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史家白馥兰（Francesca Bray）曾说过“家是一座文化庙宇”，它通过空间建构和居住其中的人们的活动安排，复制、生产和巩固了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作者章梅芳（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刘兵（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责编 许嘉芩 刘愈◆ ◆ ◆  ◆ ◆ 3.1博物馆是一座文化庙宇科技史家白馥兰（Francesca Bray）曾说过“家是一座文化庙宇”，它通过空间建构和居住其中的人们的活动安排，复制、生产和巩固了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

（Bray，1997，pp.51–52）博物馆同样是一座文化庙宇，它通过空间分配与布局、展览的设计与安排等，建构、生产和传播丰富的知识信息与文化观念博物馆不只是对已有器物和知识的简单摆放与展示，而是通过空间的设计和构建，传递不同的文化理念。

简言之，博物馆不只传播知识和文化，也是再生产知识和文化的场所为此，探讨博物馆的设计、展览及其文化功能的发挥，不能局限于传播学视角的分析和研究，更离不开建构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多重镜头具言之，博物馆主题展厅的设计，包括其中的图片处理、实物摆放、样本选择与制作、数字化展示、空间安排等，都暗含着设计者的文化理念，或者透过这一大的空间“文本”传递着设计者亦没有料想到的文化效果。

因此，探讨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和知识传播功能，离不开对博物馆作为知识再生产场所这一重要属性的认知，离不开文化研究的关键视角博物馆的相关研究和实际建设，应关注这些新的学术视角目前，国内关于科技类博物馆的研究相对比较重视“如何更好地发挥科学普及的功能”“具体展陈中的数字设计问题”“运行机制的创新问题”等方面。

关于科技类博物馆发展现状和对策建议的研究，主要侧重对国外相关科技类博物馆的介绍，对国内科技类博物馆的门类、涵盖学科、展教手段、区域布局、运行管理等方面进行调查，并针对这些方面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学界对于博物馆所能发挥的文化功能并不否认，但相关的研究却较少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

对科技类博物馆的文化研究主要来自科学传播学界，归纳起来，目前大家主要关注的是“如何传播和如何更好地传播科技知识”的问题，而较少关注“为什么传播以及传播什么”的问题换言之，对博物馆的传播方式、效果以及自身的运营等问题较为关注，而缺乏对博物馆的文化功能及其属性和定位的深入分析。

而只有对于“为什么传播以及传播什么”的问题有清晰的观点和思路，科技类博物馆才能实现更长远的发展这需要国内科学传播学界和科学文化学者，在科技类博物馆的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认真思考科技类博物馆的社会属性、功能及其长远发展的问题。

本文在此，仅以美国科学史家、文化研究学者、女性主义学者唐娜 · 哈拉维（Donna Haraway）关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e History）的案例研究为例，展现文化研究的视角尤其是性别视角对科技类博物馆研究与建设可能提供的借鉴，以供学界同仁参考斧正。

3.2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性别与种族符码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对于科学技术与性别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历史梳理、广泛的社会学调查和深入的哲学探讨在他们看来，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发展与社会性别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

作为科学史家的女性主义学者，他们的学术主旨之一就是寻求科学领域性别不平等的根源这一根源存在于近代科学革命之初，通过不断累积的科学文本和科学实践得以展现在此，科学文本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不只是科学家留下的知识数据、文字记录和影像资料，亦可泛指一切与科学相关的描述和介绍，包括具有科学传播性质的大众文本。

其中，后者往往被女性主义科学史家所忽略，他们一般更侧重对科学家的文本进行解读和研究在更宽泛意义的科学文本之中，科技类博物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域它是连接科学与公众的桥梁和纽带，是构建并向公众传递科学形象的绝佳中介。

正是基于这一点考虑，哈拉维在关于灵长类动物的性别文化研究中，选择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作为考察对象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自然史博物馆，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区，占地面积为 7 公顷该馆是一座综合罗马与文艺复兴样式的雄伟大厦，始建于 1869 年，迄今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

