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般知识学的角度看，知识增长和新知生长无外乎四种遭遇问题后的发生方式，那就是：（1）知识经验方式；（2）知识批判方式；（3）知识猜想方式；（4

 

从一般知识学的角度看，知识增长和新知生长无外乎四种遭遇问题后的发生方式，那就是：（1）知识经验方式；（2）知识批判方式；（3）知识猜想方式；（4）知识综合方式在卡尔·波普尔的知识学体系中或者在库恩的知识范式观中，前三种知识生成经常是缠绕在一起的或者呈现出意义叠合性，并且这种缠绕性和叠合性直接造成拉卡托斯式“硬核”知识谜团的产生，那就是所谓“所有科学研究纲领都可用其‘硬核’来刻划其特征。

纲领的反面助发现法禁止我们把矛头指向这些‘硬核’反之，我们必须运用自己的智慧去表述、甚或去发明一些‘辅助假设’，在这个硬核周围形成一个保护带，以致矛头只得改而推向这些假设”(1)，这个谜团使波普尔和库恩间已有的一些清晰边界又变得模糊，所以我们必须从这种人为的复杂和模糊中逃离出来，以一种最简单的描述方式去清晰地讨论知识增长话题。

一知识经验方式是指人在对象进入或对象化了的既有知识的进入中，保持一种连续性和累积性的姿态并因此而获得知识增长就对象进入而言，是指知识的原始经验性或者说知识根性，此即人在最初的入世、入事或入物的初始经验过程中，形成“客—主”走向，并在反反复复的走向和迂回中作为智者的人能够建构起“主—客”的自觉意识结构，这就是作为经验性意识的最初知识生成过程，经验主义哲学家恰到好处地表述为“这个世界，恰好和知觉的世界一样，最初是作为一种经验的混沌来到我们这里的，不过不久就条理分明了”(2)。

就对象化了的知识的进入而言，人在渐开的世界和历史上就知识拥有而言更多地是对经验的经验，后在性的经验甚至感性经验都不可能具备初始纯洁性，但其在丧失美丽的初始纯洁性中却获得一种判断的权利，并依据判断而对所有经验所及的此前经验进行清理，并在一种再度整理的经验优先性中使经验抽象更进一步地演绎出知识抽象，这个对知识进行抽象的演绎过程其实是无限的，当孔狄亚克说“抽象概念乃是不去就使事物相互区别的属性进行思考，而仅仅就使事物相互适从的品质进行思考而形成的”(3)。

，还只是看到了知识的经验初始性和抽象初始性，而当他说“他们把这些词语看作为某种实物的一些符号，其明证之一乃是，虽然一个实体遭受了某种改头换面，他们仍然毫不放松地追问，这个实体是否仍然属于在这种改变之前与它相关的同一类别”(4)

的时候，则显然已经触感到了抽象的二度性和经验的二度性，当然也就包括知识衍生性命题可惜他的思路到此为止，在他的大篇幅语言论中显然失去了曾经触感到的问题路标后来的20世纪语言本体论哲学家们之所以在知识论上广泛地呈现语言性敞开和对语言的知识崇拜，就是因为他们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找到了从经验和直接抽象那里剥离的知识学道路，至于再后来又走到了虚脱语言以外知识真实性和可能性的歧途，则是此处不愿意撇开话题的另外一个议题。

唯物主义知识论通常会坚定地相信知识对经验的依赖性及其抽象的初始生成性，但是我们同样应该进一步地认识到二度抽象及其知识的自衍性，我们的知识很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是初始后知识场里的自衍性结果，所以人类拥有知识就包括大量的原生性知识以及自衍性知识。

