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现，高等教育使大多数学生的道德关注更加自由化，但它也促进了道德绝对主义而非相对主义，从而偏离了标准的自由主义特征。这些影响对于主修人文学科、艺术或社会科学的人以及攻读研究生的学生来说最为强烈。

 

大学与“文化战争”：探究高等教育对道德观念的影响摘要：        在当代美国，道德分歧成为促成社会和政治矛盾的重要因素，而高校往往被视作提倡自由主义道德态度的“堡垒”然而，直接支持这一论断的证据较少，来自政治态度研究的启发性证据也存在不确定性。

本文使用美国全国青年和宗教研究的四波数据，研究了高等教育对道德态度在三个方面上的影响，这三个方面被认为是冲突的核心：道德相对主义、对他人的关注和对社会秩序的关注研究结果表明，高等教育使大多数学生的道德关注更加自由化了，但它也促进了道德绝对主义而非相对主义，从而偏离了标准的自由主义特征。

这些影响对于主修人文学科、艺术或社会科学的人以及攻读研究生的学生来说最为强烈最后，文章讨论了研究结果对政治冲突和道德社会化的影响作者简介：Milos Brocic, PhD Candidate in Soc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drew Miles,Associate Professor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Toronto 文献来源:Broćić, M., & Miles, A. (2021). College and the “Culture War”: Assessing Higher Education’s Influence on Moral Attitud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6(5), 856–895.   https://doi.org/10.1177/00031224211041094 

图：文化战争一、绪论美国保守派长期对高等教育表现出忧虑态度尽管保守派对高等教育的批评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声称高等教育正在“以牺牲保守派的正统观念为代价，促进进步的世界观”虽然围绕高等教育的冲突在名义上是政治性的，但许多学者认为，这一冲突实际上根源于不同的道德愿景。

   保守派和自由派对道德议题的侧重关注点是不同的：自由派更强调道德相对主义和对他人的关注，而保守派则强调固定的道德标准、社会秩序和个人纯洁然而，我们依然不清楚高等教育对这些道德问题的影响在当代，一些说法将大学描绘成“清教徒般”地致力于自由主义的“受害者文化”，这一事实似乎与之前对"放任的"道德相对主义的批评不一致。

最近的一些学术研究也质疑高等教育是否对道德态度有任何有意义的因果影响，取而代之，他们强调了逆向选择过程的作用   本研究通过使用全国青年和宗教研究的四个波次来评估高等教育对道德态度的影响文章首先简要回顾了美国的道德冲突以及它与高等教育的关系。

然后讨论了高等教育对态度的影响，以及道德态度对这种叙述的挑战最后，文章评估了高等教育在塑造道德态度方面的作用数据发现，高等教育常常促使道德议题向自由派的方向转变，但是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这些变化也伴随着道德绝对主义倾向的上升。

最后，文章讨论了我们的发现与高等教育的变化的关系，以及对党派政治冲突和道德社会化的影响     二、美国的道德冲突 在讨论美国的道德冲突时，学者们经常使用"文化战争"这一概念框架然而，这个词掩盖了一个更细微的现实。

研究发现，文化战争主要发生在"公民领域"（“civil sphere”）——它塑造了政治和媒体行为者的话语，更多是象征性的，但并非公众意见的准确写照也有证据表明，政治问题上的两极分化主要局限于精英阶层，大多数人的观点相对温和，即同时支持保守派和自由派的立场。

   然而，即使没有极端的公共极化，也存在有意义的政治差异，这些差异会影响人们如何投票、与谁做朋友、甚至是对处于政治光谱对立面的人的看法更重要的是，证明或反驳文化"战争"存在的努力往往会分散人们对文化战争理论中一个基本主张的注意力，即道德分歧是许多社会和政治冲突的核心所在。

  学者们提出了几种理论，描述道德如何导致不同的政治态度、身份和行为 第一，冲突源于相互竞争的道德认识论正统主义认为道德真理来自于 "外部的、可定义的、超越的权威"，它将为行为提供固定的标准；而进步主义认为道德真理是相对的，可以根据人类和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进行修正。

 第二，道德基础理论（MFT）提出了五个先天的心理基础，这些基础引发了自动的直觉反应，并激励了对与错的判断这些基础包括对个人的福祉给予优先考虑的 "个体化 "基础，以及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强调忠诚、权威的 "约束性 "基础。

