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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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详情 《熊雄研究》专栏今日刊发《大革命时期熊雄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与贡献》作者:谢建平赣南师范大学中央苏区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省省情研究特聘专家
摘要:熊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从事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领导人之一,也是较早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的共产党人之一在其短暂而辉煌的革命历程中,不仅锲而不舍追求马列主义真理,而且表现出一名共产党人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宝贵品质。
他甘于杀身成仁的革命精神,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丰富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做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关键词:熊雄;真理;革命道路;实践贡献熊雄(1892-1927),原名祖福,小名中和,谱名中世,号中和,字罴士、披素,江西宜丰芳溪镇下屋村人。
他一生足迹踏遍中、日、法、德,从参加辛亥革命到跟随孙中山参加护法护国战争,从一个乡村少年成长为黄埔军校杰出领导人他的一生短暂而又不朽作为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杰出的革命军队政治工作领导人,亦是1924—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创办的黄埔军校最后一任政治部主任,他被黄埔学员称为理论家“熊婆婆”,具有较强的军事政治能力和较高的革命情怀。
他悲壮激烈的革命情怀和勇于斗争的革命精神一直勉励着后人,他的精神如同一团熊熊烈火照耀着我们迈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纵观理论界对于熊雄光荣一生的研究,业已公开出版的《熊雄传》《熊雄在黄埔》《中国大革命中的熊雄》等书,是对熊雄烈士的厚重祭礼,也是给人民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一份重要精神食粮,当然也是我们进一步深化熊雄个人奋斗史研究的重要基础。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对大革命时期英烈群体史的研究过程中,对于熊雄烈士及其思想实践贡献的学术研究仍然不够,需要追根溯源从历史长河中来探讨熊雄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与贡献一、新型知识分子的觉醒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原来自成体系的主宰与核心,演变成为了一个被压迫、被殖民、被控制以及被主宰的国家,由此拉开了屈辱的中国近现代史。
这种地位的转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应对外部战争的失败,直接造成了国家主权的丧失与过往危机不同的是,这是亡国灭种的极大问题,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在这种极大危机之下,中国人尤其是其中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自发地思考救亡图存等关键问题,进而在救国思潮的主张下,对中国应该采取的制度及其变革路向进行了思考。
1919年5月4日,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在巴黎和会上遭受了不公正的政治待遇,不仅国家利益受损,而且国家主权遭到了侵害巴黎和会的外交失利,诱发了北京10余所院校近3000余名学生走向街头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罢课、罢工及罢市,并被中国用数目字的方法称之为“五四”运动,由此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五四运动带来的近代中国思想大解放,以及由其兴起的政治比较和选择,促成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与选择救国救民道路的一次历史性飞跃,为其后中国的历史进程揭开了继辛亥革命之后的又一新页”客观地说,五四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巨大挑战,甚至可以说是面对着一个即将全面崩溃、解构的情形。
这样一个时代,显然会对全新的意识形态产生无比强烈的需求为此,社会领域发生了热烈的对于东西文化的讨论、辩论与比较,反映了一种客观、现实的内在需要此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消息的传来,无疑为身处黑暗之中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带来了一缕曙光。
“俄国革命从它一开始就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被看作是在落后国家进行高速度发展的典范”确实如此,俄国十月革命对五四一代新知识分子的影响无与伦比,李大钊等人对俄国的苏维埃制度最早表示了服庸,并不遗余力地向国人介绍与宣传俄国革命和苏维埃制度。
更为主要的是,李大钊是站在中华民族的近代遭遇和寻求出路的角度,来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维埃制度的,进而得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的策略时,则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几乎同时,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也将其关注目光转向俄国,认为俄国的社会革命,无疑是。
“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显然,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俄国革命及其创立的苏维埃制度已在中国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被新知识分子所接受在此基础上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把“马克思的许多书被翻译过来了,但当这个研究会的成员认识到,只了解马克思的理论还不能满足他们的热切希望时,他们就逐渐转向实际应用。