如果说从初始经验抽象到二度经验抽象的知识生成之间或许存在一个乘法关系的话，那么所谓“连续性和累积性的姿态”则表明一切进入知识场里的知识间或许存在一个加法关系，即是说，一定的时间限制内暂时未被证伪的知识，总是共同地横向相依、纵向相连地构成知识场总体，尽管不同的知识立场或不同的知识向度间总是竞争性地发生激烈冲突，但这并不影响人类文明知识总体性的框架意义和基本目标意义，所以也就有知识传统、知识派别和知识可选择性的人类文化活性，远在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就对这一活性大为赞赏，那就是“我们受益于前人，不但应该感荷那些与我们观点相合的人，对于那些浮泛的思想家，也不要忘记他们的好处；因为他们的片言剩语正是人们思绪的先启，这于后世已有所贡献了。

诚然，若无提摩太，我们将不会有多少抒情诗；可是若无弗里尼，就不会有提摩太这与真理也一样；我们从若干思想家承袭了某些观念，而这些观念的出现却又得依靠前一辈思想家”(5)当然亚里士多德的感叹和赞赏还只是朴素时间心态的产物，世界系统性意识还不可能渗透到他的知识论中，所以也就决不会说出结构主义专家们所谓“他们使用前后一致的概念思维结构，并使人们相信，他们用以说明经验事实的统一框架意味着被说明对象本身的统一”(6)。

那一类知识技术性的话，尽管系统质的加法中能够总量增值的确是全部知识系统的一个积极性特征二知识猜想方式的意思是指在初始经验后跨越二度经验而从事的人类智性活动，并在这一活动中实现对问题的想象性解读尽管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使用“战斗者的做法”这样的词汇以至从根本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本质，但他对能够反驳的猜想性知识神话的提出却给我们以开启性思路。

他说：“神话可以加以发展，使之成为可以检验的；从历史上说，一切——或者几乎一切——科学理论都发端于神话，一个神话可能包含对科学理论的重要预言例子有恩培多克勒的试错进化理论，或者巴门尼德的从未发生过什么的不变整体宇宙神话，如果我们再给它加上一个维度，便成了爱因斯坦的整体宇宙。

”(7)这与马克思所说的“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8)，就其知识学立场而言意义是一致的，而且关键还不在于这一一致性，而更在于他们都把想象力或想象性作为人类生存的一种重要的知识方式。

“猜想”是想象力的理性陈述途径，其对人类智性而言的存在有效性首先获得了哲学的支持，“哲学”的希腊词根就有“智慧”和“预测”这一类关涉想象力的义项，所以历来的大师们总认为优秀的哲学家必须具备理性推演和感性升华的杰出想象力（这当然与形象思维品格的艺术想象有较大的区别），甚至柏拉图在讨论西方思想本源中心性的“逻各斯”时也暗示着想象力在“抵达”和“逼近”中的价值，那就是所谓：“至于讲到可知世界的另一部分，你要明白，我指的是逻各斯本身凭着辩证的力量而达到的那种知识。

在这里假设不是被用作原理，而是仅仅被用作假设，即被用作一定阶段的起点，以便从这个起点一直上升到一个高于假设的世界，上升到绝对原理，并且在达到绝对原理之后，又回过头来把握那些以绝对原理为根据提供出来的东西，最后下降到结论。

在这过程中不靠使用任何感性事物，而只使用理念，从一个理念到另一个理念，并且最后归结到理念”(9)由此可见，抽象性想象力较之哲学亦如形象性想象力较之文艺，乃是其中最重要的支撑性杠杆，所以康德说：“质言之，应先考虑悟性因何而能到达此先天的知识，及此先天知识所能有之范围、效力、价值如何等等问题，实极自然。

”(10)这意味着通常所谓哲学家的主要能力在于使用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思维方式的说法可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误区，歧义在于把形而上学的知识状况看得过于机械性和技术化，而实际上愈是在形而上的抽象王国则愈会天马行空地玄思遐想。

每当我们想起构思《理想国》的柏拉图、追问“子非鱼安知鱼之非乐”的逍遥庄周以及知识本义的“四大吠陀”，就会更加对猜想知识方式或者说抽象性想象力在哲学中的知识增长地位深信不疑如果说这一点在哲学领域似乎还有些让人感觉玄妙的话，那么它在科学领域的验证则更加直接而且也更加容易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获得大众化的理解。