该馆古生物和人类学的收藏在世界各博物馆中占居首位，除采自美国境内的标本外，南美洲、非洲、欧洲、亚洲、澳洲的代表性标本均有收藏哈拉维重点考察的是其中的“阿克利非洲展厅”（The Akeley African Hall），主要从以下方面切入分析和阐述：。

3.2.1博物馆的亲身体验哈拉维介绍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地理位置、建筑风格、展厅安排，尤其是西奥多 · 罗斯福纪念堂（Theodore Roosevelt Memorial Hall）的设计，包括罗斯福的骑马像、纪念墙上的名言等。

她发现，进入正门门庭以后看到的关于自然、青年、男子气概、国家的墙壁铭文，配合中庭四面墙壁壁板所绘的罗斯福生平，展厅的整体设计让参观者体验到一个伟大的男性英雄的形象（Haraway，1984，pp.21–22）中庭里竖立着令人震惊的、实物大小的青铜群像，表现了东非纳迪执矛兵的猎狮活动，这一场景的设置反映了阿克利（Carl Akeley）本人对于狩猎本质的看法。

它与罗斯福的名言及一生结合起来，表达了现代冒险家和原始非洲成年男性所共有的精神品质——高贵的男子气概在哈拉维看来，通过罗斯福探险之旅的象征图片以及石质纪念堂建筑，博物馆的设计将生与死衔接起来，并成功地让参观者感受到一种身体的超越，体验到英雄的男子气概所带来的振奋和重生。

（Haraway，1984，p.23）阿克利非洲展厅更是一个神秘的所在，通过大型动物标本群的摆放、照明光源的整体布局、展框的设计、安排和内容的选择与布置等，让每个参观者都能体验到与自然的亲身交融它展现的是一个起源的时刻，是人与动物相遇的瞬间。

具体到每一个展框，小群动物被放置在前景位置，四周布置了逼真的植物、土壤和昆虫的仿制品，背景则通过绘画营造出非洲大陆的全景氛围，每幅画都是为前景中特定类型的动物而绘制的其中，大多数的动物群通常都由这样几种组成 ：一个巨大的、警觉的雄性，一个雌性和一两个幼崽。

在哈拉维看来，这些动物被事先以等级化的布局方式所安排，讲述了关于物种进化序列的故事，以及动物种群的家庭模式及性别分工例如，非洲水牛、白犀牛、黑犀牛、狮子、斑马等动物都在自然的进化发展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且，这些动物形体和眼神的逼真性，让游客在接触的瞬间忘却了它们的死亡，感受到生命的重生和自然的再现以及充满男子气概的英雄气质。

哈拉维认为，尤其是其中的黑猩猩展览，标本制作家努力在哺乳动物时代与人类时代的交界处复活了男子气概（Haraway，1984，p.26）3.2.2阿克利的枪、摄影机与“真实”的狩猎在对博物馆的设计及亲身体验进行分析之后，哈拉维进一步解构了阿克利在非洲游猎的生活故事。

她首先讲述了阿克利的生平背景，走上游猎、标本制作、展厅设计之路以及获得巨大成功的过程 ；然后重点研究了阿克利的标本制作技术和摄影技术在非洲游猎活动中的运用在哈拉维看来，阿克利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俘获自己眼中所见的自然，然后运用他在标本制作方面的高超技艺，成功地再现“真实”的自然。

他的工作从动物猎取到最终完成的展框，中间每个环节都需要多人分工协作一项标本计划通常非常费时费力，需要经费支持和多人合作，其中涉及种族、性别等多个方面社会因素的影响然而，当展框最终呈现在游客眼前时，这些通过辛苦劳动构建起来的东西，却在我们的观看中显得毫无雕琢之感，仿佛浑然天成，只待参观者去发现。

（Haraway，1984，p.34）可以说，标本剥制术充当了一个客观透明的中介，它是一项生产新知识和新体验的技术然而，讲述一段关于“真实”的故事，效果还取决于对具体动物群的选择，对典型标本的布局在此方面，阿克利的选择带有明显的种族和性别偏见。