现在他们百分之九十已成了共产党员”与此同时,累遭失败的孙中山也异常注意苏俄的事业,明确表示“中国宜以俄为鉴”新改组的中国国民党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均表达了“以俄为师”的效法意愿,此种情形既反映了历史的造就,又是一个时代的人们比较和选择的结果,从而开辟了一条带有俄国革命烙印的中国革命之路。
1919年,熊雄受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毅然抛弃数年的戎马生涯,筹款赴欧洲留学,探索改造中国的新道路熊雄到法国后,同留法学生一起过着勤工俭学的艰苦生活这个时期,他有机会更多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其他进步书刊,结识进步的留学生和华侨工人,思想日趋进步。
1920年秋,他同友人游巴黎铁塔,吟诗一首:“登高东望一咨嗟,长剑倚天信手拿,北海鲸鲵终就戳,南圻逐鹿竟谁家?!”称赞了巴黎铁塔的雄伟,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抒发了对祖国陷于军阀混战的忧愤心情年底,熊雄与友人赵世炎、李立三等人在巴黎组织了劳动学会,其后又以学会为核心扩展为留法勤工俭学会,积极主张勤工俭学学生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到工厂做工,参加工人运动,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为了更深刻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探求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1922年3月,熊雄离开法国,转赴德国留学,不久,在柏林加入了共产党当时,旅德同学常在周末集中于康德大街中共驻柏林通讯员张申府家中学习和商讨工作,主要是研究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前身)的问题。
参加活动的有周恩来、刘清扬、张伯简、谢寿康、熊雄等6月,旅欧中国少共在巴黎成立,成员有三十余人,每人均有代号,熊雄的代号叫“其光”8月,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立,在柏林的共产党员推举周恩来到巴黎出席成立大会。
旅欧支部当时设有共产主义研究会,系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通过旅欧少共成员在留学生和华工中进行革命活动1923年3月,中共旅欧支部选派一批党团员赴苏学习熊雄与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等人同去莫斯科,进入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
熊雄除了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革命经验之外,还有机会到苏联红军中学习军队的政治工作经验多年的留学生活和工作实践,使他大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奠定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基础,并且积累了一定的斗争经验。
二、敢于斗争的共产党人新文化运动中,传统儒家学说被大部分中国新知识分子所抛弃,并在剧烈的思想交锋中逐渐认同了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这两种全新的意识形态,进而产生了以这两种意识形态为指导思想的政党组织改组之后的中国国民党携手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共同应对军阀,已然成为整合社会结构的最新主导力量。
因此,在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中,一个以认同新意识形态为重要政治基础的全新社会结构逐渐形成,并领导分散的中国社会体系日趋整合但是,在合作推翻旧政治统治秩序的过程之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付出过自己的鲜血。
然而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又各有自己的选择”,这种政治抉择上的分歧,必定注定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难以避免1926年,熊雄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持政治部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稳重随和、毫无架子的他,很快就与学生们亲近起来。
他的学生许光达大将回忆说,“中高的身材,和蔼的容颜,刻苦耐劳的精神,讲了一遍又一遍,是那样一个不畏繁琐的教师,这就是熊雄”在军校四期生陈远湘的记忆里,熊雄经常到寝室里来,和大家一起“摆龙门阵”“随便挤在床上,躺躺靠靠,凳上坐坐,毫无长官架子。
听到我们在革命理论和原则性上争论有差错时,也不大加指责批评,只说一句‘关于这方面,你们可以看看某某书,或某章某节’,当听到我们谈到有趣的问题,他也会哈哈大笑”正因为熊雄与部下、学生相处融洽,学员们背后都亲切地称他为“熊婆婆”。
在成为青年人的良师益友的同时,熊雄大刀阔斧开展了一系列建章立制工作他聘请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人为政治教官,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到军校作政治讲演,亲自讲授《军校中的政治工作》等课程,向军校学生讲述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知识;借黄埔第四期招生之机,多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入伍;坚持。
“团结左派,争取中间力量,反对极端的反动势力”,与军校内的右派势力进行合法灵活、针锋相对的斗争擅长军队政治教育的熊雄还主持创办了《黄埔日刊》、“血花剧社”,紧密结合形势对全校学员进行生动活泼、有的放矢的政治教育——他孜孜不倦教导学生“要时时刻刻干革命工作”“不使自己变成反革命或假、半革命派,要为党的主义即为被压迫民族――特别是工农利益而奋斗牺牲”!他教育军校学生,“为革命而死,便于革命有贡献,反之,为升官发财、为恋爱、为军阀作走狗等毫无意义的死,即使死了成千上万,还是死于非命。
”他发表文章纪念列宁逝世三周年,文末他慷慨激昂地说:“黄埔学生!你们要认识时代,准备时代需要,为被压迫民众的需要而革命而死!我愿这样和你们同路去死!”1926年8月13日,《黄埔日刊》刊登了蒋介石写的“几个口号”,熊雄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写了《对于校长“临别赠言”的说明》一文,洞烛蒋介石的政治杂耍,旗帜鲜明地与之进行了一次针锋相对的斗争。