彭加勒在《科学与假设》一书中说：“人们试略加思索，就可知假设在科学中所占的位置；人们已知数学家既少不了它，而实验家也少不了它因此就生出一个疑问：所有这些建筑在假设上的学问是否坚固的，而人们认为它经不起一阵小风便又倾倒的。

作这样的怀疑，还是肤浅的见解”(11)那么假设者因何而使假设成为某种确定化的科学命题呢，在我们看来这就不能不归功于某一时代的科学想象力或某一科学家的问题想象力，猜想就是假设或者反过来假设即是猜想，人类在时间链条上反复地追问：“我们对宇宙了解了多少？而我们又是怎样才知道的呢？宇宙从何而来，又将向何处去？”(12)

从而也就在知识领域不断地考验着人类的自然想象力，即如何猜想性地在实验和实证之先最大逼近值地描画我们的宇宙图像或宇宙的起源和命运等一系列对象性存在的科学问题一个时代的科学主角是否表现出推进态势以及实际上出现过怎样的推进，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一时代的科学精神解放程度以及与之相一致的猜想力水平，16、17世纪科学技术在诸多领域的全面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此前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想象力时代。

实际上，一个具体的科学家在某一研究领域如何跨越所谓“常规科学”的界限而实现知识飞跃，同样取决于这一科学家的猜想力或想象力，甚至在某些时候比严谨的实验性、操作性和循规性还更为重要在大爆炸理论对稳恒态理论的取代成为普遍性社会信任以后，由于发现宇宙沐浴在一种热辐射之中的黑体辐射学说及其相关性实验的支持，人们已经习惯于大爆炸理论是一个确定性命题而不是一个猜想性命题，事实上大爆炸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作为猜想出现的，并且因此而一度不被科学家们信以为真。

然而大爆炸理论的推论结果是“世界的末日”或者所谓“宇宙的最后三分钟”，“热寂”和“收缩”给人类造成了意义的恐慌和信心的无奈，于是又产生俄国人安德烈·林德（Audrei Linde）这样的物理学家，他与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詹姆斯·哈特尔（James Hartle）对时间对称性的“强制设定”不同，另辟蹊径地构思出“无序暴胀”或所谓“宇宙泡”的宇宙蓝图，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宏伟宇宙版图应只是无限多个高度暴胀宇宙泡中的一个”。

“在林德模型中，暴胀永不停息始终有一些空间区域正发生暴胀，那里正在形成新的宇宙泡，哪怕另一些宇宙泡走完它们的生命循环而已死亡也没有关系所以，这是某种形式的永恒宇宙……在这种宇宙中，生命、希望和宇宙泡永恒不息地在涌现出来。

”(13)这一安慰性科学猜想显然是林德的抽象性想象力的思维结果这一结果现在还不被人们普遍认可并且未来也不一定获得认可，但是这种想象力却给科学发现和科学探索提供了一次新的机遇，如果我们就科学知识进展而言逆向性地反思玻尔、爱因斯坦、麦克斯韦、牛顿乃至更早以前的伽利略、托夫勒或康德，则一切科学知识的缘起又何曾不与当时的大胆而富有创造性的猜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三知识批判方式是指通过对知识经验方式和知识猜想方式得来的知识进行批判而获得新知识，或批判对象与批判者双方的修正性知识增值这一知识方式在于它建构了一个知识前提，即批判事态必然发生在知识场中并且随后则以自衍趋势使置身事态的知识各方相克相生或相依相长，批判的力量因此而在人类知识境况中承担其重要知识增长责任，以及使知识的竞争性、对话性、传播性和证伪性由此而形成一种永无止境的知识发展制度。

隐在的知识批判机制是一切显在的真理追求体制的根本原因，所以历来的知识学对批判制度都给予足够的尊重古希腊哲学领域里一个很重要的文本形态就是“对话体”或者“对话性叙事方式”在前苏格拉底时期的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叙事中还只是萌芽，到了其晚期的巴门尼德以及更晚一些的“智者”们则渐变风起，到了阿提刻时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其中的一些小流派诸如犬儒学派或居勒尼学派那里，则对话的叙事文本已经成为极为成熟和极为流行的思想陈述方式。

