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

 

刘浦江(1961年-2015年1月6日)，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有人说，一切历史归根到底都是当代史这句话的意思是，所谓历史，无非就是人们根据现实的需要而对过往的一种阐释一般来说，历史学家在讲述历史时几乎不可能毫无介入，政治、国家、民族利益，乃至个人感情，都是使历史研究缺乏科学性的重要因素；等而下之，就连经济利益、地方利益等等，都可以驱动历史学家改编历史。

对历史研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政治一部中国史，是是非非，在二十世纪历史学家的笔下实在是变化无常举武则天为例五十年代，史学界对武则天是基本否定的，岑仲勉的《隋唐史》说武则天在位二十一年，“实无丝毫政绩可记”六十年代，情势为之一变，郭沫若写出历史剧《武则天》，又连续发表文章，对武则天充分肯定，断言“武后统治时代是唐朝的极盛时代”，并引用武则天自诩“知爱百姓而不知爱身”的话来证明她的德政。

郭沫若的有些说法让我们觉得很有趣，比如他说武则天“是维护均田制的，……遗憾的是从史料中找不出武后保护均田制的明令，但也找不出相反的证据我揣想是由于站在反对武则天立场的史官们把它湮没了”为了洗刷武则天政治手段残酷的恶名，郭沫若声称章怀太子李贤不是武则天害死的，认为此事不见于两《唐书》的记载，《资治通鉴》的说法没有根据；尽管后来袁震（

“必记本”注：1907-1969，历史学家吴晗夫人）撰文指出新旧《唐书》的《酷吏传》中都记载有武则天害死李贤的事，郭沫若却依然不肯承认这个事实袁震说，如果李贤不是武则天害死的话，那他的棺材为何放在巴州达二十一年之久？郭沫若解释说：“天下大事很多，一个不成材的儿子的棺材就在巴州放久了一点，算不得什么。

”在历史剧《武则天》中，郭沫若把谋害李贤的罪名栽到了宰相裴炎的头上，——当然，这是文学创作，他想怎么写都可以从郭沫若以后，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七十年代前期，对武则天的评价上升到顶点。

粉碎四人帮以后，是非又被颠倒了过来，七十年代末的代表性观点是，武则天是唐初士族地主阶级中腐朽势力的代表人物，在她统治的半个世纪中，唐朝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风气都呈现了全面的倒退，这是历史发展中的一次逆转。

有的历史学家还对武则天的政治手段加以抨击，说她“一贯用两面派的手法搞阴谋诡计”等等八十年代以后，历史学家开始用比较心平气和的口吻来谈论武则天，对她基本上是加以肯定，与郭沫若的一味颂扬又自有不同

武则天大概万万没有想到，她身后的是非竟会被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们这么搬弄来搬弄去回味几十年的褒贬，总觉得在武则天的身后有一个影子夸张一点说，从对武则天的评价中，可以描摹出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历史人物无定评，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一大特色。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说，关于岳飞镇压杨幺起义的问题五六十年代，农民战争是史学研究中的“五朵金花”之一，农民革命享有极高的评价，于是乎历史学家一致认为镇压杨幺起义是岳飞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大家对此齐声谴责。

孰料十年以后，农民战争受到冷落，对农民起义的评价降低了调子，与此同时，岳飞的声望却蒸蒸日上，于是其间的是非就被颠倒了个儿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有人试图证明杨幺政权的性质不是农民起义，而是与伪齐相勾结的反动地方军阀集团，是破坏南宋抗金斗争的割据势力。

自此以后；便不断有人想要为岳飞开脱此事而最为精彩的，大概要算是一九九一年在杭州举行的纪念岳飞八百八十八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上出现的某些高论有人解释说，岳飞之所以要去镇压杨幺，是为了抗金事业的大局，不得已执行朝廷的命令，为的是解除后顾之忧，进军中原，收复失地。

更有一位学者指出，岳飞为了抗金大局，对洞庭湖地区的起义军进行镇压，而起义军中的周伦、杨钦等人则深明民族大义，主动请求招安，以便一致抗击外敌，这种行为显示了农民起义军领袖们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强烈的爱国精神因此，所谓岳飞镇压杨幺起义，实质上是南宋抗金部队与民间爱国武装在共同保卫民族利益前提下的联合；岳飞不仅不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而是历史的功臣；周伦、杨钦等不仅不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而是真正的爱国志士；至于杨幺不愿接受招安，固然与他个人思想的偏激和狭隘有关，但钟相的被害使他产生强烈的阶级仇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对杨幺也不要进行过多的指责。

