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天的紧张撰写、推敲、修改、编辑，在1991年2月15日，也就是辛未羊年的正月初一，《解放日报》读者拿到手里的报纸头版是这样的:上半版刊登邓

 

1991年2月13日，是农历的小年夜时任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的周瑞金，把市委研究室的施芝鸿和评论部副主任凌河请到了一起，说是要开个小会三人碰面后，周瑞金提出，要三个人一起，写几篇大的署名文章。

1991年2月15日的《解放日报》经过两天的紧张撰写、推敲、修改、编辑，在1991年2月15日，也就是辛未羊年的正月初一，《解放日报》读者拿到手里的报纸头版是这样的：上半版刊登邓小平与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迎新春的新闻报道和大幅照片，下半版加框出现了一篇大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文章的作者署名是“皇甫平”1991年的国际形势，用“风云变幻”四个字来形容，应该不算太夸张在这一年，克里姆林宫的“苏联”旗帜被缓缓降下，让很多中国人在震惊中无法缓过神来在“苏联”变成历史名词之前，东欧也发生了剧变。

再往前一些，中国自己也发生了政治风波1991年2月2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一号统计报告表示，1990年经济形势有严峻的一面，主要问题是“产成品积压增多、经济效益下降，财政困难加剧，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到了年底，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企业实现利润下降67%，亏损总额已高达310亿元

1991年2月，邓小平在上海听取关于浦东开发情况的汇报在《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写的《变化》一书中，第一部是记录1990年到1991年的那段中国历史，他给这部分取名“谷底”而就在这个“谷底”之年，87岁的邓小平来到了上海。

一到上海，他就去了很多企业和工厂考察那一天，邓小平在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对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他还回顾了自己当初制定“经济特区”时的考量：“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

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的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那么上海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说完上海，邓小平似乎自己做了总结：“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

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朱镕基听的时候，不断点头因为就在不久前，朱镕基在向全市干部传达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的会议上，曾修改了曹操的《短歌行》，提出了八个字：“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有时候，一件事要反复强调，那多半是因为遇到了不小的阻力1991年2月11日晚上，上海市委一位领导把周瑞金叫到自己在康平路的家里他拿出邓小平视察上海的谈话材料给他看看了邓小平的那些讲话精神，周瑞金“深受触动”，他理解邓小平的担心，因为身处1991年，不要说在党报担任领导工作的他，恐怕普通读者对当时的舆论氛围也都有所感受。

在当时的国内媒体报道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这样的比喻：“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是“瓦解公有制经济”，而“引进外资”更是被称为“甘愿做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

1991年3月2日的《解放日报》周瑞金回去后，自己决定：作为当初延安时期的中央机关报，后来成为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应该发声！“愿辛未年以名副其实的‘改革年’而载入史册！”这是周瑞金的三人小组，在那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中，用来收尾的那句话。

那时候，周瑞金自己也没想到，这篇文章以及后续文章，会引起一场大风波1991年3月2日，时隔两周之后，以“皇甫平”为笔名的第二篇评论文章，又在《解放日报》出现了这一次的题目，是《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解放思想不是一劳永逸的。

……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与第一篇文章相比，进入“深水区”的第二篇文章直接触碰到了当时最敏感的一个话题：“我们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一讲市场调节就以为是资本主义。

”第二篇文章一出来，各界的关注一下子就上来了，但很多人还摸不准路子：《解放日报》哪来那么大的胆子？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人？还没等大家有所反应，3月22日，第三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又出现在了《解放日报》的头版——《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

文章强调，“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4月12日，第四篇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也见报了至此，《解放日报》以两周一篇的速度，在头版刊登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

各方关注迅速升温三天以后，第一篇批判“皇甫平”的文章在北京的一本叫《当代思潮》的杂志上发表了，题目是《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周瑞金以个人名义，给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分管宣传的市委副书记三位领导，写了一封信，着重说明为什么这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不送审。

在此之前，上海的市委领导一直都没有给周瑞金施加任何压力，只是希望《解放日报》不要撰文反驳，淡化处理周瑞金的底气，更多的是来自其他渠道的反馈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就一直在给周瑞金打气：“有人说我是你们的后台，可惜你们写文章时我并不知道，当不了后台。

你们把第三篇文章重新发表，加一个编者按，让广大读者来评判，‘皇甫平’文章哪一段哪一句主张过‘不要问姓社姓资’？”除了专家的意见，让周瑞金感受到鼓舞的，还有普通读者的心声他回忆：每逢文章发表，都会有不少读者打电话到报社询问文章作者是谁，并纷纷表示读了这些文章很有启发，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打开思路，坚定信心。

“皇甫平”的系列文章，在各省市之间当然也引起了巨大反响当时互联网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在这场由“皇甫平”文章引发的大讨论中，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发表意见。

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在历时近一年关于“改革开放”和“姓社姓资”的大讨论中，邓小平一直在安静观察，以至于当时北京流传一句话：“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不过，当时不发声音，并不代表从此就不发声音了1992年元旦，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忽然接到了省委书记谢非打来的电话，“我们盼望已久的那位老人要来了。

”1992年1月17日，一列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在十四大即将召开的前夕，载着88岁的邓小平和他的家人从北京开出，向南方驶去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广东视察邓小平终于在等待了一年之后，公开、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判断改革开放姓‘社’姓‘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他还特别强调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的讲话，也让上海《解放日报》遭受的压力顿时消失。

1992年夏季，在上海和全国相继举行的好新闻评奖活动中，《解放日报》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均以高票获得一等奖不久之后，周瑞金调任《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在很多年后，回忆当年的“皇甫平”系列文章经历的风风雨雨，周瑞金用一句话来总结：“实践证明，在当代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

”摘自 | 《领导文萃》2021年1月上稿件来源 | 《历史的温度4》本文作者 | 张玮责任编辑 | 芜影微信编辑 | 笺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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