之所以会有这样一道由文本或文体风格显示出来的古希腊风景线，根源就在于这一对话本身就隐含着知识立场的意见交换和激烈冲突，设定性的批判者以及设定性的批判对象间的问题叙事，意味着知识批判的进行以及批判之后的知识增长。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的知识立场和知识目标设定给出场叙事的第一人称身份的苏格拉底，然后又通过背景交待的回忆性指代而使全部叙事场景保持自然、平衡和客观的姿态，由此而依序推出对话的“苏—玻结构”“苏—克结构”“苏—色结构”“苏—阿结构”和“苏——格结构”等，在这每一种叙事结构的对话进程中，尽管不乏帮衬性附着中的知识肯定方式，但同样也不乏对话交锋以及交锋中知识批判的有效进行，最后才是作者意欲表达的主题知识呈示。

古希腊精神一直被世人尊重和传诵，科学精神、求知精神以及理性传统都是经常能见到的称誉词汇，但我认为古希腊精神中最能构成其文化活性的力量所在应首推批判精神，自我批判以及广泛的社会性批判氛围使追求真知和至善有了调节杠杆和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知识批判方式很可能是希腊人巨大知识积累的最重要方式之一。

实际上，不仅古希腊如此，一切民族，一切思想文化领域和科学技术领域，一切使知识状况得以改善并不断地获得问题解读有效性的知识进展都同样如此，在认同中批判或在批判中认同，由此而有知识的不断完善和不断转变，否则就将陷入知识绝对主义和文化僵化主义的人类文明死胡同。

所以波普尔的知识论中有两个关键词特别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批判”和“证伪”，而这两个词在他的知识论叙事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当他在《爱因斯坦对我的思想影响》中说：“爱因斯坦对他自己的理论具有高度的批判精神，这不仅表现在他试图发现并指出它们的局限性，而且也表现在他对所提出的每一个理论都试图找出，它将在什么条件下把这一理论看作被实验所驳倒。

这就是说，他试图从每个理论推导出可受未来实验检验的预测，他把这些实验看作对他的理论的判决，如果他的预测被驳倒，他就放弃他所提出的理论”(14)这就意味着波普尔看到了知识批判在知识增长中的杠杆作用，并且这种作用与知识猜想方式的作用互相依赖着，共同性地开创各门知识学的全新局面。

就全部知识学的既有历史进程而言，知识批判的主要功能远不止于波普尔所说的不断证伪性，而更在于知识批判给知识场带来了根本意义上的活性机制，这种活性机制而且远不在于某种单纯的否定价值或知识颠覆动机，既不是阿多诺“世界史根本没有从野蛮走向人道主义，而只是从弹弓走向了百万吨级的核弹，它终结于组织起来的人类对组织起来的人们的总威胁中，终结于不连续性的整体中”(15) 那样一种激烈的否定情绪，也不是霍克海默“具有批判思想的人与社会认同的特征就是紧张，而紧张又是一切批判思想概念的特征”(16)。

那样一种紧张的冲突姿态，尽管“否定性”和“紧张性”在知识批判中不可能完全回避，但是就总体性特征而言知识批判属于学理性范畴，所以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知识立场和一种超越“既有”的知识意识，这也就意味着除了少数卷入冲突和紧张的知识对峙事态以及这些事态外在化为社会事体之外，绝大多数的知识批判都是一种和平的学理扬弃过程，并且在这过程中较大程度地表现出兼容感、参照感以及交流感。