美国的保守派对个人化和约束性基础的认可程度大致相当；自由派比保守派更强调个人化的基础，而对约束性基础的重视程度要低得多   有鉴于此，文章提出，对他人的关注、对社会秩序的关注以及对道德相对主义的看法这三个维度，对于解释以道德为动机的社会冲突特别重要。

因此，我们的分析侧重于与这些维度相关的道德态度三、美国高等教育中的道德冲突与道德变革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高等教育的巨大扩张使得以教育水平分界的道德冲突取代了宗教派系冲突，成为道德冲突的前沿战线 大学教育阶层往往具有关注少数群体权利的平等主义价值观，他们对多元文化和替代性规范的认识不断提高，从而产生了打破传统正统观念的道德相对主义冲动。

相对应的，保守教会则动员起来捍卫传统的生活方式，反击“道德相对主义”思潮   20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引起了对道德相对主义的批评文化批评家们越来越担心道德相对主义会演变成教条主义——通过拒绝独立的知识，相对主义将真理降格为一种“群体成员身份的功能”，这将助长对身份政治的明确承诺。

对受教育阶层日益清高而非放任的道德主义的关注，在关于"政治正确"的辩论中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随着这种道德冲突变得更加突出，党派政治也相应地重新调整民主党人将他们的吸引力转移到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政治上，逐渐扭转了教育对投票的影响：1970年代之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成比例地投票给共和党，但到了2000年代，他们大多投票给民主党。

   最近，基于身份的道德趋势可能已经演变成大学校园的 "受害者文化"受害者文化将道德地位赋予那些受苦的人，这种倾向可能会演变为"报复性的保护主义"，迫使学生、员工和教职员工“三思而后行”，以免他们面临不敏感、侵略或更糟的指控"。

当然，这些说法的系统性证据还很稀少，所以还不清楚受害文化有多普遍，也不清楚这些说法对普通学生的道德态度有多准确   这些发展提出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可能性，即高等教育鼓励一种修正的自由主义道德：尽管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对他人的关注程度很高，对传统社会秩序的关注程度较低，但他们偏离了常见的自由主义特征，为自己的信仰注入了一种道德绝对主义，这与自由派对道德相对主义的强调不一致。

   目前，针对这一话题，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在研究政治态度、而非直接研究道德态度关于政治态度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高等教育如何影响道德学者普遍认为，高等教育对政治态度具有自由化的影响，但对这种变化是否具有普遍性存在分歧。

 "认知假说"认为，高等教育提高了学生管理复杂性、参与抽象思维和采纳他人观点的能力这些增强的认知能力据称会导致更普遍的自由态度、并降低群体偏见同时，高等教育将通过发展学生的认知能力来解放道德情感学生的同理心会增加，而接触到不同文化和历史时期的道德差异则会激起对传统的怀疑。

因此，学生可能会采取更多的相对主义态度，并剥离传统的道德神圣性  "社会化假说"则认为，变化取决于规范的传播，且通常是通过一个特定的专业领域产生影响专业领域作为一种亚文化，可以通过特定的课程内容促进隐性规范的形成。

例如，文科学位让学生接触到文化多样性，可以促进社会同情心、好奇心和批判性取向，从而培养自由的政治态度相比之下，商业或农业等学科则侧重于在现有的社会安排中解决眼前的问题——这可以加强现有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并可能促进捍卫现状的保守态度。

因此，道德自由化主要是学习特定课程内容的副产品，主要限于主修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其他文科领域的学生 社会化假说的另一个版本关注大学如何促进道德的绝对主义，而非相对主义在这种观点中，学生不是通过接触人类多样性而被动地成长为道德相对主义，而是积极地被引导信仰“被机构认可的美德”，而这些 "官方 "信仰正日益转向自由化的道德关注。

一些调查发现，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有相当数量的学者从道德角度看待他们的工作如果所言非虚，那么这些领域的学生就会接触到自由主义的道德观点——只要学生认为这些观点是基于专业知识或经过科学验证的事实，这些观点就会培养一种道德上的确定性。

   四、对道德变化论的挑战认知假说和社会化假说都表明，高等教育对政治态度和道德态度的确有影响然而，任何以政治态度为动机的道德变化解释都至少面临两个挑战 首先，道德态度并不等同于政治态度，而且可能不太容易改变。

一些道德本能似乎从出生就存在，并随着成长与社会互动而进一步完善恰如Vaisey和Lizardo（2016）所揭示的，政治态度的变化与时间段密切相关，而道德态度与代际（cohort）的关系更为密切——道德态度在早期生活的社会化过程中被深深地内化，并在不同的代际中形成持久的差异。