读了这些文章，不禁哑然失笑历史学家有权力这样随意解释历史么？岳飞为什么要镇压杨幺起义？就因为他是赵宋王朝的臣子，他是朝廷的武将，他领着国家的俸禄，镇压起义乃是他的天职，岳母刺在他背上的“精忠报国”四个字就包含着这一层意思。

至于说到镇压农民起义的是非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再说部分起义军将领为何接受招安？毋庸解释，这显然是从他们的个人利益来考虑的，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把他们受招安的动机描绘得那么崇高，那么冠冕堂皇，但凡稍有点头脑的人有谁会相信呢？。

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是历史学家曲解历史的一种经常性冲动南宋宁宗时由宰相韩侂胄发动的开禧北伐，被《宋史》认为是不量力的鲁莽之举，元人修《宋史》，甚至把韩列入《奸臣传》，认为开禧北伐是他想“立盖世功名以自固”。

这件事牵涉到三位著名的抗战派人物：辛弃疾、叶适、陆游，因为韩的对金用兵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于是就有人出来为他们开脱，说开禧北伐并没有得到辛弃疾、叶适的真正支持，韩发动的对金战争是对辛弃疾原意的曲解只是陆游比较麻烦，因为他对开禧北伐的支持证据确凿，实在无法否认，于是这位历史学家又说，八十多岁的老诗人陆游的支持，并不足以证明开禧北伐是正确的——言外之意是，陆游不过是一位诗人罢了，对政治未必有什么高见；而且还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诗人，也许头脑已经糊涂了，不可把他的话太当真。

这位历史学家的结论是，韩侂胄不见得是一位坚定的抗战派，开禧北伐是他为了巩固其权位而发动的一场不该发动的战争辛弃疾等人对开禧北伐究竟是什么态度呢？嘉泰四年，辛弃疾从浙东安抚使任上入见宋宁宗，言金国必亡，建议付托元老大臣对金备战，据《庆元党禁》记载说，韩侂胄正是由于辛弃疾的建议才“决意开边衅”的。

陆游在辛弃疾此次入朝之时，曾作诗送行，诗中有“中原麟凤争自奋，残虏犬羊何足吓但令小试出绪余，青史英豪可雄跨”之句，意在鼓倡北伐在北伐失败，韩侂胄被杀之后，陆游还于嘉定二年春写下一首《读史》诗：“萧相守关成汉业，穆之一死宋班师。

赫连拓跋非难取，天意从来未易知”作者的惋惜之情是明明白白的其实，辛弃疾等人对北伐的支持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必要为他们开脱说韩侂胄发动北伐纯粹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韩官至平章军国事，执掌朝政十余年，何须再冒险发动一场战争来巩固权位？一旦战争失败，倒是可能失去他的权位。

应该说，韩之发动北伐，一方面是为恢复中原，统一南北，另一方面是为他的功名心所驱使对这样的动机自然不必苛求，难道当初岳飞的北伐就没有一点功名心么？韩胄被元人列入《宋史·奸臣传》，其实是因为他反道学的缘故，在他身后一直遭到程朱门徒的攻讦，他发动的开禧北伐也因此而成为一段被歪曲的历史。

近十几年来的中国史学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历史学与政治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与此同时，历史研究中的种种非历史倾向则呈现出更加复杂的面貌甲午海战中方伯谦被杀的“冤案”问题，就很耐人寻味据说方伯谦被清政府处斩之后，方妻就曾经进京告过御状。

三十年代，方家后人又为他大鸣不平但这在历史学界并没有成为问题，因为方伯谦的临阵脱逃是一段早有定论的历史尽管八十年代以后有少数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也是属于正常的学术讨论后来十来年，方伯谦的后人多方奔走，为方伯谦鸣冤伸屈，经过不懈努力，一九九一年在福州举行了由福建省八团体联合发起的“甲午战争中之方伯谦问题研讨会”，提交这次会议的论文后来以《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为名汇集出版（。

“必记本”注：知识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此书被称为“学术界目前关于方伯谦问题研究的大全”这部“大全”收录近四十篇论文，共计五十万字，但却只有一篇千把字的短文是主张代表史学界多数人意见的传统观点的，其它则全是连篇累牍地为方伯谦鸣冤诉屈的翻案文章。

从某种角度来说，它确实称得上是一部“大全”，因为这部论文集里收的并不只是此次讨论会的论文，它还把历来为方伯谦翻案的文章也都搜罗进去了，但观点相反的文章却一概不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福建省社科院主办的《福建论坛》，在一九九三年第一期上搞了一个名为“方伯谦研究”的专栏，所发表的九篇文章全是为方伯谦鸣冤的，连一篇装装门面的商榷文章都没有。

