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李广宇法官的《裁判是怎样写成的》完全打破了大众对法律类书籍的固有认知，那么《判词经典》为读者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中国法制史开辟了路径，同时发人

 

援笔立判当文质并重——读《判词经典》有感新北法院 史璞頔如果说李广宇法官的《裁判是怎样写成的》完全打破了大众对法律类书籍的固有认知，那么《判词经典》为读者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中国法制史开辟了路径，同时发人深思，教人如何吸纳借鉴古人的判词智慧，写出一份精彩的裁判文书。

法律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裁判文书展现的“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如果裁判文书“千篇一律”、“过于刻板”、“短于说理”、“缺乏情理”、“瘪于文采”，如何让人民群众内心信服、真正接纳？法律不是刻板教条的，法律原则的运用需要裁判者去权衡、去判断，以一颗炙热的心去真诚地表达自己内心确认的事实和观点。

说到唐代判词，必定提到张鷟的《龙筋凤髓判》，研究清代判词，必读于成龙的《婚姻不遂案之判》《婚姻不遂案之判》说的是罗城人冯汝棠膝下有女名叫婉姑，不仅姿容秀美而且颇有才华，与私塾老师钱万青两情相悦，私定终身。

钱万青托请媒人说合，得到冯汝棠应允但是中途冒出来一个纨绔子弟吕豹变，好色贪淫，迷恋婉姑貌美，便贿赂婉姑的婢女离间婉姑与钱万青的关系，又托媒人利诱冯汝棠冯贪图吕的钱财，撕毁与钱的婚约，将婉姑许给吕豹变迎亲时，婉姑以剪刀刺伤吕豹变。

于成龙在广西罗城当知县，处理了这包含三个纠纷的案件：一是钱万青诉冯汝棠悔婚案；二是冯婉姑诉吕豹变强抢民女案；三是吕豹变诉冯婉姑刺伤亲夫案于成龙的判词，把同时涉及刑事和民事而又互相关联的三个案子一并处理，不仅把事情分析得清清楚楚，逻辑严密，更在处理青年男女因两情相悦而起的私情问题上，能够不拘泥于封建礼法，做到据理察情而断，判结良缘；对待冯父，从法律因素考虑本应严惩，但结合人情因素免除了刑罚；对于纨绔子弟吕豹变，破坏他人父女情谊、男女爱情，予以仗责，以儆效尤。

这样的判词不仅为当时人们所称颂，也为后世所敬仰中国古代判词的魅力在就在于：既具“情理”又具“文采”读《判词经典》，当思考如何提高裁判文书质量，在文质并重中，既“说情”，也“说动”诉诸感情，引发共情中国古代判词说理推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理智的分析是说理的重要途径，但若裁判文书以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来说理，是无法使人心悦诚服的，也难以让法律实施的效果落到实处中国古代判词说理不囿于理智的分析，不主张“机械、冰冷、繁琐的逻辑论证”，而是注重情感共鸣。

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当听众的情感被演说打动的时候，演说者可以利用听众的心理来产生说服的效力诉诸典故，辞近旨远典故，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积淀，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势能”典故具有巨大的说服力，巧用典故往往使得裁判结果变得更加容易被接受。

比如，白居易在处理某男甲因媳妇当着舅姑的面呵斥狗就要休妻的案子时，在《甲乙判》中引用了“宜还王吉之妻”的典故王吉为西汉人，其妻一日见邻家枣树枝伸到自家院内，便摘了几个枣子给丈夫，王吉便休了她在白居易看来，甲妻与王吉之妻的行为，都不足以被休，也不合律法“七出”之条。

但是，在现代裁判文书中运用典故要格外注意恰当，如果过多或不当，会让群众读起来费解，不免有“掉书袋”之嫌诉诸道德，熏陶感化中国古代判词注重道德教化，具有息讼、教化的社会功能，激发人们内心存在的正义感和自律心。

下判不停留在惩罚上，也不囿于叙述案情、说明理由、不囿于仅仅依法作出判决，而是在充分发挥法律“不敢为非”的底线之上，把目标定得更高，致力于惩恶扬善，劝诫教化百姓，化解社会矛盾和修复社会关系，主动承担“寓教于判”的道德教化功能。

我们在制作裁判文书时，也要注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裁判文书说理，主动担负起执法办案、定分止争、惩恶扬善、维护正义的使命诉诸文化，彰显自信“经”和“典”是古代中国司法官十分看重的说理方式也是大国自信的体现。

“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中华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是解决矛盾纠纷的源头活水波斯纳法官曾说，文学力可能是法官优秀特征中比分析力更重要的一个特征李广宇法官也提到，能千古流芳的，更是“文学性”法官在判词中用深入浅出的经典，处理芸芸众生的平常故事，讲给形形色色的当事人听，何尝不可？

《判词经典》启示我们，要更加重视裁判文书的制作衡量法官素质不可忽略裁判文书制作水平；要转变“重实体，轻程序”、“重事实叙述，轻裁判理由”、“重结案报告，轻裁判文书”的传统观念与惯性思维；重视文书制作中对案情证据的分析与论证，强化文书说理。

期待有更多像李广宇法官这样肯钻研、肯下功夫的法官，也期待看到更多说得清、看得懂、有感情的裁判文书。编辑：沈于蓝审核：王利冬审定：张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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