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上午，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它们是: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山西兴县碧村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

 

3月28日上午，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它们是：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山西兴县碧村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陕西旬邑西头遗址、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

十堰学堂梁子遗址航拍图对于研究中国百万年人类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由国家文物局主管，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是中国最权威的年度考古成果评选此次入选的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今年2月已先期入选中国社科院主办的“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发布会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去年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发现郧县人3号头骨，这是一个世界意义的重大发现，在欧亚大陆发现完整远古人类头骨，非常罕见。

郧县人3号头骨，比郧县人1号、2号头骨都完整，没有变形发掘过程采用了现代科技手段，对于对研究东亚直立人与智人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实证材料，对于研究百万年人类史，尤其是中国的百万年人类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郧县人3号头骨学堂梁子遗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青曲镇弥陀寺村，坐落于汉江北岸，曲远河口西边遗址因为曾发现两具约100万前的直立人头骨化石(俗称“郧县人”)而闻名，是一处集古人类化石、古动物化石和石制品三位一体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遗址保护面积50万平方米，分布面积超过190万平方米，发育有五级阶地，主体为第四级基座阶地，阶地上保留的第四纪堆积平均厚度超过8米，保存了100多万年来不同时期的地层堆积

十堰学堂梁子遗址方位图2021年起，为解决“郧县人”相关学术问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武汉大学等单位，组成多学科交叉的团队，对该遗址开展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

“郧县人”处在元谋人、蓝田人与北京猿人的中间环节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陆成秋介绍，此次发掘地址位于四级阶地的遗址核心区，紧靠出土“郧县人”1号和2号头骨的区域发掘面积203平方米，目前共揭露3个自然层。

该区出土了1具古人类头骨、45件四级阶地下文化层石制品和丰富的动物化石石制品主要是简单打制的石核、石片和搬入石料出土的动物化石呈杂乱块状或条带状聚集分布，部分骨骼化石保留了原始连接状态，表明这些化石被原地埋藏或未经过长距离搬动。

经初步观察，动物种类有猴、虎、鬣狗、剑齿象、犀牛、野猪、小猪、貘、鹿、牛、马等

郧县人3号头骨发掘地2022年5月18日，在距“郧县人”1号头骨发现33年后的同一天，在相距33米远的考古发掘地层壁面上，“郧县人”3号头骨面世新发现的“郧县人”3号头骨保土存完好，形态清晰，具有直立人的体质特征，所能提供的性状信息比以前发现的两具头骨更丰富而真实，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前两具头骨变形的缺憾。

考古人员取出郧县人3号头骨过程中2022年12月3日上午9时许，“郧县人”3号头骨在湖北郧阳学堂梁子遗址被顺利提取出土，进入修复和研究环节据了解，“郧县人”头骨以前测年结果指向距今约100万年，今后新的取样和多方法测年将会得出更精确的年代数据。

郧县人3号头骨取出装箱陆成秋说，“郧县人”3号头骨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有该阶段人类重要而稀缺的解剖学特征;该化石处在古人类近200万年演化历程的中间和关键环节上，为探讨东亚古人类演化模式、东亚直立人来源、东亚直立人与智人演化关系等重大课题提供了翔实而关键的化石及文化证据。

本次发掘的收获为实证中华大地百万年的人类演化史，讲好东方人类故乡先民演化和文化发展的故事，提供了关键节点的重要依据与信息学堂梁子遗址考古专家工作组组长高星说，距今100万年左右的人类化石非常少，具体到我们中国东亚这个区域，超过100万年的，只有170万年前的元谋人，距今160万年至120万年左右的蓝田人。

“郧县人”就处于一个中间的环节后来又有北京猿人，新的测年表明北京猿人可能在距今80万年左右中间这个环节基本上是靠“郧县人”这三具头骨在支撑，它应该是承上启下的一个过程

