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的医药实践，只能建立在透彻的组织生理学的基础上。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进行与组织相关的描述和分析，管理实践问题的诊断和解决都只是其次的。

 

赫伯特·西蒙赫伯特·西蒙（Herbert·A·Simen）是美国管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1961年生于美国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43年获得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伊利诺伊工业大学和

卡内基—梅隆大学担任政治学、计算机科学及心理学教授，曾从事过计量学的研究他还担任过企业界和官方的多种顾问他倡导的决策理论，是以社会系统理论为基础，吸收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内容而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科学。

由于对决策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他被授予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管理学的历史上，如果说泰勒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他使管理学在生产操作层面上找到了科学基础，那么西蒙的《管理行为》则为管理学在组织层面上奠定了科学性的基础。

因此，西蒙对管理科学的认识对我们一定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这篇短文试着从科学的基本概念出发，然后从《管理行为》一书中摘录一些西蒙的经典论述，并稍稍加以解释和说明，以期和读者一起理解管理科学的本质和内涵，并对管理科学如何在实践中发挥作用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科学与科学命题什么是科学？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一致的说法最近韩启德院士在一次演讲中给出了关于“科学”四种界说，并给出了一个自己的定义：科学是继承古希腊理性传统，经16-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而形成的，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和实验检验相结合的思想系统和知识生产过程以及相应社会建制。

演讲中所提到的四种界说与本文对管理科学的讨论都有关系，但他给科学所下的定义更具综合性其落脚点是“思想系统和知识生产过程以及相应社会建制”，而其中的关键限定词是“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和“实验检验”相结合。

这个定义主要强调科学的方法论按照这样的定义来分析，人类所积累起来的思想体系和文化知识显然不全是科学，科学也不排除用其他途径获取知识的可能，但科学之所以是科学，其显著特征在于：（1）逻辑：它追求理性的逻辑思维——概念、推理、判断的应用，而不是激情和感性等模糊的描述（如诗歌）；（2）。

实证：它强调知识来源于经验而不是圣典（如宗教）；（3）精确：它钟情于用数学语言来描述命题和阐述知识，追求理论与观测经验的一致（模型拟合），而不是藉由想象构造世界图景（如神话、玄想）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些特征，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人类关于“运动”的认识历史，也正好可以看出现代科学发展是如何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的理性传统。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是希腊伟大的大哲学家，也是形式逻辑的首创者亚里士多德认为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天然运动，一种是受迫运动轻的东西有“轻性”，如气、火，它们天然向上走；重的东西有“重性”，如水、土，它们天然往下走。

按照天然运动理论，可以得出“重的东西下落得快，而轻的东西下落得慢”的结论尽管现在稍微有一点物理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这个结论是错的，但在当时，从有关“轻气”和“重气”的逻辑前提出发来得出这个结论，的确是非常严密的：。

大前提：“重性”是天然向下走，“重性”越多，向下运动越快；小前提：重的东西比轻的东西“重性”多；结论：重的东西落地比轻的东西快错误的根源在于“重性”和“轻性”这个假设的逻辑前提上，但千百年来它就代表了人们对物体运动的认识。

这一认识被伽利略颠覆了！很多人都记住了伽利略著名的比萨斜塔实验，但实际上伽利略的颠覆是从一个逻辑推理开始的他设想一个重物（如铁球）与一个轻物（如纸团）同时下落按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当然是铁球落得快，纸团落得慢，因为较重的物体含有更多的重性。

接着伽利略又设想把重物与轻物绑在一起下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一方面绑在一起的两个物体构成了一个新的更重的物体，因此它的速度应当比原来的铁球还快，因为它比铁球有更多的“重性”；但另一方面把两个不同下落物体绑在一起，快的物体必然被慢的物体拖住，不再那么快，慢的物体也会被快的物体带动，比之前更快一些，这样绑在一起的两个物体，最终会达到一个平衡速度，这个速度比原来铁球的速度快，比原来纸团的速度慢。

从同一个假设前提可以推出两个相互不一致的结论因此，伽利略推测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前提有问题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速度与其重量有关的说法值得怀疑于是，这才有了后来著名的比萨斜塔实验，也才有了后来牛顿经典力学中关于自由落体运动的数学描述h=1/2 gt。