相比之下，政治态度对流行趋势的变化做出反应，更容易受到时期效应的影响因此，在个人进入高等教育时，道德改变的空间可能有限   第二个问题是，高等教育的效果往往是由选择过程驱动的，即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与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在道德承诺上本身就存在不同”。

例如，来自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的人更有可能接受高等教育——而这些群体更有可能支持自由派思潮个人也可能根据他们的道德态度自我选择接受更多的高等教育总之，基于家庭背景或先前道德态度的选择过程可能使高等教育对道德态度的任何明显影响都是虚假的。

   迄今为止的研究没有提供关于高等教育如何改变道德态度的明确答案特别地，我们尚不清楚这些自由派观点如何与道德确定性观念互动——是产生道德相对主义，还是道德确定性，亦或是两者的某种结合？五、方法与数据NSYR是一个分四波的全国性代表性调查研究，调查美国青少年的信仰和行为。

本文使用该调查的第二、第三和第四波中的两个问题来衡量道德相对主义的两个维度，即“人们对道德相对主义的普遍信念”和“道德进步主义”倾向文章还使用二十项道德基础问卷（20-Item Moral Foundation Questionnaire）设计了对个体关注他人和社会倾向的编码方案。

在“关注他人”的道德维度，该量表关注了关心、公平性两项指标；在“关注社会秩序”的道德维度，该量表测量了忠诚、服从权威与道德纯洁三项指标最终分数是通过对与关心和公平有关的八个问题的平均回答得出的，该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

为α=0.71文章通过二分法来衡量受访者是否完成了大学学业、获得了学士学位或正在攻读研究生/专业学位，而只获得高中学位/GED/没有学位的受访者则作为参考类别，并将目前的专业和受访者的第一个学士学位的专业的文本条目分为五组：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HASS，n = 494）；STEM（n = 364）；商业和农业（n = 317）；以及小学或中学教育（n = 58）。

分析策略 本文的模型分离了年龄、受访者本身的道德相对主义倾向等混淆变量，并通过全信息最大似然估计来调整缺失的数据，利用聚类规范的标准误差来调整观察值之间的依赖关系本文的模型使用线性固定效应估计来控制所有的时间变量特征，并通过使用关联随机效应模型（CRM）来测试测试固定效应估计是否有必要。

在这里，结果y随个体（i）和时间（t）而变化β是时变变量（xit）的固定效应估计值，γ是这些变量的人内、跨时均值的影响误差项由随时间变化的（e_it）和随时间变化的（r_i）影响因素组成，它们与随时间变化的x_it不相关。

CRM允许在逐个变量的基础上测试FE假设，评估γ中的每个系数是否与0有显著的不同然后，对于不需要FE估计的变量可以取消，用随机效应估计代替   在考察了高等教育对道德相对主义的影响之后，文章探索了它对具体道德内容的影响，特别是对他人和社会秩序的道德关注。

文章使用多变量线性模型来控制逆向选择效应，在我们的样本中，控制变量包括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种族、宗教信仰、父母的政治意识形态等变量为了捕捉基于预先存在的道德关注的潜在自我选择，模型还纳入了与对他人和社会秩序的道德关注有关的措施，如对边缘化人群的社会关注、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和宗教信仰。

最后，我们通过测试对来自不同意识形态家庭的学生的影响是否一致，以及通过使用基于模型的预测来评估通过高等教育的不同途径的道德结果，来研究高等教育的影响范围   六、实证结果道德进步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的模式

与认知假说相一致的是，学位持有者的道德进步主义比其他人的道德进步主义要强社会化假说也得到了支持，因为道德进步主义因学习领域而异，在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HASS）的毕业生中最为明显与早期保守派的批评相反，较高的教育程度与较少的道德相对主义有关，特别是对于主修STEM或HASS领域的人。

接下来，文章转向多变量分析表1列出了道德进步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的CRM模型（模型1和3）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没有一个跨波次的均值与0有显著不同，这表明时间变量的混杂并不严重，因此有理由使用统计上更强大的随机效应估计。

表1：Correlated Random Effects and Random-Effects Linear Models of Moral Relativism and Higher Education

基于随机效应估计，主要发现如下： （1）“主修HASS领域”和“攻读研究生”能够最显著地预测道德进步主义，意味着这些学生更有可能相信人们应该调整他们的道德信仰以反映社会变化 （2）主修HASS的学生也是道德相对主义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但STEM专业的学生同样有显著效应。