其中狮子、大象和长颈鹿在地位上远远高于野驴或羚羊，而黑猩猩则处于等级的最高点 ；在动物群内部，成年雄性则是最佳的被选择对象（Haraway，1984，pp.36–37）阿克利对摄影技术的应用始于 1921 年在基伍湖（Lake Kivu）的狩猎，随后他一再成功地使用摄影机记录了其本人以及非洲土著用长矛猎杀大型动物的景象。

在此，摄影机也充当了客观透明的中介，使得众多的游猎故事显得真实可靠，进一步在博物馆的展览和教育中发挥作用3.2.3狩猎者本人的传记故事关于阿克利及其妻子、同行的非洲游猎活动有不同的版本，哈拉维比较了这些版本。

在她看来，阿克利本人的游猎活动及其种种惊险遭遇的记载，彰显了一种英雄式的男子气概阿克利作为最纯粹的男人为了追求崇高伟大的事业而将自己置身于危险，最终能亲手杀死势均力敌的野兽，这表明了他具有英雄般的高贵人格。

狩猎中的英勇事迹及对雄性、单身、典型野兽的描述，强化了阿克利作为战胜者的地位和对雄性对手的赞赏阿克利的第二任妻子玛丽 · 乔布 · 阿克利（Mary Jobe Akeley）在描述他们的游猎经历时，忽略了阿克利经受大象袭击后重拾勇气和信心的过程，有意塑造并强化了阿克利的英雄气质。

而阿克利第一任妻子戴丽雅 · 阿克利（Delia Akeley）的版本则突出了其富有献身精神但却被遗忘的妻子形象，正是她在丛林里看守营地，从事家务劳动，维持狩猎所须的物质生活同时，她还描述了探险之旅中的疾病、失败和厌倦情绪等。

哈拉维认为，这样的传记故事透露了关于非洲游猎现实的另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是博物馆所不愿意在展览或教育出版物中展示的（Haraway，1984，p.49）并且，在这些传记中，非洲土著的地位是低下而谦卑的白人在场的情况下，土著人不允许独立自主地使用枪支，即使阿克利探险队中的基伍人温比亚 · 吉昆古（Wimbia Gikungu）之所以如此做，是为了挽救白人狩猎者的性命，最终也受到了惩罚。

哈拉维认为，这是因为他是游猎活动的随从，这一行为玷污并且篡夺了白人男性表达和实现男子气概的愿望（Haraway，1984，p.51）在阿克利的探险之旅中，绝大部分在地非洲人是隐匿的、集体失语的状态历史的书写，如同博物馆的设计，均参与了对自然、性别和种族的建构与重塑。

3.2.4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与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基于对博物馆展厅设计以及阿克利非洲游猎活动及其相关记载的分析，哈拉维进一步阐述了她的观点，即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实际上一直进行着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并且这种建构是制度化的。

在这一部分，哈拉维将分析的视角转向了博物馆的另外两项活动，即优生学和资源保护这两项活动同样渗透着种族和性别的偏见，并且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相关其中《伟大种族的消失》（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一书的作者格兰特（Madison Grant）便是极好的例子。

他致力于推行一种极端的种族主义思想，同时又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董事、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北美森林展厅”（Hall of American Forests）的筹建者、加利福尼亚“抢救红木联盟”（Save-the-Redwoods League）的联合发起人、纽约动物学协会（New York Zoological Society）的秘书等。

哈拉维认为，在他的身上便体现出一种进步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复杂冲突，既有对资本主义衰败和混乱的恐惧，也有对无法控制的非白人移民（主要是犹太人和南欧人）的恐惧，因为其中的移民女性具有比白人女性更加旺盛的生殖力。

除此之外，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1908—1933）奥斯本（Henry F. Osborn）也是一名坚定的优生论者1921 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召开了第二届国际优生学大会，奥斯本认为这是博物馆迄今举办的意义最为重大的大会。

哈拉维指出，格兰特、奥斯本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优生学科研，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推动了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限制移民法案的产生（Haraway，1984，p.66）综上，哈拉维对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所进行的三种类型的公众活动，进行了逐一分析。