2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逻辑思维是支撑并推动科学知识产生和发展的强大工具；同时，科学是需要经验验证的，不能验证或者未被验证的知识只能是假设单凭逻辑思维并不能确保产生科学的知识比如，亚里士多德关于运动的知识就缺乏科学性，但这并不是在逻辑推理内部犯错误，他的错误主要是逻辑思维的大前提并没有经过经验手段得到验证。

还有一些问题的非科学性似乎更有欺骗性，它们看起来满足逻辑推理的形式要求，但并没有针对一个恰当的命题展开下面，我们再用一个故事来说明科学理论和诡辩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有两个中学生找到教他们希腊文的教师的办公室，问道：。

“老师，请问究竟什么叫诡辩呢？”这位精通希腊文且又精通希腊哲学的老师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稍稍地考虑了一下，然后说：“有两个人到我这里来作客，一个人很干净，另一个很脏我请这两个人去洗澡你们想想，他们两个人中谁会去洗呢？”。

“那还用说，当然是那个脏人”学生脱口而出 “不对，是干净人”老师反驳说，“因为他养成了洗澡的习惯；脏人认为没什么好洗的再想想看，是谁洗了澡呢？” “干净人”两个青年人改口说 “不对，是脏人，因为他需要洗澡；而干净人身上干干净净的，不需要洗澡。

”老师又反驳说然后，他再次问道：“如此看来，我的客人中谁洗了澡呢？” “脏人！”学生重复了第一次的回答 “又错了，当然是两个人都洗了”老师说：“干净人有洗澡习惯，而脏人需要洗澡怎么样？他们两人到底谁洗澡了呢？” 。

“那看来就是两人都洗了”青年人犹豫不决地回答 “不对，两人谁都没洗”老师解释说：“因为脏人没有洗澡的习惯，而干净人不需要去洗澡” “有道理，但是我们究竟该怎样解释呢？”两个学生不满地说，“你讲的每次都不一样，而又总是对的！” 。

“正是如此，你们看，这就是诡辩”从整个对话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客人干净还是脏（事实前提），我们都无法得出他“该不该洗澡”的结论（价值命题），而要得出该不该洗澡的结论，必须补充必要的价值判断，如“脏的人更需要洗澡”或者“爱干净的人更需要洗澡”。

但是，无论我们补充什么样的价值判断，它都是无法进行经验验证，况且这位老师的每一次论证看似都符合逻辑思维的要求，但恰恰把需要补充的价值判断握在自己手中，这就构成了诡辩！由此可见，科学并没有给价值命题留下任何空间，而只能围绕事实命题展开

所谓事实命题一定是可以通过经验来检验的，是关于判断与事实是不是相符合的问题，判断的结果表现为“对与错”或者“与事实符合不符合”等；而价值命题则是反映人们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的问题，判断的结果表现为“应该不应该”或者“好与不好”等。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想告诉读者的是：能够展开科学研究的问题首先必须是事实命题人类关于科学的认知的确如此，早期的科学就是完全限定在自然科学的领域内，而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但是，与事实命题一样，价值命题在人类社会中同样是永恒的存在。

或者说对人类而言，价值问题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客观存在，是一种伴随人类发展的社会事实我们说科学没有给价值命题留下任何空间，但科学是不是真的对价值问题完全无能为力呢？二、西蒙对管理问题的解析在西蒙之前，人们对管理问题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但管理研究所给出的很多管理原则，如专业化原则、命令统一原则等都存在相当程度的模糊性和自相矛盾。

在西蒙看来，他们的确有点像上文提到的诡辩色彩，或者只能称之为管理箴言和谚语，因为他们缺乏科学的基本要素在《管理行为》43页，西蒙如此评价：“管理文献中固然不缺乏‘理论’，也不缺乏描述性的和经验性的研究，它缺少的一直都是这两者之间的桥梁。

”显然，西蒙认为这些“理论”不仅没有针对真正的科学命题，也缺乏真正的科学方法论的支撑西蒙对管理问题的开创性研究，不仅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回答，而且给管理问题的科学研究作出了规划下面，我们具体看看西蒙是如何看待管理问题，如何将包含价值因素的管理问题转换成可以研究的事实命题，以及如何整合出一个剖析管理问题的逻辑框架的。

在《管理行为》这本书的331页，西蒙有这样一段论述：“人们有时认为，由于管理学者经常使用“好”“坏”来表达，所以道德是管理科学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果事实的确如此，管理科学就不可能存在了，因为我们不可能根据经验来选择道德方案。

