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陶磊20世纪40年代末，出身江南的范国粹与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怀揣艺术热情，从上海启程前往巴黎学艺。

 

作者：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陶磊20世纪40年代末，出身江南的范国粹与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怀揣艺术热情，从上海启程前往巴黎学艺不同于浪漫化的“艺术朝圣”叙事，范迁的长篇小说《惊鸿》以冷峻笔触还原了这群青年艺术家的生存困境：他们栖身于阁楼画室，以波西米亚式的自由对抗贫困与孤独；他们游荡于塞纳河畔、蓬皮杜广场，在博物馆与咖啡馆中汲取灵感，却始终挣扎于世俗成功与纯粹艺术的矛盾中。

中国社会巨变的前夕，所有人的命运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时代的洪流范迁将江南文人的诗性传统、巴黎波西米亚式的艺术狂想，以及东南亚古国的神秘意象熔铸一体，书写出一部关于艺术、爱情与生命哲思的史诗作为画家转型的作家，范迁以绘画的笔触将视觉艺术的空间感融入文字，使小说兼具影像的流动性与绘画的凝滞感，也将人物的漂泊轨迹嵌入了历史巨变的罅隙，绘成一幅跨越时空的精神图谱。

这既是对艺术精神的祭奠，也是对生命之沉重与虚无的双重咏叹《惊鸿》延续了范迁对“存在”的追问，但相较《锦瑟》中无名知识分子的浮沉，本作更关注艺术家的精神世界正如作者所言：“生命所有的意义就在活着的一刹那，自由自在地做自己。

做一只瞎眼的小猫，做一只惹不得的老猫；做一个贫穷但随心所欲的艺术家，做一个一事无成但参透生命真谛的人”这一主题贯穿始终，也是解读小说的关键所在范迁将艺术家的坚持比作“不得志的苦行者”，强调其献身精神的纯粹性；而《惊鸿》的核心矛盾，就在于艺术理想与生存现实的对立。

主人公范国粹与几位江南青年远赴巴黎学艺，实则以艺术为摆渡，试图在动荡的时代体认自我的存在然而，巴黎这座艺术熔炉既是天堂也是炼狱：塞纳河畔的咖啡馆、蓬皮杜广场的街头画家、罗浮宫的传世名作……无不昭示着艺术的崇高；而阁楼画室的贫困、疾病的侵蚀、世俗的冷眼，又让这群“波西米亚灵魂”沦为时代的弃儿。

范迁揭示了艺术创造的悖论：唯有在孤独的艺术圣殿和污浊的精神泥沼中，才能绽放出最美的花朵范国粹的绘画生涯充满坎坷，最终在贫病中离世，至死未获世俗认可而这种“未完成的伟大”恰恰印证了艺术的真谛——创造的意义不在于结果，而在于“无论能否攀登到顶峰，只为在空虚的世界里，用一个个脚印，敲出自己人生的回音”。

爱情在小说中并非浪漫的救赎，而是与艺术同构的消耗性力量范国粹与赵承曦的恋情始于江南烟雨中的“惊鸿”一瞥，却在巴黎的生存压力下支离破碎赵承曦因家族变故流落巴黎，被迫辗转于不同男性之间；范国粹的艺术追求则逐渐走向孤绝，他沉溺创作而无视身边不离不弃的樱之，最后因疾病和贫困耗尽生命。

“人生怎么会错得这么厉害？”这种错位的宿命，既是性格使然，更是时代碾压的结果范迁对爱情的刻画充满冷峻而格外真实爱情与艺术一样，成为解构人生的媒介，最终导向对存在本质的叩问：我们为何要去爱？小说给出的答案便是：爱，就是在生命的虚无中刻下最深的印记。

小说的时间跨度与空间位移构成宏大的历史图景江南书生的出走、巴黎学艺的艰辛、高棉古国的游历，构成一幅“地壳板块大漂移”般的史诗景观主人公的流徙轨迹，构成一个不断扩大的离心结构：江南的粉墙黛瓦是哺育他们的文化母体；巴黎的咖啡馆是文化碰撞的角力场；而吴哥窟看似精神归宿，实为指向虚无的文明废墟。

这种空间移动不仅是物理迁移，每一次迁徙都在剥离主人公的文化身份同时，范迁试图通过微观个体的命运，挑战宏大历史的叙事“霸权”他放弃了革命年代的澎湃激昂，转而以沉思者的视角凝视历史的废墟，使个体的微光得以在时代洪流中彰显。

范迁对历史的态度兼具疏离与悲悯：“范国粹们”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叛逆者，而是“历史汪洋中的砂砾”他们的挣扎与妥协、希望与幻灭，共同组成了时代的真实质地从开篇的赴欧航船到《梅杜萨之筏》，书中反复出现“船”的意象。

人类始终在命运的怒海中漂泊，艺术是唯一的浮木，却注定无法抵达彼岸范迁的海外经历与画家身份，为《惊鸿》注入了独特的文化视角他坦言巴黎的游学经历“塑造了我的艺术观”，而小说中的波西米亚生活正是其青年时代的投射。

这种亲历性使作品摆脱了异域想象的窠臼，呈现出赤裸的真实与诗意的艰辛相较于《锦瑟》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全景式描摹，《惊鸿》更注重精神深度的开掘从“完成普通生活”到“自由做自己”，范迁的创作完成了一次从历史控诉到哲学升华的跨越。

小说中的“墓地”与“死亡”意象反复出现，却非消极的虚无主义正如书末范国粹的遗言：“有一天我们会再次相见”那些因艺术与爱受到的损耗，终将在超越性的时空中得到修复对于尼采式的永恒轮回的信念，为个体的苦难赋予了超越性的意义。

范迁的写作提醒我们：真正的艺术从不回避生命的荒诞，而是在荒诞中寻找美的残片正如惊鸿落羽，即便注定坠入尘埃，也要以最美的姿态划过天际——这或许正是艺术与生命共通的终极尊严《惊鸿》是一部拒绝答案的小说它不提供救赎的承诺，也不沉溺于哀婉的抒情，而是以冷峻的笔触剖开艺术与生命的本质：一切意义皆如“惊鸿踏雪”，转瞬即逝却又重若千钧。

那些在巴黎街头游荡的灵魂、在画布前燃烧的激情、在历史夹缝中挣扎的个体，共同奏响一曲关于存在的挽歌《惊鸿》之所以撼动人心，正在于其拒绝提供廉价的救赎，拒绝将“失败者”包装成悲剧英雄当其他作家还在用“苦难升华”的套路抚慰读者时，范迁执意将艺术与生命还原为最本真的状态——充满污垢、疼痛，乃至虚无。

但这恰恰构成了另一种美学——将生命本身塑造成一件拒绝被阐释的艺术品在这个意义上，《惊鸿》又是一曲献给所有“失败者”的安魂曲，它足以证明：在意义的废墟上起舞，本身就是对虚无最壮烈的反击（陶磊）来源：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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