2.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3月28日上午，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公布，其中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入选在28日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陈星灿表示，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填补旧新石器阶段考古空白，对研究中国早期陶器起源影响深远。

新黄河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本次发掘领队赵益超，请他详解赵家徐姚遗址的考古故事。电话接通时他正在发布会现场，还沉浸在赵家徐姚遗址入选“全国十大”的兴奋中。

遗址从西北向东南方向侧视图临淄赵家徐姚遗址是一处距今大约1.32万年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人类遗址，出土了1000余件早期人类遗物，填补了山东地区史前人类遗存发现的空白该遗址发现的早期陶片是中国北方地区出土陶器年代最早的遗址之一，也是东亚地区出土早期陶片数量最多的遗址。

赵家徐姚遗址保存完整，遗物丰富，性质明确，年代关键是华北地区乃至国内旧新过渡阶段的重大考古发现，对于认识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和人类生业模式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赵家徐姚遗址出土穿孔陶片及花边口沿距今1.32万年，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重大考古发现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本次发掘领队赵益超告诉新黄河记者，赵家徐姚遗址位于淄博市临淄区晏婴路以南，庄岳路以东遗址北距齐国故城遗址约5千米，东北距后李遗址约4.2千米，南距淄河约1.2千米。

属泰沂山系北麓的山前倾斜平原从2021年10月开始，考古人员为配合当地一个基建项目开始在临淄区赵家徐姚村西进行考古发掘，一开始并没有发现早期史前人类遗存，“到2022年4月开始发现了红烧土后对遗址进行大面积揭露，才有不少人工遗物出土。

”赵益超表示，此次发掘最主要的收获就是在发掘区西侧K21第10层发现了大量的旧新过渡阶段遗存遗址核心区域总面积约400平方米，平面近圆形，遗址两侧有水流活动冲刷形成的浅沟总计出土遗物1000余件，火塘3处。

出土遗物以动物骨骼为主，陶片、陶塑次之，少量石制品、蚌壳制品赵益超介绍，从遗址发掘的情况看，该遗址保存完整，基本没有经过破坏，应该是距今1.32万年的一处临时性营地

遗址出土原始陶塑陶片众多：东亚地区出土早期陶片数量最多的遗址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发掘的遗物中，陶片标本多达200余件，包括可复原陶器2件赵益超介绍，这些陶片均为夹炭红陶，“陶片质地均匀、器型规整，胎土掺杂着植物茎秆，陶器表面进行了磨光处理，属于典型的夹炭陶工艺，说明当时的制陶工艺已经相对成熟。

”出土陶片的可辨部位有口沿、腹部、圜底，初步判断器型为圜底盆其中口沿21件，分为方唇、圆唇、花边三种，近底陶片14件，穿孔陶片5件另见有陶塑100余件，质地细腻，形状各异，塑形随意；经过烧制，但火候一般。

至于这些陶器当时的用途，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赵益超表示，该遗址发现的早期陶片是中国北方地区出土陶器年代最早的遗址之一，也是东亚地区出土早期陶片数量最多的遗址同时该遗址出土的夹炭陶反映出该遗址是中国早期制陶工艺最为成熟的遗址之一，对研究中国早期陶器起源影响深远。

另外，此次发掘还出土了骨骼标本500余件，以环颈雉鸟类和鹿类为主蚌壳制品25件，其中穿孔蚌器1件石制品70余件，石料以石灰岩为主，多为权宜性工具赵益超表示，从出土骨骼标本来看，环颈雉鸟类和鹿类应该是当时人的捕猎对象，“发现的这些骨骼标本大多是碎片，可以推测当时人为了吃到骨髓而对骨骼进行了处理，比较长的骨则可能被另作他用，用来制作骨器。

”

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火与文明，万年文化的形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考古发掘对遗址红烧土堆积的发掘与研究扩充了考古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作为国内进行红烧土大面积揭露并从考古学角度进行研究的首个案例，也为世界范围内同时期考古工作提供了崭新材料。

