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集多年来一直以竖排繁体形式出版，值陈寅恪逝世50周年纪念之际，译林出版社诚邀专业古籍编校团队悉心勘对，在不改变陈集原貌的前提下，更正早先版本中

 

【读书者说】作者：武黎嵩（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中心研究员）编者按陈寅恪（1890年7月—1969年10月），近代史学界集大成者，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史学四大家”陈寅恪的著作是研读中国史的必读书籍。

陈集多年来一直以竖排繁体形式出版，值陈寅恪逝世50周年纪念之际，译林出版社诚邀专业古籍编校团队悉心勘对，在不改变陈集原貌的前提下，更正早先版本中的舛误，推出了国内第一部简体横排本陈寅恪集，把陈氏博大精深的思想传递给更多读者。

在21世纪初，陈寅恪先生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走进了公共视域，形成了一股热潮，谈他的家世、学术、诗文，成为能够介入文化圈子的一种基本素养，陈寅恪研究显然也超越了学术和学术史的范畴阅读陈寅恪的三道门槛陈寅恪先生1969年10月7日逝世，唐夫人旋即随先生谢世。

彼时正是十年浩劫之中，先生著述未遑整理付梓，颇有散佚1980年经先生弟子复旦大学蒋天枢教授苦心保护搜罗整理，《陈寅恪文集》七种十册（附编年事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柳如是别传》均为首次面世。

1993年《陈寅恪诗集附唐篔诗存》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陈寅恪先生的诗歌首次集中面世2001年三联出版社出版《陈寅恪集》十三种十四册，又增加《书信集》《读书札记》三集、《讲义与杂稿》等，至此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大体完整的呈现出来。

以上各个时期的著作出版，排版时均尊重陈先生一贯之要求，繁体字竖排右度版式可以说经历了近20年的接力式整理出版，这些著作的面世，奠定了陈先生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的学术地位，也全面地展示了陈先生的学术思想。

为21世纪初以来的“陈寅恪热”做好了文献准备

陈寅恪书法资料图片然而阅读陈寅恪，其实是有着门槛的，这门槛大概有三重：首先，早在上世纪20年代陈先生游学欧洲，习得东方语言文字之学，并希冀以之从事比较研究，断言“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

又欲收购蒙古、满洲、回文书，从事宗教学之研究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即所谓“预流”，如当时东西方共同研究的热点——敦煌文书然，这一学问乃是所谓专家专门之学，一般大众乃至学者，如非经历严格的学术训练，则不易置喙。

此一项内容，也是讨论陈寅恪先生最爆冷门的其次，第二道门槛，乃陈先生旁征博引的地毯式考据，此固然为乾嘉以来中国学术的旧传统，同时也是历史学如“老吏断狱”般必须形成论证闭环的家法使然但不厌其烦、详细列举史料，疏通史料间的逻辑关系，则远非读一般文艺作品那样，可以有审美般的享受，而需聚精会神，随陈先生的逻辑线索思考，多半还需要边阅读边圈点、同时做笔记。

再次，陈先生的行文方式，也常能使一般读者望而却步若《柳如是别传》皇皇巨著80余万字，篇幅约同于班孟坚之《汉书》，然仅分五章七个大段落，以浅近的文言体行文，考据之外夹叙夹议，实不易读陈先生出身世家，父兄皆擅诗文，本人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学训练，谙熟《文选》、唐宋以来名家诗文，故其所撰之序跋，除义理精湛外，多能得古来骈散文之要诀，诗歌被誉为“合双山于一手”（白香山、李义山），要能完全读懂陈先生之论著诗文，恐怕也需要极好的古典功底。

此番译林出版社出版简体横排本《陈寅恪合集》分《史集》（含《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讲义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和《别集》（含《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诗存》），大体以上海古籍版《陈寅恪文集》为底本，堪对文字，改用简体及标准标点符号。

这是陈先生逝世50年后，著作权公版之后第一种简体横排本的陈先生著作集，今后可能还会有其他出版社或出版团队跟进以笔者研究统计，同为民国时代的著名历史学家——有“北陈南柳”之称的柳诒徵先生逝世（1956年2月3日）50年后，柳先生的名著《中国文化史》已经有六十余个版本出现，恰可作为参照。

将中国文化特别的好处讲清楚陈寅恪先生著作公版之后，面临的第一大问题，便是是否按照通行的简体横排版式，出版新的适合（迎合）大众阅读的版本据今天已经在网络上广为流传，陈寅恪先生在1965年11月20日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书信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唐夫人亲笔代陈先生特别写道：“又请注意下列两点：（一）标点符号请照原稿；（二）请不要用简体字。

”从对作者尊重的角度出发，似乎无论是公版，都应当按照作者的基本要求出版，于是“擅自”出版简体横排本很不应该这也是简体横排本出版的消息刚一出来，便引发争论的缘由陈先生长女陈流求女士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父亲曾经说过，繁体字和简体字解释的意义不完全一样。