 （3）在道德相对主义上，专业领域则产生了负效应：HASS和STEM专业的学生比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更有可能相信“凡事有明确的对错判断标准”   （4）为了更好地了解研究领域和教育成就的累积效应，文章绘制了拥有学士学位或正在攻读研究生的人——与那些从未上过大学的人相比——不同专业的道德进步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的预测水平（图2）（将调查波次变量设为最。

后一波，并将所有其他变量保持在其样本平均值）。

图2：Panel A: Predicted Moral Progressivism across Higher Education / Predicted Value for 1 SD Religiosity; 

Panel B: Predicted Moral Relativism across Higher Education / Predicted Value for 1 SD Religiosity文章发现，参加高等教育预示着更强的道德进步主义，这种影响在HASS专业的学生中最为强烈；在商业/农业专业的学生中，较高的道德进步主义也很明显，但前提是在他们接受研究生培训。

95%置信区间的下限显示，保守地说，真正的累积效应可能相当小但是，进入研究生课程的HASS专业的下限是最高的，较第二高的商科多出两倍    至于道德相对主义，与没有入学的人相比，获得除教育以外的任何领域的学士学位都会降低道德相对主义。

在攻读研究生的人群中，这种影响不断扩大至所有专业类别同时，这些预测的精确度在不同的专业类别中是不同的——在攻读研究生的HASS专业和STEM专业中，道德相对主义的下降可能最大   道德变化似乎发生的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有实质性的意义  将高等教育的效果与其他被理解为与道德密切相关的社会机构，即宗教，的效果进行比较发现，高等教育对道德态度的影响可以与青少年宗教的影响相媲美，甚至抵消。

       对他人\对社会秩序的道德关注图3显示了评估教育程度和研究领域如何预测对他人和社会秩序的道德关注的线性模型的主要结果图3中的柱子代表了与没有上过大学的受访者相比，每个教育结果在对他人的道德关注和对社会秩序的道德关注方面的预测差异。

图3：Panel A: Predicted Moral Concern for Others across Higher Education / Predicted Value for 1 SD Religiosity; 

Panel B: Predicted Moral Concern for Social Order across Higher Education / Predicted Value for 1 SD Religiosity

 首先，受教育程度似乎并不影响对他人的道德关怀--似乎每个人都赞同关爱和正义的原则；其次，受教育程度似乎会逐渐减少对社会秩序的关注，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次，关注度就会降低；在专业类别中相比之下，HASS和STEM专业的学生经历了重大变化。

这些影响对于主修HASS的学生尤其明显：与从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比，获得这些领域的学士学位与对秩序的关注下降了，对于继续攻读研究生的学生来说，这种影响还会扩大 文章再次将其与青少年的宗教信仰的影响进行比较。

与之前对道德进步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分析一样，高等教育对社会秩序的道德关注的影响可以与青少年时期的宗教接触和参与的影响相媲美          文章的分析强调了高等教育对于道德社会化的重要性文章发现，在各个研究领域都有这一明显的影响，特别是HASS学位对道德相对主义、进步主义和对社会秩序的关注有强烈的影响。

通过增加道德进步主义和减少对社会秩序的关注，HASS学位中的道德变化将学生引向刻板的自由主义道德形象这表明HASS专业的学生——在较小的程度上，许多其他受过大学教育的学生——与常见的自由主义道德形象不同，因为他们对类似道德感的绝对主义主张。

     评估高等教育的影响范围首先，文章专注于HASS的效果，并研究这些效果在父母持有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学生中是否一致图4显示了父母为保守派、温和派和自由派的学生的HASS效果柱子表示与来自相同意识形态倾向家庭的未受高等教育的受访者相比，主修HASS的学生的差异  不同意识形态背景的学生的变化模式基本一致，而来自温和家庭的学生的变化模式最强，这表明HASS学位的影响并不限于那些倾向于自由道德的学生。

图4：Predicted Moral Relativism, Moral Progressivism, and Concern for Social Order for Degree-Holders in HASS across Parental Ideology, Compared to Respondents Not Enrolled in Higher Education with Respective Parental Ideology

其次，文章研究了不同的假设教育路径，探索它们对道德态度的影响我们使用表1中的模型，在保持所有其他变量的平均值的情况下，利用不同的教育程度和学习领域的组合来计算对道德进步主义、道德相对主义和对社会秩序的道德关注的预测效果。

