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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宝国先生哀悼!2月9日,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胡宝国先生因病去世,享年66岁胡宝国先生生于1957年,山西定襄人,是著名史学家胡如雷先生之子其哥哥
胡宝国先生哀悼!2月9日,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胡宝国先生因病去世,享年66岁胡宝国先生生于1957年,山西定襄人,是著名史学家胡如雷先生之子其哥哥胡宝华先生,任教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胡宝国的父亲胡如雷先生胡宝国先生,1982年毕业于河北师院历史系,同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周一良先生攻读硕士学位1984年12月毕业留校任教1989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长期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在中古史学史、制度史、政治文化,以及东晋南朝士族研究等领域,都有卓越建树主要著作有:《汉唐间史学的发展》《虚实之间》《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魏晋南北朝卷》(与朱大渭、刘驰合著)等,。
所撰写的论文:《〈史记〉〈汉书〉籍贯书法与区域观念变动》《汉晋之际的汝颖名士》《〈三国志〉裴注研究》《从会稽到建康——江左士人与皇权》《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等,深受学界好评。
胡宝国2010年左右在社科院历史所办公室(定宜庄 摄)2003年,胡宝国先生的著作《汉唐间史学的发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多年后,北大出版社再出该书的修订版修订版的序言中,胡宝国先生回忆了自己的治史经历:缺乏兴趣、天性懒惰,却因意外而结缘历史学。
在他看来,历史的魅力在于把“不易觉察的间接的材料也挖了出来,让它的意义得以呈现”写作此文时,胡先生已接近退休,但依旧保持着对于读书和思考的热情谨以此文,缅怀胡宝国先生学习历史是“万万没想到”文/胡宝国本文选自胡宝国《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2020年)中《学人自述》一篇,胡宝国先生网名“将无同”,人称“同老”。
左:胡宝国 《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1右:胡宝国 《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0《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最早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本小书还会有再版的机会,再加上研究领域也有改变,所以出版后的若干年基本没有再思考过这方面的问题。
这次北大出版社要出修订本,我只能是把一些明显错误的部分删掉,难有大的提高补写了一篇关于《南史》的文章,虽然自认为问题是有意义的,但是文章的水平却不能满意,毕竟是年岁大了,身体多病,力不从心人生总有很多的“没有想到”。
我没有想到书会再版,甚至也没有想到这辈子会学历史因为上中学学的是俄语,自己又喜欢俄国文学,所以最大的理想是学俄语,但是刚刚恢复高考时还有政审一项,按我所在的河北省的规定,考外语类要按“绝密专业”的要求政审。
我当然通不过了当时政审在地区一级,录取在省会我的卷子以及政审材料在地区一级就扣下了,没有任何学校见过我的材料录取刚刚结束后才知道这个情况,父亲所在的河北师院也觉得有点对不住我们家了,这才把我扩招进来他们让我选择,学英语也可以(俄语那年不招生),学历史也可以。
父亲想了想说,你还是跟我学历史吧就这样,“完全没想到”就学了历史
胡宝国先生著作《将无同》封面从小就对历史没有兴趣,所以家里的那些书我一本也没有看过父亲从系资料室给我借回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看看还行,但要说有多大意思,好像也谈不上多年以后,只要遇到从外专业转到历史专业的年轻人,我总要问,你为什么要改学历史呢?原来的专业不是挺好吗?见得多了,逐渐就不问了。
这世界太大,人们的兴趣也是各式各样,我没兴趣不等于别人也没兴趣当然,几十年下来,自己也有一些研究的兴趣了,这就如同包办婚姻也能培养出感情一样我知道,很多人最初对历史的兴趣是因为喜欢“历史故事”我到现在对历史故事也没有兴趣。
我感兴趣的只是“历史问题”缺乏兴趣,而且也天性懒惰,这是我学术成果很少的主要原因记得小时候特别爱睡懒觉有一天都到上午10点了,我还在睡,父亲站在床边批评我说:“一个人不怕有一千个毛病,就怕有一个致命的毛病。