之所以知识批判方式这一知识学的基本杠杆之一带有必然性，是因为人类整体抑或个体在认识和把握对象事实时总是遭遇着时间历史制约和空间环境制约，所以知识永远都是片面的、暂时的、相对的或者有缺陷的，而这些片面性、暂时性、相对性或缺陷性又只有在进一步的认识推进中才能有所弥补，因而批判的学理性介入就理所当然地在这一事态中能够发挥其应有的弥补功能，正如波普尔在《知识与对现实的塑造》一文中说：“正如唯物主义超越了自己一样，可以说，自然选择也超越了自己。

它导致了包括正确和错误的陈述的语言的发展然后这种语言又导致了批评的发明，导致了批评的突现，因而导致了选择的一个新阶段：自然选择被批评的、文化的选择所扩充并部分地超过后者允许我们有意识地发现和消除我们的错误，我们能有意识地判断一种理论不如另一种理论。

”(17)四知识综合方式是指通过对知识场内的知识状况进行吸纳和消化之后获得的综合性知识成果，这些成果更进一步地反映了知识的自衍性品质以及人类在知识与对象现实间关系结构中的主观能动性知识综合的逻辑起点是为了克服知识者的知识偏见，苏格拉底的“工匠的故事”叙述的就是这一起点的隐喻意味。

他说：“但我看到即使那些好的工匠也犯了那些诗人所犯的一样的错误；——因为他们是好的工匠，他们就以为自己也知道一切重大的事物，而这一缺点就掩盖了他们的智慧”(18)其中就暗示了走出个体知识偏见而与更广阔的知识空间建立边际联系以汲取智慧的朴素道理。

但法国启蒙主义先驱和百科全书派的知识综合实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理性精神和自由信念，使知识学获得了进一步的综合理解，广泛涉猎知识或者广泛拥有知识，可能不仅仅是视野开阔而更是新知突进的厚重土壤对象世界的综合性以及知识的综合性一经被法国人表演充分，深刻的德国哲学就在其知识论中加以总结，突出的例证就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开始专题讨论“分析的判断与综合的判断之区别”，“先验综合”这一概念命题的语义广延性甚至已经远远跨越了知识学的边界，他所说的“所有一切吾人之先天的思辨知识最后之所依据，必为此综合的即扩大的原理；分析的判断固极重要而又必须，但仅在使此种确实而广大之综合（即对于固有之知识能增加真实之新知识者）所必须之概念明晰时，始重要而又必须耳”(19)。

尽管要义在讨论“先验”，但其中深刻旁顾的“综合”或许是知识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思想命题所以此后费希特在研究理论知识学的基础时提出的所谓“第一定理”就包括五个义项：（1）要进行分析的综合命题的规定；（2）在已经建立的命题中和在普遍的命题中所包含的对立物的综合；（3）两个对立命题中的第一个命题本身所包含的对立命题通过相互规定而综合；（4）两个对立命题中的第二个命题所包含的对立命题通过规定而综合；（5）已经建立的两种相互规定之间出现的对立的综合统一。

并且他还在《论学者的使命》中明确提出：“从现在起，我们将把这第二种由别的知识得来的知识称为间接知识，而把那第一种知识称为直接知识某一个学派把我们刚才在一定程度上描绘的方法叫作综合；所谓综合，你在这里至少不要仅仅想象为两种业已在结合之前存在的环节的结合，而是要想象为把一种全新的、通过结合才产生的环节结合和附加到另一种原先存在的、不依赖于结合的环节上去。

”(20)原典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接受了这一观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早已申述：“这样人们就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要毫无遗漏地从所有的联系中去认识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人们的本性或世界体系的本性来说，这个任务都是永远不能完全解决的。

”(21)这意味着世界当然也就包括知识既是普遍联系的事实又是认识非穷尽性的事实，所以恩格斯在晚年提出的著名的“合力论”思想就同样隐含着知识合力论于其中，而知识合力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包含着知识综合这样一个重要的“力的平行四边形”的一个方面。

进入20世纪以后，知识综合成为更为普遍广泛的行为现实，无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都不断地自觉追求着跨越民族国家文化边界、跨意识形态意义边界、跨学科交叉价值边界，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框架、方法和穿透力对于解决人类现实问题以及增强知识结构功能都有突出的成就。