该遗址至少说明人与火在长时段内发生了互动关系，并改造了彼此，可能与人们获取特定资源、进行景观管理、彰显领地意识密切相关将这一发现置于农业起源过程的早期阶段进行审视就更为重要了赵益超表示，对同一区域的反复利用是人类迈向定居的关键；人对资源和景观的管理表明了人地关系模式的转变——从被动适应转向开始改造自然，是走向农业的重要起步阶段；以陶器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不仅满足了资源强化利用的需求，客观上也降低了人群的流动性；不具备实用功能陶塑的出现则代表了人群精神层面的需求。

综合这些因素来看，赵家徐姚遗址为代表的人群处于农业起源的早期阶段，对于从过程角度理解和研究中国北方农业起源具有独特意义，也能进一步明确山东地区在中国农业起源中的地位和独特贡献总之，赵家徐姚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为理解农业起源过程中的人类行为、技术选择、生态位构建、景观变迁及社会组织模式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从认识上改变了东亚地区农业起源模式的观察视角，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了东西方农业起源路径的差异。

对于此次考古发掘的意义，赵益超表示，该遗址距今1.32万年左右，“年代框架明确，所处节点关键，正处于晚更新世晚期末次冰期气候频繁波动时期，为建立鲁北地区这一时期的地层编年体系及当时古环境的复原提供重要依据。

该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空白，为认识中国北方尤其是山东地区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提供了关键证据”此外，遗址保存相对完整，性质明确，“对认识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和人类生业模式有重要的意义，对华北地区旧新过渡研究影响深远。

”新黄河记者：钱欢青

3.山西兴县碧村遗址2月22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外发布兴县碧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成果该项目负责人张光辉称， 晋西北是中国史前“Y”字形文化传播带的重要一环，连接着陕蒙与晋南，地处入黄河口处的碧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是其中一个关键节点。

碧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是目前在入黄河口处发现史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座石城，其丰硕的考古成果，从多角度揭示了黄河岸畔4000多年前的先民生活

碧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吕梁市兴县碧村村北，三面环河邻沟，东、中部各修筑一道纵贯南北的城墙，形成一座具有内外双重城墙的石城聚落，城内残存面积75万平方米，主体年代相当于龙山时代晚期，下限可延至二里头时代早期。

碧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工作始于2014年，2015年开展首次发掘，找到了遗址核心建筑区及城墙之所在此后，在“考古中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五)”等课题支持下，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吕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开展了碧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全面考古工作和多学科探索。

考古队经过9年的持续发掘，于2022年底明确了碧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石城核心区的建筑布局据介绍，位于遗址中部的小玉梁是聚落核心区，四周砌筑护墙整个台地建筑有着明确的中心轴线规划思想，修建了一批以连间房址为中心的石砌建筑群，包括中心连间房址、护墙及其他配套功能性房址。

其中发掘出土的中心房址坐东朝西，共5间，位于台顶偏东部，占地面积超过400平方米，属于一组殿堂式建筑，依次向西缩进式排列小玉梁的石构建筑群是了解石城核心区建筑布局的重要参考，能清楚地看到这一时期建筑设计中的中轴规划思想。

碧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的重要收获是发现了结构严密、形制规整的大型城门门址发现的城墙圪垛地点位于遗址东部一座高耸平台上，属于外城墙及门址所在城墙修建于台地东部，南北向，现存长度接近300米，宽2.4米，残高1.2米。

门址位于东城墙中北部，南北跨度约74米，东西进深48米，由东、南、北三个石包土芯大墩台呈“品”字形排列围合而成，包括南北门塾、夹道、内外两重“瓮城”等部分，组成其曲尺形的微循环通关进城时，需先绕过南北门塾及半圆形墩台外侧夹道后，进入第一重类似“瓮城”的封闭空间，迂回前行，经过两道“瓮城”后，方可抵达城内，是目前发现史前时期保存较为完整、结构最为严密、形制最为规整的一套门址系统，为复原龙山时代城门结构提供了重要参考。