其中，展览是所占篇幅最长的部分在她看来，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所从事的展览、优生学和资源保护这三种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受到威胁的男子气概其中，展览的意义在于阻止衰败，它是一种制造事实和永恒性的实践（Haraway，1984，p.57）通过她的阐释可知，博物馆通过构建自然、动物群体和人与自然亲身交融的场景，实现了对男性英雄的生动展示，让社会从男性气概衰败的危机中找到了精神的慰藉和自信。

换言之，支配性的社会关系通过展框而实现意义的重构不仅如此，种族等级思想和进步观念也在展览中被重申正如哈拉维在文中引用的奥斯本的原文 ：“所有的展览旨在表明人类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缓慢发展，这个过程既是身体上的、道德上的、智力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严肃认真地审视会发现，它们将人类推进到一个更高更好的未来，远离纯粹的动物时代”（Haraway，1984，p.55）优生学是一场保存遗传血统、确保种族纯洁和防止种族自杀的运动 ；资源保护则是一种政策，不仅保护工业文明，也保护道德养成资源和男性气概的伟大成就。

这三项活动都事关个人与集体的存留、种族的纯洁性、社会的秩序、人类的健康，以及对死亡的超越（Haraway，1984，p.57）3.3科技类博物馆应重视科学的文化研究正如盛晓明教授所总结的，广义的“科学的文化研究”在欧美已经兴起 40 余年，但却很难有确切的定义。

它是一个试图打破科学史、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之传统边界并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努力，不属于某个特定的学派，而更像是一种研究思潮，体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科学元勘的新方向其间，科学批判思潮尤其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和后殖民主义科学论的影响较为明显，突出强调“边缘”与“弱势”文化群体的立场。

这类研究倾向于关注三个方面的主题 ：第一，强调性别研究以及各种“非欧洲中心主义”研究对处于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系统研究的重要性 ；第二，强调地方性的、情境化的历史分析的重要性 ；第三，参照其他价值来评价科学技术的成就。

（盛晓明，2003）显然，性别、种族问题在“科学的文化研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两个问题时常在女性主义科学元勘和后殖民主义科学元勘中体现，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均强调为“弱势”“边缘”群体发声哈拉维的上述研究鲜明体现了这一点。

她个人的学术兴趣在于探讨“科学”对于“自然”、“性别”和“种族”的建构和塑造，其考察对象包括学术文本、科学实验室乃至博物馆哈拉维对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研究案例，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启示：第一，科技类博物馆需要进入“科学的文化研究”的视野，后者应从科学家及其学术文本转向科学与公众的媒介文本。

更为重要的是，就专门针对科技类博物馆的研究而言，可以实现对展厅设计、陈列展示、数字化等方面的突破，并将视野扩展到博物馆之外，探讨展品的来源、选择和制作的过程及其中可能蕴含着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甚至扩展到博物馆的日常活动，包括科研活动和社会活动，这些活动中同样可能隐含着博物馆在科学观、技术观、自然观乃至科技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态度和立场，而这些又和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紧密相关，例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所重视的优生学和资源保护问题。

第二，哈拉维的研究还进一步启发学者反思科学传播载体或中介的透明性与客观性问题科技类博物馆是科学技术与公众接触的中介和平台，它同样是再生产知识与意义的重要场域看似反映“真实”的标本与博物馆展览，实际上依然在建构和传递着各种自觉与不自觉的文化观念。

为此，从事科学传播研究的学者需要积极借鉴科学的文化研究视角和思路，认真探讨传播的目的与内容，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问题，而不局限于对如何改进科技类博物馆传播方式和提高其传播效果问题的探讨这对于国内科技类博物馆的长远发展，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三，从实践层面来看，科技类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也应吸收和借鉴“科学的文化研究”的理论思想，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做更宏观、更长远的规划各省市的科技类博物馆建设不能盲目追求数量和规模，为建设而建设科技类博物馆不仅需要思考如何提高科技传播的效果，如何更好地实现知识传播功能，还应认真思考究竟如何确定自己的功能定位，传递和塑造什么样的科学形象，生产怎样的科学文化，表达和建构怎样的社会意义等等。

只有如此，科技类博物馆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教育功能和文化影响力，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并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本文选自《多视角下的科学传播研究》第三章科学传播与性别，第三节，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取授权，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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