也就是说，就某种意义而言20世纪是一个突破一系列知识边界实现极大的知识综合的时代，人类生存和知识增长都因这种综合而大获其益，并且这一趋势还会在21世纪初迅速推进，科学家们称之为“在宏观层次上，科学系统的发展具有若干新的特点，这主要表现为加速地朝着整体化、高度数学化和科学技术一体化方向发展。

同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等门类科学的交叉、综合将形成强大的潮流在科学系统中，各门类科学、各层次学科不断地纵横分化，同时带来更多的机会增强它们之间的交叉或非线性相互作用，加速纵横综合，导致纵横整体化的趋势”(22)。

但是20世纪知识场内存在着一个深刻的悖论，那就是知识综合的巨大进展以及知识论对这一事态的极端忽视，关于知识综合方式在知识生长和知识增值过程中的地位作用研究，或者关于其本体研究，都缺乏充分的讨论和叙述，而这一世纪的知识论总体走向则热衷于极端性、局部性、批判性、语词性、形式性乃至游戏性，这就使知识论的世纪历史图景呈现片面深刻和破碎真理的智力游戏风格。

在现代性生存方式和现代性文化背景之下，分析哲学的知识论较大程度地抵消了一些智力游戏风格，譬如罗素在《哲学问题》一书中不仅大篇幅地叙述了知识范畴学意见，而且对西方传统知识学领域的基本问题及基本脉络给予了一定程度的继承和发展。

此外，科学哲学阵营内的知识论争执也具有相同的继承和发展意义，“常规科学”“范式”“证伪”“知识增长”等一大批这样的概念仍然执著于知识现实而不是知识乌托邦，所以即使我们读到库恩的所谓“我们都不相信存在从事实中归纳出正确理论的规则，甚至也不相信，理论，不论正确与否，都完全是归纳出来的”(23)。

，也依然不认为他们是在知识学的常态语境之外故作艰深和玄妙，并派生出将一点放大到极限的奇论，而这样的知识叙述文字在20世纪那些不断地被别人捧为大师的人们那里是信手拈来的事情在后现代生存文化背景下，这样的“抵消”将可能会更少甚至在一定的范围内会烟消云散，因为全部知识学从体系框架到基本问题在这里都遇到了生存困难，解构从一种理念延伸到广泛的社会操作实践，从根本上动摇了知识学的历史基础和智慧优先性、合法性危机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残酷的现实。

利奥塔就说：“在如此普遍发生嬗变的环境下，知识的本质不改变，就无法生存下去，只有将知识转化成批量的资讯信息，才能通过各种新的媒体，使知识成为可操作和运用的资料甚至可以预言：在知识构成体系内部，任何不能转化输送的事物，都将被淘汰。

”(24)如果再考虑一下这些文字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使用得相当频繁这一参考因素，我们就更能理解传统知识学究竟在20世纪发生了什么样的剧变性命运遭遇当然我们无意否定20世纪的思想成果以及知识学成果，而是说它同知识进展本身产生了较大的距离和落差以及因此而不乏玄议化、另议化和非议化的歧途之行，正是在这一事态下我们才认为关于知识综合的深入讨论可能在这一世纪的知识学中有了太多的疏忽。

五知识综合首先是一种立场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在充分认识不同知识领域、不同知识类型、不同知识学科以及不同知识取向之间的边界性的同时，也应该充分认识到它们之间的边际性、依托性、参照性甚至叠合性，于是一种总体性知识审视方式和整体性知识把握方式，就成为每一知识场的进入者既置身事态又超然事态的主体性姿态，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从此就丧失知识主体的个人性原有知识立场和知识切入方式，而是说一种普遍性的暗含立场将使得原有的知识立场和知识切入方式更具建构意义和参照意义，有助于其克服必不可避的知识盲点，或者在普遍性境遇中因自我评价及他者评价的进一步干预而推动原有知识立场的有效性和稳固性。