你的致命毛病就是懒!”他很少批评我,所以印象很深母亲说,我在医院刚出生的时候连吃奶都不睁眼护士奇怪地说:“这孩子怎么会懒到这个程度!”可见我的懒是天生的我的体会是,凡是天生的缺点都是改不了的既然如此,也就没什么可遗憾的了。
当然,说到懒,我也不敢说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懒的我有个同学,他是王永兴先生的学生王先生在他作业上用铅笔写了修改意见,让他改后再交上来过了一段,他以为王先生会忘记这事,所以就用橡皮把王先生的批语都擦了,再把作业原封不动地交给王先生,没想到被王先生发现了。
他懒的境界就比我高多了所以说,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人不能骄傲
胡宝国先生1997年在日本古代史研究会进行报告开始学历史的时候,我问父亲,这历史怎么学呢?他说,跟你看小说一样,也是要看名著为什么说到小说呢?小时候喜欢看小说,抓到什么看什么,小说档次都不高父亲说,这不行啊,看小说就得看名著。
那个年代能找到的书很少,恰好我一个中学同学在学校图书馆工作,什么“禁书”都能拿出来,所以读了很多名著,像托尔斯泰、巴尔札克、雨果等等大文豪的作品都是那时读的,只可惜年龄太小,理解有限历史学的名著是哪些呢?父亲提供的就是像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等老一辈学者的著作。
周先生的《乞活考》,我看不懂,他特意带我读了一遍,告诉我周先生高明在哪里父亲很开明,虽然他的历史研究理论色彩很浓,但从来没有要求我向他学习后来时常有人见了我说客气话,你有家学啊,我听了都是一笑了之,我哪有什么家学?。
如果说到影响,北大的几位老师之外,影响我最大的就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唐长孺先生我最佩服的就是他分析史料的能力,我将其概括为“敏锐而有节制”这是最难得的品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笨人缺乏敏锐,自然也谈不上需要节制,而聪明人虽然敏锐,但因为过于自信而不知节制,常常会分析过头,乱发挥。
我没有什么理论素养,如果说能有一点研究心得,那也都是分析史料得来的问题的发现、论证的过程始终不离开史料虽然重视史料,但是如果翻看我的这本小书,读者就会发现,里面真正意义上的考证并没有多少,也不一定过硬因为年代久远,史料很少,要想把一个问题考死是很难的。
有的论著,虽然考证迂回曲折,看起来很吸引人,但是轻易不敢相信有时,越是迂回曲折的考证,越是看起来很有“故事”的样子就越是可疑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讨论自然是很危险的,尽管它看起来颇有“小中见大”的境界我重视的是在大家公认的、熟知的历史事实之间发现联系。
这种发现既是对已知历史事实的一种解释,同时,它本身也构成了历史事实的一部分这部分历史事实是最宝贵的,因为它本来是“隐藏”着的,是被研究者“发现”的一个研究者对历史理解的深度往往可以在这里得到展示
2008年11月中华书局组织的"南朝五史”修订方案评审会,右二为胡宝国先生说到史料,还有一段故事我在写“经史之学”时,有一天突然意识到《后汉书》里是没有“经史”二字的,这虽然对我讨论的问题很重要,但毕竟只是个印象,于是不嫌麻烦,又把《后汉书》彻底翻了一遍,还是没有发现。
可是我还是不放心,几千页翻下来,人都麻木了,看漏了是很有可能的正好这个时候有了网络,在网上查台湾史语所的《后汉书》电子版,结果瞬间就出来了,只有一条,在“校勘记”里,正文里确实没有!这样才彻底放心虽然网络检索对史学研究很有用,但是我对时下流行的一种说法却很不以为然。
有一种论调,说有了网络检索后,过去老先生们擅长的那套考据易如反掌,算不上什么本事了其实这是不入门的瞎扯你检索什么?那是需要研究者提出的,电脑帮不了你研究一个问题,研究者首先能想到的都是面上的东西如果仅仅根据检索出来的这些最直接、最表面的材料进行研究,那只能写出平庸的文章。
检索的结果需要深入分析,在这个基础上还需要回过头去再读书,反复思考,由此才会发现那些不易觉察的间接材料,才能把隐藏的问题带出来我的体会是,只有把那些不易觉察的间接的材料也挖了出来,让它的意义得以呈现,这时的文章才有魅力,才引人入胜。
南齐萧嶷晚年说:“人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老,前路几何”萧嶷病逝是在永明十年,四十九岁我早过了这个年龄,再有不到一年就要退休了这几年经常会想到他说的这句话最后一段路上究竟做些什么好呢?我想,历史书还是要读的,有体会也可能写点文章,不求名利,只为人生有个精神寄托。
另外,新书也是要看一些的最近在网上看到有“老年律条”,第一条是“不娶少妇”我很赞成娶少妇是危险的,而看新书则是有益的学术的春天就是不折腾文/胡宝国以下文章节选自胡宝国著:《虚实之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胡宝国 《虚实之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某校教授请我帮忙看两篇文章,鉴定一下文章作者的研究能力这个作者想调单位作者是某名校毕业的博士,现在某高校当教师看了第一篇文章,感觉平平,作者只是对某个问题进行了一番简单的介绍、归纳。