方伯谦果真是被冤杀的么？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是否临阵脱逃为他翻案的人说他不是“逃跑”，而是“退却”甚至有这样一种高论，以为方伯谦在险境中主动退却，从而为北洋水师保存了一艘军舰，他不但无罪，反而有功这种论调之荒唐，就连有些为方氏鸣冤的人都感觉不妥。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济远舰是什么时候退出战场的？有人试图用中日两国的时差来证明济远舰是在战斗结束之后才撤离战场的，但两国之间的时差只有一小时，而济远舰却早于舰队四个小时回到旅顺，况且同样是出自中方的记录，怎么会有时差的问题？替方伯谦翻案的人又说首先逃离战场的是“扬威”而不是“济远”，但有学者指出，扬威舰驶离战区是为了救火，和 “济远”径直逃回旅顺性质不同。

有意思的是，早先方氏后人为他鸣冤时，以为其冤枉主要在于：有些人比方伯谦的过失更大，不该把他当成替罪羊而这些年的翻案者已经不是这种说法了，在他们看来，方伯谦根本就无罪，不是罪大罪小、该不该杀的问题有人质问说，如果方伯谦真的贪生怕死，那他为什么不在战斗刚一打响时就逃跑，而要打到一半时才退却？。

关于这场翻案运动，有一些背景需要说明方伯谦和济远舰上的大部分官兵都是福州人，当时在北洋水师任职的西方教官有一种看法，认为“武官之胆怯，无过福州人，断不敢与日战，……至福州人之外，类多一身是胆……济远一舰则全系福州人，故临敌先逃。

”——当然，这种评论肯定是不公允的，如刘步蟾、林泰曾等勇敢善战的福州籍将官，当时也不在少数直到今天，为方氏鸣冤的人们仍在为重写这段历史而继续努力在我看来，这场翻案运动是一群历史学家在为捍卫一个家族和一座城市的名誉而战。

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时代，历史名人被视为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这种文化资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够带来经济利益因此，对历史名人的争夺，就成了当代历史学的一项特色内容为方氏鸣冤的这场翻案运动似乎就带上了不少地方色彩。

当然，最受人看重的首先是名人的籍贯，譬如山东有两个县都自称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的家乡，并都为此展开了宣传攻势，历史学家厕身其间，各执一词，令人莫衷一是籍贯之外，历史名人的死地也为人青睐，于是就有了李自成的归宿之争。

据清朝官修的《明史》记载，李自成于顺治二年（“必记本”注：一六四五年）窜死湖北通城九宫山一九五五年，湖北通山县的一位小学教师向《历史教学》编辑部提供了他的一些调查材料，认为李自成不是死于通城县九宫山，而是死于通山县九宫山，后来经过一些历史学家的考证，使这种说法得到确认。

郭沫若也表示，他为通城县的闯王陵所作的题词，以及他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说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城县九宫山，都是根据旧有的传说，“应予以注销并改正”于是在通山县又新建了一座闯王陵和一个李自成展览馆但是在湖南澧州一带民间，长期以来流行着一种传说，说是李自成在大顺军失败后遁迹石门县夹山寺为僧，并终老于此。

乾隆年间任澧州知州的何，在《书李自成传后》一文中曾对此进行考证，认为死于康熙十三年（“必记本”注：一六七四年）的夹山寺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他的根据主要有两个，一是说李自成曾自号奉天倡义大元帅， “奉天玉”是以奉天王自寓，二是说奉天玉和尚的遗像与《明史》描述的李自成状貌很相似。

不过这种说法在史学界从来没有引起过人们注意八十年代初，湖南的历史学家意识到了这一传说中所包含的价值，于是纷纷撰文论证李自成禅隐夹山说，他们找到的一个最重要的证据是奉天玉和尚墓残碑，但此碑只能说明奉天玉和尚实有其人，并不能证明他就是李自成。

湖北方面当然不甘沉默一九八五年，湖北省邀请全国七十多位明清史专家聚会通山县，举行李自成归宿问题的专题讨论会，据说与会者多数对李自成殉难通山九宫山持确信无疑的态度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结果而湖南石门县对此却不予理会，依然在石门夹山建起一座规模宏大的闯王陵，比通山的闯王陵要气派得多。

近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组去石门采访，看到当地中学的历史教师在课堂上大讲特讲李自成遁迹石门的历史，石门的地方官员并不讳言他们利用历史名人来振兴地方经济的意图李自成的归宿，本不值得历史学家们投入这么大的精力，五十年代的讨论固然与当时农民战争史的特殊地位有关，但总还算是学术研究，八十年代以来的论战就几乎没有什么学术的味道了。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我想说的是，尊重历史，应该成为每一位历史学家的职业信条“必记本”用户请加入“必记本”读书群，请“必记本”用户添加管理员微信：xixiaiypf版权声明文章节选自《读书》，为传播而发，特此声明！。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