波普尔认为：“主观意义上的知识或思想，它包括精神状态、意识状态，或者行为、反应的意向”，“客观意义上的知识或思想，它包括问题、理论和论据等等这种客观意义上的知识同任何人自称自己知道完全无关；它同任何人的信仰也完全无关。

”(25)虽然主客观知识类型边界过于森严，但是他的“第三世界”设定却无疑为知识综合给予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即所谓“在我的‘第三世界’的各成员中，尤为突出的成员是理论体系，但同样重要的成员还有问题和问题境况。

而且我将论证，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成员是批判性辩论，并不类似于物理状态或意识状态而称之为讨论的状态或批判辩论的状态；当然还有期刊、书籍和图书馆的内容”(26)其中“问题”、“问题境况”以及“期刊、书籍和图书馆”就意味着某种知识综合的立场在起着一定程度的支配作用。

费耶阿本德曾批评库恩“现在这些不同的范式就远不是‘准独立的’了恰恰相反，正是它们曾经有过的能动的相互作用，导致了经典物理学的垮台”(27)他还以为自己是在讨论知识批判方式或者说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其实已经是在不自觉地讨论知识综合或者说知识场内跨边界的知识有效联系性以及这些联系的新知孕育功能。

知识综合其次是一种意识无论在显意识状态还是在潜意识状态，人在进入知识场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遍扫视界和在这种遍扫中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或培植起富有背景支撑的某些知识点，遍扫视界和知识背景因而也就成为知识进入状态的评价系，即进入者在何种程度上占有其遍扫视界和知识背景，他也就在何种程度上占有知识及其知识功能，而这一切都必然是知识综合意识在起着知识行为的支配控制作用，否则就会是狭隘的进入抑或孤立的进入，此种进入获得的知识不仅在量的方面非常有限，而且在质的功能性和有效性方面也将极其孱弱。

人类知识状况愈是类型化、边界化或细密化，则个人对知识场的进入就愈应该采取一种尽可能遍扫的姿态，并且时刻意识到知识背景综合性状态的必要性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知识场内进行知识综合，是因为知识场作为人类文明的在场本身具有整体性品质，关键在于单个的人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接近整体性而已。

对此，不妨参考一下奎因的全面逻辑化方式来深层次地介入知识场，即我们姑且把知识场设定为奎因的所谓“集合S”，那么知识景观就是：“用全面逻辑化的方式，我们可以把调整一个失效的观察范畴描述如下我们面前有所谓真命题组成的某个集合S：它整体上蕴涵这个假范畴。

根据带有真值函项、量词和等词的逻辑，这里可以把蕴涵简单地看作演绎性（我们把适当的前提明确地融入S，以此总能提供更可靠的结论）现在，S中的某一个句子或几个句子将不得不被消除我们确定不借助S中的一些分子，这种重要的蕴涵依然成立，因而我们使这些分子免于被消除。

这样，任何纯逻辑的真句子都被消除，因为它为S逻辑上肯定会蕴涵的东西不增加任何东西；而且S中各种各样不相干的句子也将被消除在剩下的S成员中，我们消除对于我们整个理论似乎是最有疑问的，或最不重要的句子我们注意一条准则：最低限度地肢解整体。

如果剩存的S的分子依然会促成蕴涵这个假范畴，我们将尝试着消除另一个分子而恢复第一个分子如果依然蕴涵着假范畴，我们就尝试着消除这二者我们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直到这个蕴涵有效”(28)这意味着在这样的逻辑结构中，设定作为知识增长的“蕴涵有效”一定是在一个逻辑整体内实现的。

所以从知识现象或知识现实的角度来说，那些在对知识场的整体性逼近中最大限度获得“蕴涵有效”性的知识增长的人们，一定是最大努力地突破各种知识边界并在遍扫视野的知识进入方式中寻找出知识增长点（形而上学语境里通常称之为“真”或“真理”），乃至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以非常肯定的语气告诉世人：“只有从各个方面全方位地了解世界，从还原论和整体论的角度，从数学和诗的角度，通过各种力、场、粒子，通过善与恶，全方位地了解世界，我们才能最终了解我们自己，了解我们的家——宇宙背后的意义。