幸好事实不是这样管理研究中“好”“坏”的使用，一般不表示纯粹的道德含义，某个过程如果有利于实现具体目标就是“好的”，如果对于实现具体目标不利就是“坏的”它对于实现目标有没有帮助，纯粹是一个事实问题，这种事实要素才是管理科学的实质构成要素。

”这段话大体告诉我们两层意思：第一，管理问题是一个复合性问题，既包含事实要素，也包含价值要素当我们着重分析某种过程与目标实现之间的客观关系时，管理学中所说的“好”或者“坏”实际上强调的是管理问题中事实的一面，这时的“好”与“坏”仅仅描述该管理过程与目标达成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否成立，完全没有评价该管理过程或者目标本身“好”与“坏”的含义。

但是，作为被评价的过程和目标是不是受管理者的喜欢和需要，确实是其中的价值要素；第二，只要能从管理问题中成功解析出其中的事实要素，那就可以表达成一个事实命题并进行科学研究因此，管理科学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是管理中的事实因素以及潜藏在各种事实因素之间的规律性。

但是，管理学毕竟是社会科学的范畴，其中的事实因素与自然科学中的事实因素也不尽相同，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哪里呢？西蒙接着论述道：“如果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根本差别，差别的产生就是由于与社会科学打交道的是行为受到知识、记忆和预期影响的有意识的人类，人类影响行为的知识会（但不一定）改变自身的行为。

……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无法阐述有效的人类行为规律这意思无非是，社会规律所描述的行为对象的知识和经验状况，是阐述社会规律必须考虑的变量之一作为科学研究对象，其行为的目的性越强，知识和经验扮演的角色就越重要。

”西蒙这段论述虽然是针对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而言，但他的用意仍然是在说明管理问题本身的性质和特点首先，社会科学（包含管理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受知识、记忆和预期影响的物，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包括了有意识的人；。

其次，一旦研究对象包括了有意识的人，就不能将价值因素及其影响排除在外，因此，必须将行为对象的知识、经验、预期等作为描述社会规律的影响因素也就是说西蒙所希望建立的管理科学体系就是要把人类的价值问题看作特殊的客观事实来对待，但这并不是要在科学的天地中给价值命题的讨论留下空间，而是要像研究事实因素那样去研究价值因素。

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三，即使如此，管理的科学命题所要追求的目标仍然是要努力用数学的方式来表达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西蒙曾经对他理解的“数学”作过一个较为宽泛的解释，在他的自传《我生活的种种模式》中，他曾经这样写道：“。

数学对我经常是思维的语言……在解决一个问题时，我肯定不经常用词语思考，而是用较抽象的表征，它也许部分是图画或者图表，或者部分是符号数学——这种非词语的思维——是我发现的语言它是我用以产生新观念的工具这种数学是相对不精确、不严谨，但有启发性的。

必须核实它得到的‘解’的正确性，这是物理学家的数学或工程师的数学，而不是数学家的数学”可以看出，一方面西蒙非常重视管理科学对象的特殊性，但同时他依然坚持管理科学作为科学的普遍要求为了进一步阐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西蒙又把对人的行为个体层面的考察推展到群体和社会层面，他说，“。

一旦涉及到群体行为，有目的的行为依赖于信念和预期这一特征，就会产生深层次的社会效应……社会体系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其稳定性甚至存在性都有这种预期决定，他人的行为只要能够准确的预测，就构成了客观环境的一部分，与环境中的物质方面没有本质的差别。

”他是想告诉我们，从表象上看，管理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一个个的人，但实际上这些个体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种社会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站在社会存在的角度去考察，每个个体有目的的行为恰恰是由相互之间的信念和预期所决定的。

比如，诸葛亮在街亭失掉后之所以敢于上演空城计，有赖于他对与司马懿将会如何行动的判断，而对孟获采取七擒七纵的策略，也有赖于他对孟获及其部下心理和行为变化的判断因此，在管理研究中，像预期这样本属于价值要素的东西，恰恰是一种重要的存在，只要能够准确预测，依然可以成为科学认识的对象。

总之，在西蒙看来，管理问题是事实和价值的复合问题，管理科学只针对其中的事实要素；但管理科学所面对的事实要素有其特殊性，不能用研究自然科学中关于价值的定义看待管理科学中的价值问题；一切以社会事实的形态而存在的管理问题，只要能够准确预测，就构成了管理过程运行的客观环境，因而也是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