碧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工作，通过古地貌、同位素、动植物、冶金等方面分析显示，鉴于其便利交通等原因，4000多年前的碧村先民选择于此，精心规划，采石筑城，崇玉石尚占卜，使用红铜制品，形成了粟为主黍为次、大量养殖猪羊牛的农业经济，从多角度揭示了黄河岸畔4000多年前的先民生活。

张光辉表示，碧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是目前在入黄河口处发现史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座石城，为黄河文化保护与传承提供了重要物质载体该遗址占据河套向晋中、晋南过渡的关键要道，并有着规划严密的城防系统，是北方石城文化圈面向东方的一座重要门户，为揭示天下万国背景下中原与北方文化互动提供了新的突破口。

4.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网格式布局：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河南偃师二里头位于河南洛阳盆地中东部的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自195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主干道路网络、宫城、宫殿建筑群、官营作坊区、铸铜作坊、贵族墓葬和青铜礼器群、绿松石龙等重要遗存，确认它是中国青铜时代最早具有明确规划的大型都城。

21世纪初，遗址里发现的“井”字形主干道路网络，把二里头都城划分出多个区域，确定了大致的布局框架发现宫殿区和作坊区外侧均有墙垣围护2019年以来，考古人员围绕其他区域是否有围墙等问题继续深入挖掘，发现了新的主干道路和两侧墙垣。

这些新发现，揭示二里头都城为宫城居中、显贵拱卫、分层规划、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多网格式布局，这是二里头都城布局考古中的一项重大突破二里头都城这样严谨、清晰、规整的布局，显示当时有明确的规划，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局井然有序，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规划思想、统治制度和模式。

这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二里头都城严格方正的都城规划制度、“居葬合一”的布局结构，同宫城宫室制度、青铜礼乐制度等制度一起，为商周及后世文明奠定了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基础，体现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王国在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开创、引领作用。

同时，二里头都城的这种布局，也为先秦时期其他都城遗址探索布局、结构提供了有益参考

5.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改变了商王陵陵园的格局殷墟王陵遗址位于安阳市洹河北岸的武官村北地，与小屯村的殷墟宫殿宗庙遗址隔河相望，与东面的洹北商城遥相呼应，共同组成了闻名中外的殷墟遗址。

2021年8月-2022年11月，考古人员对商王陵及周边进行考古勘探发现有围沟、祭祀坑、墓葬、灰坑等其中围沟2个，东西相距40米东围沟(G1）围绕在王陵东区的大墓和大量祭祀坑周围东西间距大致为246米，南北236米，近正方形。

沟的宽度不一，口部宽超过10米，最深处3.5米西围沟（G2）围绕在王陵西区的大墓周围两个围沟各发现缺口两个钻探可知，新探明的围沟围绕在殷商大墓外围，未见围沟与殷商墓葬、祭祀坑存在叠压或打破关系，只有晚期墓葬打破围沟和祭祀坑的现象；东围沟东、西段的北端偏向东，与殷墟发现的商代建筑的方向一致。

综合多重因素可知，两个围沟与商王陵园有明确关联关系，属于围绕商王陵园的隍壕这些发现改变了商王陵陵园的格局，将推动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于商文化、商史的研究同时，也为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6.陕西旬邑西头遗址

西北大学供图2018年至2022年，西头遗址展开持续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4750平方米，先后发掘南头、鱼嘴坡、尖子、上庙、斜圳5个地点发现仰韶、龙山、先周、西周、汉唐等各时期遗存，共发掘灰坑650余座，墓葬140座，陶窑、房址、灰沟等各类遗迹40余个，出土陶器、铜器、骨器、石器千余件。