通篇文章就没有表现出什么研究能力而且也看不到今后可能会具备一定研究能力的迹象虽然文章平淡,但感觉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这样的文章非常多到看第二篇文章的时候,感觉就有点怪异了作者讨论的是个老问题,我记得至少有两位名家曾经讨论过,而作者在文章中竟然只字未提,仿佛那两位名家的文章根本不存在。
再往后看,更觉得奇怪了,文字竟然是那样熟悉,好像是旅行之后回到了家为什么呢?因为作者大段大段地抄袭了我的文章当然,作者还不是那么没良心,文章最后有一个“注”提到了我,说是某些部分“参考了”我的书这个说法太不准确了,“参考了”如果改成“抄袭了”就准确了。
我不会公布这个青年教师的名字,甚至也不想去批评他人家抄袭我的文章,从积极的方面看,最起码也是看得起我否则,那么多文章,为何单单抄我的呢?时下评价论文、专著的水准,常常会提到一个“引用率”的指标我觉得考虑到目前的实际情况,仅仅关注“引用率”是不够的,还应该关注“抄袭率”。
学术界应该建立起这样的共识:如果一篇文章多次被人抄袭,那这篇文章就应该算是好文章,评奖、提职称都应该考虑到这个因素我不想批评这位作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此类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想,个别人发生的错误可能责任更多的是在个别人自身,但如果某种错误是大面积地、长久地发生着,那责任恐怕主要不是在个人,而是在社会、在体制方面了。
众所周知,越来越严重的学术评价量化的趋势,以及研究生必须发表论文等种种不合理的规定都是造成现在学术腐败的原因这些制度性的规定必然是要逼良为娼这些现象固然让人忧虑,不过真正让人最忧虑的还不在这些,而是在于不管学者们多年来怎样呼吁改变这些不合理的制度,但制度的制定者就是坚决不改。
去年不知道为什么,很有一批人非常正经地开始回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了我也是属于那个年代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常常不由自主地回忆起那个年代当时有一首非常著名的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歌中唱道:“ 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
”这几年,每到春天有沙尘暴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首歌八十年代就是这样那个时候,不管有多少问题存在,我们仍相信未来“春光更明媚”八十年代真是学术的春天那个时候旧的折腾人的办法已经停用了,而新的折腾人的办法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胡宝国先生父亲的书文/胡宝国本文原载于《书城》,2006年6月,有删节。
胡如雷先生(1926-1998)如果父亲(胡如雷)还活着,今年正好八十岁了他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是197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距离现在已经有近三十年了在这样的时候,作为儿子、同行,似乎应该写点什么,但我实际上是有些为难的,一方面,我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对他所从事的经济史研究纯粹是个门外汉,没有什么资格说话。
另一方面,儿子评价老子总是比较困难的,不论是说好,还是说不好,都不妥我想,学术上的分析、评价还是留待他人来作吧适合我说的,或许只是围绕着他的书、他本人所发生的那些边边角角的事情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 三联书店,1979年 人有了一个念头以后,就会不知不觉地朝着这个方向走父亲写《形态研究》其实是由来已久了他在清华历史系读书时,政治经济学课程是由《资本论》的翻译者王亚南先生讲授的。
据他说,王亚南先生的课讲得非常好这对他以后学术道路的选择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后来对我说:“当时我就想,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我以后要写一部《地租论》” 那时他才20几岁,这是一个很容易产生大想法的年龄后来他虽然以研究隋唐史为主,但这本《形态研究》的问世也绝不是偶然的,应该说,此书就是他心中一直酝酿着的那本“《地租论》”。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一些特点》 载于《历史研究》,1962年 1962年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一些特点》的文章这篇文章就是以后《形态研究》一书的前奏文章发表后,王亚南先生来京开会,特意约他到北京饭店谈话,鼓励他在这方面继续工作。