但是，对管理问题的研究依然要遵循科学所定义的套路——尊重逻辑、强调实证、并努力用数学语言对命题加以描述三、西蒙的管理理论体系及其贡献毫无疑问，对管理问题的科学研究，西蒙的贡献是居功至伟的，当然这些贡献也是建立在对管理问题的科学分析和独特认识基础上的。

从理论体系及其贡献看，西蒙找到了剖析组织管理问题的理论基石——决策这一核心概念在整个管理体系中的作用可以简要描述如下：（1）通过考察决策内部的价值因素和事实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和转化关系，将组织内部的决策纵横交织地联系在一起，将组织关系图景转化为决策网络图景；。

（2）通过对决策活动的展开分析，可以将个体层面的决策活动和组织的影响模式建立联系，进而将权威、沟通等问题恰当地纳入管理研究的版图；（3）通过决策评价的分析，又将效率原则和组织忠诚涵盖在管理研究的命题之下，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管理问题，就通过一个核心概念统一在西蒙的理论体系之中。

因此，西蒙不无自信地说：“《管理行为》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可靠的起航港口，让我可以远航去探索人类决策的真知……”从应用价值与贡献讲，西蒙围绕决策所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为我们全面和准确地描述组织现实提供了逻辑框架。

西蒙反复强调，《管理行为》这本书的目的就是组织的“解剖学”和“生理学”，不是为组织“应该”如何运作提出任何建议在“组织的解剖”这一章的结论部分，他总结说：“我们的研究并没有得出任何明确的管理原理，但是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和描述管理状况的框架，以及管理型组织提出合理化建议时所必须考虑的因素集合，此外它还说明，目前人们接受的许多管理原理都存在内在的模糊和相互矛盾的缺陷。

”从1947年《管理行为（第一版）》首次出版，到1997年《管理行为（第四版）》发行，再到现在，这本书依然被人们推崇，足以证明其不容置疑的科学价值，它也指导了很多的管理实证研究的开展再次，西蒙关于“有限理性”的创见，一方面让管理科学向社会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张开了怀抱；另一方面则是极大地突破了传统经济学和组织理论的桎梏。

对于前一个方面，《管理行为》这本书已经比较全面地展现了西蒙的贡献；而对第二个方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黄涛教授曾经这样评价：“他的这种思想可以说引发了微观经济学的一场‘革命’ ……”在西蒙之后，人们对待经济数学模型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这并不是说最优化经济模型失去了意义，这些模型仍有意义，但是它们应该被视为一种近似，是人们对复杂经济现实做出简化后用严格数学推理来帮助自己决策的工具。

”可见，西蒙的“有限理性”的影响，绝不仅仅是对管理问题的科学研究，对经济学乃至社会科学研究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后，即使西蒙将自己在管理领域开创性科学研究定义为组织“解剖学”或者组织 “生理学”，但这并没有影响它对管理实践的指导意义。

关于这一点，本文不想更多地展开，不过西蒙有两句话还是值得寻味：第一句，“……管理就像演戏，虽然不同角色扮演的戏剧内容很不一样，对于一个好演员来说，其任务就是理解角色、扮演角色表演效果如何，由戏剧本身的效果和扮演效果两方面来决定。

管理过程的效果则是由组织的效力和每个组织成员工作的效果来决定”这句话说出了他作为一个理论研究者对管理的总体看法在西蒙看来，管理活动既有独立于组织中技术或业务活动内容的特殊性，但又必须和组织中的技术或业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把它们的独立性和相互联系处理好，才能达成最终的效果，而且，管理本身没有独立的目的，他的目的必须通过组织的目的来体现。

第二句话：“本书对实际管理问题唯一的贡献就是，合理的医药实践，只能建立在透彻的组织生理学的基础上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进行与组织相关的描述和分析，管理实践问题的诊断和解决都只是其次的”这句话是紧接着他对《管理行为》这本书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性质而说的。

西蒙是想告诉我们，关于管理的科学知识，首先关心的问题是对组织中管理事实的解析和描述，而不是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去做好管理，解析和描述是科学问题，“如何做”是价值命题但只有在对管理本质和内涵深刻而准确的理解基础上自觉开展的管理实践，才容易赢得管理上的成功。

这就是管理科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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