种种证据表明，西头遗址是目前泾河流域考古发现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商周时期遗址同时遗址发现的西周大型城址、围沟墓地及多座甲字形大墓，显示了该遗址的高等级特征据了解，西头遗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其中以商周时期遗存为主体的分布面积约200万平方米。

在西头遗址内，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的大型围沟墓地，围沟内有墓葬近千座，目前已发掘西周墓葬120座，马坑3座

墓道殉人情况西北大学供图值得关注的是，墓地内发掘出的3座甲字形大墓其中，M90为东西向大墓，墓道内发现排列有序殉人38具，按照“成排分布”的位置排放，分3层殉埋，布满整个墓道墓室西侧二层台发现5具殉人，墓室为一棺一椁，墓室底部有腰坑。

同时，M90出土了大量海贝、蚌器、铜器残件、原始瓷器残片、骨器、石器、玉器及刻字卜骨等“周王朝吸取殷商王朝的教训后，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统治思想，‘周公崇尚人文’，一般在墓葬中不实行人殉制度在西头遗址M90墓葬中发现如此多的殉人，表明这是一座西周时期延续商文化风格的墓葬。

”西头遗址项目负责人、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豆海锋表示：据此推测，这是由于周王朝在建立初期，把一部分原本分布在河南安阳等地的商人，迁到如今旬邑这个地方，作为守卫该区域的军事力量根据墓葬及随葬品中出土部分兵器的情况，初步判定该墓葬主人应是在泾河领域负责统筹管理的人群。

此外，墓室内还发现了带字卜骨残片，见有两字该甲骨文的发现进一步显示了西头遗址的聚落等级和人群身份的特殊性在西头遗址中除了M90，还发掘了M98、M99两座大墓，以及10余座中小墓令人惊奇的发现是，M98、M99甲字形大墓墓道相接，M98墓道与M90相联，说明两座墓葬的墓主有密切关系。

同时，墓葬外围有围沟，代表着这是一个单独的墓地，表明围沟里和围沟外的人群存在差异“古代的墓葬常常以血缘为核心进行埋葬我们觉得它已经突破了血缘关系，是一个社会组织的墓地”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博士后李晓健说。

西头遗址考古还为寻找文献所载西周“豳师”提供了重要线索2022年，考古人员通过勘探，在西头遗址西侧区发现了一处面积约80万平方米的城址，现存夯土城墙、壕沟及道路遗迹，通过对城址南城墙进行局部解剖，并结合城址内遗存判断该城的年代为西周早中期，同时基本确认城址北、东、南三面城墙分布范围。

出土遗物西北大学供图“‘城’的发掘在考古中十分少见在西周时期泾河流域来看，除了宁夏彭阳姚河塬遗址，这里算是第二个城”豆海锋说彭阳姚河塬处于泾河流域最上游，偏西北处，而西头遗址更接近王畿处最重要的是，“城”作为标杆性遗址，能够给研究周文化提供更清晰的方向。

作为泾河中游发现的唯一一处西周城址，西头遗址的发现更为探索文献所载“公刘居豳”“古公亶父迁岐”等历史事件提供了重要考古学线索城址建造规范，功能划分明确，是研究西周城邑的典型案例，为探寻周文化起源与发展，商周时期聚落布局、人群构成及社会变迁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学基点。

7.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成功入选红星新闻记者从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了解到，大松山墓群是贵州乃至西南地区已发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历史时期墓地，延续近1400年，建立了云贵地区历史时期考古学年代标尺，也反映了两晋南朝汉夷边界的东移，还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大松山墓群海报墓葬时代从两晋延续到宋元明时期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大松山墓群，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为配合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一期项目建设，2022年7月至2023年1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对该墓群开展全面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350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2192座，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取得重要收获。

↑考古现场据介绍，墓葬时代从两晋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时期，发展脉络清晰，可分为两个时段四个时期，表现出从小聚集家族墓地到公共大墓地的巨大转变，反映了黔中地区古代文化的进程其中，前段为两晋至隋唐时期，墓葬共155座。