”(29)知识综合再次是一种方法当我们遇到实际问题求助于知识场的支持时，并非知识场便具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并给予世界在各种遭遇之际以足够的支持这表明知识经验、知识猜想和知识批判所获得的知识增长不足以处理此际的随机性问题境况，所以在新的知识元素或要素没有凸现之前，解决问题的迫切性就迫使人们产生一种思路，那就是根据遍扫视界和知识背景所唤起的记忆促使其在知识场中进行某些知识合成试验，一切这样的知识合成试验无疑都是综合性的力量或者知识关联产生的有效认识思路。

这一思路并不是寻求简单的知识集合，而是在一个系统内寻求系统质，由此而使知识能够贯通、融会、帮扶和进一步互启我们获得知识综合的方法之所以成为一种知识增长的方式，不仅因为置身综合将导致进入之际最大限度地激活知识场的潜能和合力，而且因为这一方法在现实地解决问题之后确证了既有知识场的增长性，或者说原有结构形态的知识场既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又发生了功能性变化，所以是一种新的知识场形成和新的知识方式的诞生。

康德说：“自然科学（physics）包含有作为其原理之先天的综合判断我仅须引两种判断即‘在物质界之一切变化中，物质之量仍留存不变’及‘在运动之一切传达中，动与反动必常相等’此两种命题显然不仅为必然的，因而其起源为先天的，且亦综合的。

”(30)其中无疑含有深刻的知识综合论思想，但其虚妄的“先天”论则因绝对主义的形而上学而使其离综合又有着遥远的距离，所以我们所说的作为知识方法的综合必须既是现实的又是可操作的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综合思想具有无可争辩的现实的优越性，即当我们把知识场以及包容问题和知识场的整个世界看作是矛盾的、普遍联系的时候，辩证的知识综合方法就既有利于寻找综合的所往亦有利于确证综合的所归。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知识综合观，人类因知识综合而在广阔的实践中（自然目标和社会目标），不仅获得个人性的知识增长而且获得时代性的知识增长（原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1) 伊姆雷·拉卡托斯著，周寄中译：《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页(2) 威廉·詹姆士著，庞景仁译：《彻底的经验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页。

(3) 孔狄亚克著，洪洁求等译：《人类知识起源论》，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09页(4) 同上，第114页(5) 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2页(6) 欧文·拉兹洛著，李创同译：《系统、结构和经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7) 卡尔·波普尔著，周煦良等译：《科学：猜想和反驳》，《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3页(8)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9) 柏拉图著，郭斌如等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0页(10) 康德著，蓝公武译：《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3页(11) 彭加勒著，叶蕴理译：《科学与假设》，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页。

(12) 史蒂芬·霍金著，许明贤等译：《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13) 保尔·戴维斯著，傅承启译：《宇宙的最后三分钟》，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14) 卡尔·波普尔著，金吾伦译：《爱因斯坦对我的思想影响》，《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2页(15) 阿多尔诺著，张峰译：《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18页。

(16) 马克斯·霍克海默著，李小兵等译：《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99页(17) 卡尔·波普尔著，范景中等译：《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18) 苏格拉底：《论〈自知其无知〉》，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7页。

(19) 康德著，蓝公武译：《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37页(20) 费希特著，梁志学等译：《论学者的使命》，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3页(21)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6页。

(22) 21世纪初科学发展趋势课题组：《21世纪科学发展趋势》，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23) 托马斯·库恩著，周寄中译：《是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

(24)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著，岛子译：《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25) 卡尔·波普尔著，舒炜光等译：《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

(26) 同上，第115页(27) 保罗·费耶阿本德著，周寄中译：《对专家的安慰》，《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页(28) W．V．奎因著，王路译：《真之追求》，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2页。

(29) 保罗·戴维斯著，徐培译：《上帝与新物理学》，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51页。(30) 康德著，蓝公武译：《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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