1978年,因为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他在序言里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只是泛泛地说:“很多师友不断对我进行鼓励”以后的多年里,他总是为此感到遗憾,多次对我说,如果以后再版的话,一定要专门讲讲王先生对自己的影响。
很可惜,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此书重印过,但从未再版有趣的是,他虽然在书中没有提到王亚南先生的名字,但日本学者却发现了这一点,菊池英夫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不论在书名上还是在手法上,这本书都可以说是一部真正继承王亚南先生的工作,追溯前近代史的著作。
”父亲看后很高兴
指导学生的王亚南 上个世纪早期,我的祖父留学日本,学的是纺织他死的早,对父亲没有影响我有时想,如果祖父一直活着,受家庭环境影响,父亲或许不会对文科的书籍有那么浓厚的兴趣,如果是这样,他的人生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番样子。
我是学历史的,当然知道假设一段历史没有什么意义,但“假设”毕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所以闲下来的时候,就不免会有些“假设”的念头产生1949年,父亲不过20来岁,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属于他的,以及他可以继承的房子居然有好几百间,其中一些还是带花园的高级宅院。
这些房产他都没有要,他认为很快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以后用不着钱了他只为自己买了一支价格不菲的派克笔就这样,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穷人,终其一生都是如此母亲去世后,父亲对我说:“你妈真可怜啊,嫁了个有钱人,穷了一辈子。
”
胡如雷与宁可在黄山合影 在清华读书时,他学习很好,老师们想让他留校,或者保送他去读研究生,但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又不积极参加政治运动,所以1952年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河北河北省又把他分配到了邢台师范学校。
连生气带着急,20多岁就得了糖尿病即使如此,他仍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理想,在给周一良先生的信中,表达了继续研究的愿望周先生回信说,收到来信“有如空谷足音,倍感亲切”周先生还为他开了详细的书单按照这个书单,他买了自己的第一批书,以后孙毓棠先生又送了他一批书。
这样终于有了研究的可能在类似于中学的师范学校当教员是比较苦的,他年轻,上课任务繁重,常常只能是利用课间休息的十分钟看两页书,晚上回到家,再点着煤油灯继续读,那时他住的地方还没有电但是,这样的日子也没有持续很久,肃反时,他被关了半年。
当局说他是阎锡山留下的特务他一再辩解说,阎锡山不可能留下自己的外甥当特务不知道是因为辩解发生了作用,还是因为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最终被放了出来
“大百科全书”初稿审读会议成员合影 避暑山庄须弥福寿之庙 后排右二为胡如雷因为连续在《历史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他终于被调进了一所大学——河北师范学院有了肃反的经历,所以在“引蛇出洞”的大鸣大放时,他一言未发,由此意外地没有当上右派。
本来按他好说话、好议论的的性格,反右是绝对躲不过去的后来我发现,1949年以后,他这个人在关键时刻常常会有出色表现文革后期“评法批儒”时,有杂志约他写一篇署名文章他谢绝了,还写信告诉人家他的几个“不写”,如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文章不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不写,不符合自己意愿的文章不写,等等。
因为不写,所以失去了一次走红的机会,也因为不写,所以文革结束后,他没有任何问题,活得欢天喜地
胡如雷先生著作 《李世民传》《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在《形态研究》的序言中,他写道:“本书初稿完成于1964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书稿曾一度失落,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中找了回来可是那时林彪和‘四人帮’正在横行,显然没有出版的可能。