……父亲看的书、学习的知识都是用繁体字呈现，他觉得有些简体字不能代表那个意思”然而，我倒是想谈一谈，陈先生坚持使用繁体字背后的另一层精神

《陈寅恪合集》陈寅恪著译林出版社陈先生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托命之人”，而这种“托命”并非只有陈先生一人，先生自谓议论近乎曾国藩（湘乡）、张之洞（南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与民国时期南方学派的柳诒徵、吴宓等主张的一则“昌明中国之真文化”、一则“输入欧美之真文化”并无二致。

而对于“昌明中国之真文化”，我们似乎在陈先生身上看到两种精神的结合，一则是近乎信仰的热爱与忠贞，另一则是清醒的理性辨析与阐述，陈先生可以说是近代学人群体中熟悉掌握西方学术训练和研究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能将中国文化特别的好处讲清楚的学者。

而无论方法如何，在价值指向和学术立场上，陈寅恪无疑是“中国的”且是“华夏的”笔者翻检译林新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试举一例近十余年来，在我国学术界有一股“大元史”和“新清史”的学术热潮，也有学者在著作中刻意，特别强调中国历史中所谓的“内亚性”和“内亚传统”。

也有学者指出，“大元史”和“新清史”都不新鲜，其在日本近代“民族学”和“东洋史”的脉络中，已经萌生并发展，其中暗含了去“中华文化”为中心的思潮（参考孙江《日本的“大元史”与“新清史”》）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那波贞利《从支那首都计画史上考察唐之长安城》，提出重实践的“北方胡人的有识之士，所提出的这种都市计划构想。

”北魏首都平城、东魏首都邺城、隋首都大兴城（即唐长安城）的营建，都是这种北魏胡族实践性的体现陈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之《都城建筑》一节，专门着笔驳斥陈先生举出史料，营建北魏平城京的蒋少游，曾报使江南，摹写南朝都城建康宫殿建筑，又曾专门前往洛阳量准魏晋宫殿基址。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新京建设者之一李冲乃河西汉人世家大族，凉州姑臧城（今武威）本模仿汉魏洛阳城而建，李冲取凉州城之建设经验，施用于北魏洛阳新京东魏新京邺南城，全袭孝文帝洛阳之旧规，又是一汉化之成果此邺城之建设经验，又随东魏灭亡后而输入隋朝。

实则唐长安城，取法“中国之经典”“华夏之旧制”，而非由鲜卑人所创设文末，陈先生专门论及“……若技术人才出于胡族，则必于西胡而不于东胡求之盖当时中古时代吾国工艺之发展实有资于西域之文明，而东方胡族之艺术殊不足有所贡献于中国。

”曾记2004年秋，在南京汉口路22号卞孝萱先生宅中，卞先生指陈寅恪先生诗，为我一一释疑，并语重心长地说，“陈老先生诗文中，但凡是论及胡、汉的，都大有深意存焉，有古典、有今典，不可泛泛观之”假如我们把陈先生驳斥那波利贞的都城建设渊源说，放在三十年代中日关系的背景下，日本学界纷纷开启研究“异民族统治中国史”，再看陈寅恪先生文中“东方胡族”与“西方胡族”之议论，则知先生著述旨趣，实关国运。

陈先生以其博闻强识的学养、严密的论证——这一高超的学术技术手段，完成了他“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主张表达，我想这正是陈先生的可敬之处我认为，这也是我们今天读陈先生的书，所最应当下功夫的地方普及学术思想，知我中华文化

我曾亲聆陈先生女儿、弟子说，先生乐谈国内外政治形势，抗战时与张遵骝等谈话，常是通宵达旦坊间传闻，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制成功，陈先生拊掌而叹：“这下好了这下好了”读先生书，能知先生热爱此“禹贡九州自古相传之土”，能知我“中华文化”中有亘古相传之义理：用鼎簋时如是，用盘碟时亦如是；用籀篆时如是，用隶楷时亦如是。

柳诒徵先生曾感叹近代学术云：“今日专门旧学之进步，实与群众普通旧学之退步，为正比例”（《中国文化史·最近之文化》）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推行简化汉字，虽然有不少缺陷，然而确实也起到了文化普及和提高整体国民素质的作用。

《论语》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孔子述六经，自不能辨楷草今天，顺应大众阅读的需要，出版简体横排本的《陈寅恪合集》，如若销售得好，阅读者多，于普及陈先生学术思想，提升一般读者历史文化知识不失为一好事。

然繁体行文与简体行文习惯不同，且标点符号使用也有差异，倘或有学者担心简体横排本《陈集》存在质量问题，不妨细读纠错，责成出版方改订古有千家注《杜诗》，今若有万人校读《陈集》，亦为今日学林之一佳话也《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20日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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