三、杀身成仁的革命精神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并决心使用三民主义来改造中国,进而建造“一个灿烂的中华民国”,“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比现在的共和国家还好得多”的国家当俄国在中国革命。
6年之后才有革命并彻底取得成功,其结果给了孙中山极大的启示和希望,他希望借鉴俄国的成功经验和军事援助,把国民党的松散组织加以改组成一个有力量的政党,进而实现国民党“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的未来目标但是,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却表达了在中国实行社会革命、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并在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宣称:将。
“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显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谋求的是建立一个高度统一并且纯而又纯的政治组织,从而达到“打破阶级制度”,“实行共同劳工”和“公有主义”的社会目的。
诚然,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奋斗目标并不完全一致,但是经过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国共两党逐渐由分立走向联合领导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取得了北伐军事斗争的巨大胜利,极大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历史新局面。
国民革命的胜利固然可喜,但国共两党在救国建国目标、思路和方法上的矛盾在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之时,必定难以调和,两党之间的携手也注定了它们之间是一场短暂的合作“蜜月”,党际合作的前景走向未必令人期待与充满乐观。
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开始,共产党就立即陷入到一系列严重的矛盾冲突之中正如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所说的,在苏俄顾问鲍罗廷的指导下,两党合作刚刚巩固,但他也同时注意到“这两个政党的合作无疑是值得未来的历史学家注意的重要而伟大的变化。
现在这两党既在华南也在华北进行着斗争他们的计划能够实现,这有赖于两党的坚持和耐心……”然而,陈公博已预见到两党不可避免的分裂“他们之间友谊的破裂迟早都会来到,但现在说这种分裂已经开始则为时过早在国民党取得胜利时,他们就要与共产党破裂。
预言一个突然的变化是轻率的这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如果考虑到陈公博写作此书时已经离开了中国共产党但还未参加国民党,且国共两党分裂还未发生之时,其立场相对独立客观,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预言的前瞻性和政见的远视性了。
两党合作因北伐的军事胜利而首先得利的并不是革命本身,却是叛卖了革命的蒋介石两者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直接导致了国共两党的决裂与对抗,进而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屠杀事件“国民党的屠杀和国民革命的失败,彻底阻断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政治制度与建国方案的认同,中国共产党被迫走上制度选择以另辟救国建国之路。
”这不仅是现实形势所迫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屠杀的一种必然回应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逆历史潮流而动,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一时血雨腥风黄埔军校是广州反共“清党”行动的重中之重,公开了共产党员身份的熊雄理所当然成为“清党”对象中的首要人物。
4月15日,军校代校长方鼎英找熊雄谈话,一再劝其出国熊雄义正词严地斥责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表示“要将一腔热血洒在黄埔岛上”,提出,即使要走,行前也要与军校师生讲一次话,要“光明磊落地走”次日早晨,面对全校师生,熊雄勉励大家恪守孙中山遗嘱,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
会后,大家将熊雄送到码头,登上汽艇汽艇驶至珠江江心时,忽然“机件失灵,停下检修”,熊雄被秘密逮捕熊雄入狱,革命的熊熊烈火并未就此熄灭当时才19岁的宋时轮的牢房距离熊雄的牢房只有两个房间,熊雄鼓励他说:“不用怕,我是公开的共产党员,又是黄埔的最高领导之一,枪毙、杀头,首先轮到的是我熊雄。
我都不怕,大家还怕什么?要坚持下去,斗争到底!”5月中旬的一天,熊雄被押出牢房最后的时刻来临了,他高声和大家作别:“好,我走了”熊雄壮烈牺牲,时年35岁许光达大将在一篇怀念熊雄的文稿中留下这样的文字:“熊雄同志啊,假使不是你当时给了我们政治的武器,指示了前进的道路,哪里能够留下历史的荣耀!”1984年,聂荣。
臻元帅写下“熊雄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条幅,缅怀昔日战友斯人已逝,而追忆长存什么是信仰?隔着岁月的长河,重读熊雄烈士的生命篇章,我们收获了答案35岁,他短暂的生命为信仰而绽放,因信仰而辉煌他一清二楚,只要安于祖业,安逸、功业,轻易可得;而忠实自己的信仰,前途布满荆棘,甚至是死亡……但他心意坚决:要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为民族的命运抗争。
他将信仰的熊熊火炬,在沉沉暗夜里高高举起,以极大的勇气慷慨赴死这是一种何等的担当?!尽管时代有异,挑战不同,但如山的理想、如磐的信念、坚定的志向,始终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值得我们永远坚守熊雄烈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来源:谢建平编辑:熊 敏一审:周兢业二审:李 坚终审:钟志强投稿邮箱:yffb2020@163.com更多新闻康健主持召开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基本公共服务你问我答,今日了解“基本医疗保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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