主要散布于大松山水库周围的斜坡地带，依山势排列，三两成群，墓向不一多为石室墓，墓室构筑规整，墓顶为券顶，流行修筑排水沟，部分墓葬有墓道该段又可分为两晋南朝、隋唐两期两晋南朝墓葬92座，均为石室墓，墓室砌筑整齐，所用石料规整，墓前多带考究的排水沟。

隋唐时期墓葬63座，仍以石室墓为主，但出现少量土坑墓石室墓墓室砌筑不似前期规整，所用石材大小差异明显，流行在墓室前端砌筑凸出墓外的封门土坑墓较少，墓坑狭长后段为宋元明时期，墓葬共2037座主要密集分布在坟坝顶，墓葬形制包括石室墓、土坑墓两类。

石室墓砌筑较随意，所用石料大而粗糙，顶部也由早期券顶变为用石板或条石横盖的平顶或叠涩顶，未发现排水沟该段又可分为宋元和明两期宋元时期墓葬93座，多分布在坟坝顶斜坡靠上位置石室墓墓室较窄长，墓室砌筑相对规整，有用大石块砌筑的，亦有用小薄石块垒砌者，墓葬形制和所用石材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早期墓葬的继承；土坑墓发现不多，仍是狭长形土圹。

明墓1944座，石室墓变短变宽，所用石材为较大且不规整的石块，砌筑更显随意，有的墓葬四壁均直接用石板立砌或侧砌，再于其上铺一至两层石块；该期土坑墓数量增多，大小形制不一，但总体规模不如石室墓，与石室墓之间无明显的分布界线，常穿插分布其间，并在坟坝顶西侧斜坡底部形成密集分布区。

一定数量的土坑墓在一侧或一端掏有壁龛出土文物主要以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为主种类丰富，涵盖金、银、铜、铁、锡、陶、瓷、漆木、玻璃、玉石等材质的文物，并出土少量纺织品，其中不乏如金挂饰、银梳背、铜条脱、贴金铜盘、铜印章、锡鱼、铜铃、串珠、项饰、银梵文种子字等造型独特、工艺精湛的珍品；还有反映中外文化交流的宝石和玻璃珠，以及南朝陈太货六铢等。

↑出土的两晋南朝器物

建立云贵地区历史时期考古学年代标尺见证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大松山墓群是贵州，乃至西南地区已发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墓地”在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上，该项目考古发掘领队、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介绍，本次采取边发掘、边保护、边整理、边研究的工作理念，与10余家单位合作开展体质人类学、古DNA、地质学、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并用多技术手段对漆器、铁器、青铜器等器物进行分析检测和保护。

↑终评会现场红星新闻记者从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了解到，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的考古发现，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1.建立了云贵地区历史时期考古学年代标尺大松山墓群是贵州乃至西南地区已发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历史时期墓地，出土文物众多，包括陶瓷、金属、珠饰、有机物等，反映了该地区不同时期生活、商贸、信仰、丧葬等文化面貌，时代差异和联系都很明确，生动描绘出西南边疆古代民族1400余年的历史画卷，研究机构据此建立了西南地区考古学年代标尺。

2.反映了两晋南朝汉夷边界的东移从两晋到南朝，云贵地区治理中心从云南移动到贵州境内两晋对云南有效治理，南朝汉夷边界东移，牂牁郡地位提升，郡治很可能就在发掘的大松山墓群附近区域3.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云贵地区古代族群众多、文化因素复杂，出土文物对此有集中体现更值得一提的是，大松山墓地长达上千年，既有延续，更有变化和发展，特别是在宋代开始出现公共墓地，与整个中国的社会变迁息息相关，充分证明云贵地区在保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同时，华夏文明因素依然一直占主流，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在发展和变化过程中形成，是体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案例。

红星新闻记者 姚永忠 图片由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8.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

