没干完活，还挨了顿批评！他本身也不该偷着“打旽，”所以领导批评他：你不要赖人家小孩，你大人干吗吃的？！连个驴都看不住？我还“崩”过一次马圈，在马圈里点炮仗，吓得那些马、螺子差点就蹿出来！把农场的人吓坏了，这谁家孩子怎么这么调皮，这马要跑出来踢了人可怎么办！还有一次，我和一个比我大不少的男孩去赶集，路过一个卖花炮的摊，卖炮仗的是个老头，那大男孩说：我看一眼您这个花，老头说你看吧！这时又围上很多人要买炮仗（快到春节了），大男孩看老头有点顾不过来了，就冲我使了个眼色，我俩就趁老头没注意，拿着老头的花炮（没给钱）就跑了！那花正经不错呢！当天晚上就放了，五焰六色非常的漂亮，但可把人家老头给坑苦了!虽说这事“主谋”不是我，但也跟着干了，现在想想都觉得挺内疚的。

还有一次，我们几个男孩路过大人住的平房，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下意识的就把地上一个瓷盆给踢碎了！有人就喊：你没事踢人家尿盆干什么?我才明白“闯了祸”，后把住在里头的大人惊动了，结果尿盆的主人把我好一通训斥，那老师叫柯明中，他当时还半开玩笑的说：“我们家的尿盆招你惹你了？叫你爸爸给我买个尿盆去”！柯老师后来没有回法大，好像去了中央党校工作，好多年以后再见面时，我问：柯叔叔您还记得我吗？他哈哈大笑：当然记得，踢我尿盆的“淘气包”！我记得有一次还把江平老师的“假腿”给弄坏了，急得江老师大早上就嚷嚷：“怎么搞的？假腿不行了，谁干的”？我哪敢承认啊！后假腿修好了也就没人再提这事了，到现在我估计江老师可能都不知道那事是我干的！。

想想那年，我干的“坏事”也真是不老少，不过比起后来在车队工作的那位张师傅（他和我是同班同学），那可是连他的“零头”也不够啊！那哥们够猛总打架！和当地人差不多都打遍了！干校的食堂可以说办的相当出色！尤其是二连的食堂！因为食堂里的人，从管理员、会计到主食副食及采购，个个都是“精兵强将”！请看：管理员，张泽高（人称基辛格），极其精明强干，非常可惜政法复校未能归队，后来当了首都师范大学的副校长。

会计，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江平老师！可以说是千里挑一的会计！主食负责人：余叔通，更是位才华横溢的大才子，有一段儿还负责烧火还有吴焕宁、马建石等，吴老师曾被称为“面吴”，和面特别的“专业”副食：武延平，还有岳德安，严端，王德仁等，采购，王耀庭、黄文添等。

为了让大家吃好喝好，这些老师真是“绞尽脑汁”“精心制作”，连老北京的“卤煮火烧”都能做出来！以至把其他连的人也吸引过来了，有的那“嘴馋、脸皮比较厚”的老师总想来“蹭一顿”，但管理员很讲原则：首先得保证我们自己的老师才行！后来就给了点儿“剩汤”！。

二连还养了两头猪，严端老师任饲养员，虽然也和当地的农民学了点养猪的知识，但学的还是不太到家，第一头猪没有多久就死了！剩下的这头猪还真养了段时间，差不多有百来斤，但也闹病不行了，请了兽医站医生，说没有办法，得马上把猪宰了，否则肉就没法吃了，但谁也下不去手（也不敢加上又不会），养猪的严老师更是不忍心，一个劲阻栏，最后还是黄文添老师厉害，上去就把猪杀了！严老师为此难过的哭了一整天！记得当时严老师为养好猪真是费尽了心血！她女儿来干校探亲，看到妈妈这么投入，也想留下来一起养猪，但这是极不现实的，严老师把女儿好一顿批评。

那一年，还发生了不少的大事，如“乒乓外交”、“中国进联合国”、“建党五十周年”，尤其是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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