从1974年开始,我每晚利用业余时间在书斋里进行修改,也没有想到几年后就能和读者见面的确,如果不是打倒了‘四人帮’,恢复了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这部稿子是出版不了的”他说得含混,没有说清楚书稿是怎么失落的,也没有说清楚后来怎么又找了回来。
事情是这样的:文革前,人民出版社已经决定出版这本书了,文革爆发后,一切都被搁置了,书稿被退了回来当时学校已经大乱,他作为“牛鬼蛇神”也已经被抓了起来,所以自然收不到书稿几年以后,一个曾经造过反、后又被打倒的学生在一个破旧的仓库里发现了这部书稿,这才找了回来。
这个学生多亏以前看惯了父亲写的各种交待材料,所以对他的笔迹相当熟悉,一看到书稿就立刻辨认了出来1998年父亲去世后,关于这部书稿我又知道了一些事情一位河北师院的老师从人事处复印了一份1961年6月5日上海人民出版社给河北师院人事处的来信。
信中说:“贵系教师胡如雷撰有‘中国封建制形态简编’一稿,尚有一定见解,但亦并不成熟,我社本拟争取出版,以供学术界的讨论参考,校样也已排出,后接贵处来信,告以胡的政治情况,我们决定不予出书,当即列举书稿的缺点,将稿件退还给胡。
”这说明在《形态研究》之前,甚至在《历史研究》1962年发表的文章之前,他曾经写过一本类似的书。这件事,我居然完全不知道。
菊池英夫、胡如雷与池田温合影 日本东京1979年刚刚拨乱反正,没有多少人可以立刻拿出著作来出版,所以这本书在当时的学术界很轰动,第一次就印了5万册,不久又加印了一次以后,台湾还出了盗印的80年代初,日本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中国历史学界的新动向》。
该书用了一章的篇幅专门介绍《形态研究》,作者就是前面提到的菊池英夫先生周一良先生看到此书后,立刻告诉了我言谈话语间,能够感觉到周先生很是高兴当老师的,看到学生有了成绩,自然是高兴
周一良为了写《形态研究》,他花费了很多年心血,读了不少书,史料不说,单是《资本论》就认真读了三遍但是,这本书既然是要谈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就不可避免地要拿中国史与外国史广泛对比进行这种研究,作者必须对外国史有非常深入的理解、研究,而他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此外,这本书是通贯性的,涉及到从战国到明清的漫长历史时期,他虽然在大学教过很多遍中国通史,但毕竟不具备像钱穆等老一辈学者那样广博的通史知识,所以,这本书到底说对了多少?到底有多高的价值?老实说,我是始终心存疑虑的。
但不管怎样,对他来说,研究自己有兴趣的问题毕竟是一次快乐的旅程抛开一切庄严的、宏大的理由不谈,对研究者个人而言,还有什么比快乐更重要呢?
1989年西安唐史学会年会合影 左起:谢元鲁、胡如雷、韩国磐、唐长孺、郑学檬 《形态研究》出版的时候,他已经50多岁了,尽管当时很风光,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得意忘形一直到老,他对自己始终还是有一个清醒认识的。
去年春天,在一个纪念唐长孺先生和父亲的会议上,播放了他在70岁生日祝寿会上的讲话录像他说:“我经学、小学、外语都不行外语学过三种,没有一种能通的”他还说:“我的成绩只能做到这样,再大了也不可能了”说这话时,距离他去世只有两年了,当时他因多次脑梗,已经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老年痴呆的征候,没想到还能讲出这样清醒的话。
这好像又印证了我前面说的:“他这个人在关键时刻常常会有出色表现”
1994年武则天研究会部分学者合影 后排左三为胡如雷 父亲去世后,我和哥哥、姐姐继承了他的藏书线装书基本都归我了过了几年,我把这些书都卖了按说我们是同行,不论是为了工作还是为了纪念,这些书我都应该留下来,但我觉得没必要了,那些线装的二十四史我基本不会看,有标点本的,何必看线装的呢?我又不搞校勘。
我知道,这种态度必定会受到严肃学人的批评,所以不大敢对人说父亲的好几箱卡片我也全扔掉了,因为我不信卡片,总觉得要真想把文章写好,材料必须在脑子里活起来才行,如果拿起卡片才想起来,放下卡片就忘了,这种状态是写不出好文章的,更何况那还是别人的卡片,我要它干什么?没用的就卖掉,没用的就扔掉,我这种态度并非不孝。
父亲晚年常常对我说:“看到你发表一篇文章,比我自己出版一本书还高兴”所以我想,自己把文章写好了,才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文/图|综合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 山水澄明墨香学术 历史研习社 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
辑|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 南丽江审核|方天戟 点击往期原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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