一、发掘概况

古城村寺庙址地理位置示意图古城村寺庙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古城村东侧2016～2022年，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珲春市文物管理所对古城村寺庙址进行了连续7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6000余平方米，对遗物进行了全部采集，其中编号文物16306件。

二、主要发现（一）古城村1号寺庙址（以下简称“1号寺”）1号寺在1995年的农田改造过程中遭到毁灭性破坏遗址地层堆积共5层，均为现代耕种形成⑤层下下为生土，并发现打破生土的建筑遗迹，包括墙体基槽4段、疑似磉墩3个、火炕遗迹1处，均为原建筑地面以下残留部分，无法依据遗迹形式判定年代及遗迹间关系。

古城村1号寺庙址出土佛像残片

古城村1号寺庙址出土胁侍菩萨像残片遗物均出土于现代堆积中，包括佛教造像残片约2000余件、瓦件残片8.38吨。

古城村1号寺庙址出土“壬子年六月作”铭瓦当、倒心形莲纹瓦当根据对建筑构件的年代学研究推测：1号寺始建年代约为公元5世纪，废弃年代不早于渤海国晚期。（二）古城村2号寺庙址（以下简称“2号寺”）

古城村2号寺庙址正射影像2号寺共清理地层堆积5层，其中①层为现代耕土层；②层为建筑次生废弃堆积，此层下开口金代水井1处、火炕1处；③层为建筑次生废弃堆积；④层、⑤层为建筑原生倒塌堆积，原生倒塌堆积下发现渤海国佛寺遗迹。

佛寺遗迹包括早、晚两期，本次发掘停止于晚期佛寺建筑使用面

古城村2号寺庙址TJ2航拍图（东北——西南）晚期佛寺范围东西约120米、南北约80米，中轴线方向为221°，已揭露主要建筑为8处土石混筑的夯土台基（编号：TJ1～TJ8），其中TJ1中部偏东约1米处发现舍利地宫。

废弃堆积中出土瓦件残片132.21吨，佛教造像残片1000余件

古城村2号寺庙址出土舍利地宫3D模型地宫中出土石函1件，石函内安置包裹于“双丝绢”中的铁函1件，铁函内出土遗物3555件，质地包括金、银、铜、锡、玻璃、木、珊瑚，其中1件金瓶内置7件银珠，应系影骨舍利

古城村2号寺庙址出土舍利函

古城村2号寺庙址出土影骨舍利

古城村2号寺庙址出土瓦当、檐头板瓦

古城村2号寺庙址出土绿釉建筑构件在对晚期佛寺建筑进行局部解剖时，发现早期佛寺院落墙体基槽、磉墩。解剖表明，晚期佛寺营建过程中利用了早期佛寺夯土，并将早期佛寺建筑构件、佛像残片铺垫于晚期夯土中。

古城村2号寺庙址出土彩绘造像残片

古城村2号寺庙址出土佛教造像残片（二）综合整理：国家文物局 新华社 央视新闻

9.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见证10至12世纪中华文明发展高度州桥位于今开封市中山路与自由路十字路口南约50米，是北宋东京城御街与大运河（汴河段）交叉点上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唐代建中年间（780～783年），后经五代、宋、金、元、明，至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年）被黄河泛滥后的泥沙淤埋。

为持续深入开展北宋东京城大遗址保护与研究、全面实施开封宋都古城保护与修缮工程、建设宋都古城中轴线文化带、贯彻实施大运河文化与黄河文化研究，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对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进行了持续性的考古发掘。

考古发掘工作始于2018年10月，截至2022年7月，州桥遗址新发现共出土各类文物标本60000多件，发现不同时期各类遗存遗迹117处，宋代堤岸石壁巨幅长卷，石壁为16层石块垒积砌成，通高约3.3米，三尊铜像，北宋、金、元、明、清瓷器标本5.6万余件，数量巨大。