表2清楚地表明，大多数教育途径预计会改变三种道德态度中的至少一种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变化是朝着传统的自由主义道德状况发展的，也就是说，朝着更高水平的道德进步主义或对社会秩序的低关注度发展高等教育也一直预示着较低的道德相对主义，但这里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道德的关系并不明确。

与从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比，所有HASS或STEM领域的学位持有者都会以某种方式转向自由主义道德观

表2：Moral Outcomes across Different Educational Trajectories七、讨论我们发现，道德态度在青年时期仍然是可塑的，高等教育是促进变化的重要机构对道德变化最一致的。

预测因素是接受研究生教育和主修人文、艺术或社会科学这些教育经历增加了对“道德原则应该适应社会变化”的信念（即道德进步主义），但与典型的自由主义道德状况相反，它们也减少了道德相对主义，这表明一些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后对“绝对的对错”有了更强的信念。

与其说这些学生支持传统的规范，不如说他们在大学毕业时的道德状况的特点是“对他人的高度关注”和“对传统社会秩序的弱承诺”一些大学生——特别是那些主修HASS或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开始相信社会的道德必须改变，以补救历史（和当前）的不公正（即道德进步主义），但他们通过学习学到的道德原则代表了真正的道德真理（道德绝对主义）。

相对主义减少的证据值得注意，因为它们与对学术界相对主义倾向的描述形成对比这些学生与早期的相对主义者不同，他们愿意宣称有明确的道德真理而在过去几年，道德相对主义正在转变为一种自由主义的道德清规戒律 暗示性的研究使我们能够猜测：

在大学教师和管理人员中，沿着政治意识形态的路线不断增长的社会封闭可能部分解释了学生中道德绝对主义的上升这种说法可能是不完整的，因为对于那些与自由主义道德关注点关系不大的专业的学生来说，道德的确定性也会增加。

另一方面，大学是进入职业阶层的主要机构因此，它们的潜在功能是通过教授适当的礼仪、审美情趣和道德评价，使学生融入主导地位的文化，从而使他们的优势阶层地位合法化这样看来，道德正义可能是社会阶层上升的结果，而不是自由主义社会化的结果。

高等教育在道德问题自由化方面的作用可能会对社会冲突产生重要影响当冲突将本土主义与世界主义对立起来，将“庸俗”的民粹主义与“技术官僚”的专业知识对立起来时，促进对自由主义情感的承诺的教育体系可能会根据教育程度将选民分化。

如果受教育程度伴随着不断提高的道德信念——即认为反对派太危险，不能与之接触，甚至不能容忍时——议事民主就会受到影响当然，我们必须注意不应过分夸大道德变革的政治后果其一，尚不清楚高等教育对道德态度的影响是否一定会导致政治行为的明显转变；其二，一些研究发现，党派认同先于道德变化，表明道德分歧可能是在“表达”而非“构成”党派忠诚。

因此，得出道德是政治行为的唯一甚至是主要预测因素的结论还为时过早综上所述，未来的研究应该继续探索高学历者的道德、经济和政治利益如何交织在一起，以及这些对政治行为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也与道德社会化的工作有关文章发现道德社会化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在大学内发生。

高等教育对道德关注的影响与青少年宗教的道德影响相当，并赋予了一种道德绝对主义的感觉，可以与宗教性的影响相媲美有关道德变革的证据，引出了对早期道德的哪些方面是稳定的，哪些方面是可以修改的额外研究我们的结果表明，青春期和青年期仍然是道德变化的重要时期，值得学术界关注，但还需要进一步的工作来了解教育程度对道德态度的影响过程。

与社会化假说相一致的是，HASS学生的道德变化最为强烈，而其他专业的学生则相对较弱，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没有这表明课程内容对道德变化很重要 传统的社会化假说认为，道德相对主义是接触文化多样性的自然副产品，但我们的分析没有证实这一点。

相反，我们观察到道德绝对主义的增加，这可能表明学生正在被积极地教导道德理想道德相对主义在所有领域都有所下降的事实表明，社会化效应很可能不仅仅是由课程内容造成的，它也可能通过大学经历的非课程方面的社会学习达成。

作者相信，本文的研究支持了一种因果解释，但这种解释必然是暂时的，特别是对于我们将高等教育与改变秩序的道德关注联系起来的结果理想情况下，未来的研究将解决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例如数据和关注对象规模等方面的问题上取得改进。

编译 | 张征宇 审核 | 扶摇终审 | 李致宪©Sociological理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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