州桥遗址见证了10至12世纪中华文明的发展高度，州乔石壁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北宋时期体量最大的石刻壁画，对其进行科学的发掘、保护与展示，对于研究北宋东京城的城市布局结构、填补中国大运河东京城段遗产空白、我国古代桥梁建筑技术研究等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

10.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　　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供图中新网温州3月28日电 (记者 王题题)3月28日，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温州朔门古港遗址成功入选作为今年浙江唯一入选项目，温州朔门古港遗址，港口、码头、船只，证据链完整。

专家认为，这是迄今国内外海上丝绸之路港口遗址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在世界航海史上具有突出价值，是海丝申遗工程的经典样本和支撑性遗产点据悉，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鹿城区望江东路东首、温州古城北城门朔门之外，北邻瓯江，与江心屿双塔隔江呼应。

该遗址于2021年10月在配合温州望江路下穿工程项目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中被发现据悉，遗址发掘区主要由东端水门头区、邻江港口区及西端南侧瓮城区三部分组成发掘区东西两端分别为水、陆城门相关遗迹，当中主体呈东西向条带状，沉船、码头等遗迹多分布于带状区。

其中，水门头发掘区遗迹丰富，那里有北宋江堤、斜坡码头在它们旁边、更靠近瓯江的地方，有南宋河岸、桥梁和陡门闸比南宋遗迹还靠近江面的，是元明清的堤岸、台阶式码道瓮城和水门头之间是以6座码头为主的遗迹群，包括砖石道路、木栈道、木结构和砖石结构建筑基础、水井等在内，年代都是南宋。

此外，遗址的地层与遗迹中还出土了大量古代遗物，其中集中出土的瓷器残片堆积数量极为庞大，而宋元时期的龙泉窑器占到90%以上还有瓯窑褐彩瓷、建窑系黑釉瓷等产品，其中部分瓷器外底有墨书，如“姓氏+直”“直”“东”“西”“上”“纲”等。

“这些瓷器残片绝大多数没有发现使用痕迹，应为贸易瓷在运输、转运过程中的损耗品同时，遗址中还出土了部分温州漆器、捶丸、砖雕、建筑构件以及贝壳、植物种子等丰富遗物”在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梁岩华看来，这些都力证了这个码头曾经贸易往来的繁华，它们出土的意义已不亚于码头遗址发掘的意义。

作为温州朔门古港遗址项目的负责人，梁岩华表示，他对该遗址的价值和意义有充分的认识据他透露，在该遗址考古发掘之前，他们团队就开始在各地搜罗类似的考古遗址，了解其发现的遗物和遗迹等情况，为该遗址的考古发掘做准备。

“一旦在考古发掘中有碰到类似的遗物或遗迹，我们马上能够找到它，或能够更快更准确地做出一些判断”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发现，在梁岩华看来，其价值和意义主要有三点其一，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发现重现了温州“千年商港”的盛况。

码头、沉船、海量的商贸类遗物构成了商港的核心元素，与温州古城、世界古航标之一的江心屿双塔交相辉映，生动再现了宋元时期温州“北埠”港区“城脚千家具舟楫，江心双塔压涛波”的景象其二，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发现实证了温州港是宋元以来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

比如，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发现的两艘沉船均为宋代时期的福船，这表明当时温州已经同外部城市交往密切，也进一步证明这就是宋代时期的码头所在又如，龙泉青瓷在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中占有极重要地位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海量的龙泉青瓷残片，实证了温州古港是龙泉青瓷外销的海运起点和枢纽港。

其三，温州朔门古港遗址规模大、遗迹全、年代清晰、内涵丰富，是城市、港口、航道三位一体的完整体系，堪称海上丝绸之路的绝佳阐释，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不可替代的重要节点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发现，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提供有力实证。

它成了展现海上丝绸之路上、国际交往中的中国风采的阐释，更为当今中国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生动的历史注脚（来源：考古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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