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红老师在上一篇《安徽‘五七干校’的那些趣闻轶事》后又创作了续篇，经他授权发布在我的公众号上。

 

引言我的公众号的上一篇发表了庚红老师写的“安徽‘五七干校’的那些趣闻轶事”，可能是提及了一些名人，引起一些小反响，激发庚红老师继续写作的兴趣记得我校宁致远（已去世）也曾写过一篇写有关安徽五七干校的文章，发表在中国政法大学校报上。

有朋友说写干校的文章不多，我感觉写知青的很多，写干校的看过季羡林的《牛棚杂记》，杨绛的《干校六记》，其他则是一些片段貌似去过干校的人都不太愿意去回忆这一段历史，我想干校生活应该说是甜酸苦辣什么滋味都有吧。

记得我母亲曾经说过她在江西的干校（中央机关在江西），每天下地插秧，一直弯着腰不能直起来，夏天江西是个火炉热得要死，摸到哪里都是烫的，冬天手冻得流水，她的同事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后半生只能坐在轮椅上不知在干校的人们是否能都像杨绛先生那样怀着乐观的精神“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呢！艾群老师也跟我提及，她随父母去过干校，是中央党校在河南的干校，孩子中她算年龄大的（。

15岁），她的认知自然比其他孩子深一些看到河南农民的穷苦让她触目，虽然生活上不会特别苦，因为干校都是发工资的，但是他们不断地思考自己的将来，艾群老师说：很悲观，因为看不到前途……虽然去干校是在60年代末和。

70年代初，不像文革那么整人，但是对我们这一代留下的是伤痛的记忆一家四口分在三个不同的地方，记得我和姐姐年龄都很小，我们就是“留守儿童”，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父母在干校的几年中，中间也要回来探亲，有一次他离开时，我和姐姐眼泪汪汪地站在院子的大门口目送他，后来父亲对母亲说，他不敢回头。

听张迎春（我校张效文老师的儿子，现居美国）讲，他家共有四个孩子，他父母去安徽干校时，几个孩子留在北京，最大的哥哥上初中，他们几个上小学，大的带小的，没有大人照看北京政法学院在安徽“五七干校”也就一年多一点，之后北京政法学院解散，干校的人七零八落地被分到安徽的各个地方：淮北、淮南、六安、池州、阜阳、芜湖、蚌埠、安庆、马鞍山、铜陵，在当时都是安徽的穷乡僻壤。

在我校内部刊物《法大人》杂志上（下面摘录的是艾群主编的《法大人》第16期与第17期，其中艾群写的《烟雨岁月——雷洁琼严景耀北京政法学院二三事》2013年）中有些对干校的零星的回忆，其中有老师的追忆，也有他们子女的对干校生活的描述。

    一、汪瑄教授的女儿汪静姗的“饮水思源——回忆我的父亲汪瑄”汪静姗是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思想史专业，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哲学博士，现居美国，已退休汪瑄教授（1914年6月-1993年2月），1928

年14岁赴日留学，考取东京帝国大学预科，1932年因九一八事变而返国，同年考取国立北京大学法律系，193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助教一年1943年至1947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国际法与国际关系，获得博士学位，并接受北京大学法律系聘请回国任副教授。

1952年院系调整后到北京政法学院1983年被评为教授，博士研究生父亲最喜欢讲课，讲课时眉飞色舞，神采奕奕，但从1952年起父亲38岁时便失去了上讲坛的机会，著述更谈不上，在那些年代，父亲受到的打击和侮辱可想而知。

挨斗、受批、抄家，扣工资、隔离审查、被赶到简陋的房子居住并不是从“文革”才开始的，自不必言；倒是一些小事让我想起来就心酸七十年代初期父亲在安徽政法五七干校的时候一次手烫伤了，没有药，父亲便到食堂想找一些酱油涂在手上，当时食堂没人，他便独自进入，后来来了人，斥责他想搞破坏。

在五七干校大家住集体宿舍，吃集体食堂，父亲感冒夜里咳嗽也遭人斥责父亲曾患过轻度肺病已痊愈，有人借此企图禁止他在食堂吃饭二、朱奇武教授的女儿朱晓玲（我校图书馆退休老师）写的“回忆父亲朱奇武——生命礼赞”朱奇武教授（1917年-1995年）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6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1950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研究院，获哲学博士学位。

七十年代初期父亲又被下放到安徽宿县的“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打扫楼道、清洗厕所、种植蔬菜、饲养牲畜，体验着“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艰辛，一项接一项的劳动，此外，还要接受无休止的检讨和批斗，受尽凌辱。

三、教师对雷洁琼、严景耀的干校生活的回忆雷洁琼(1905年9月12日-2011年1月9日)，1924年赴美留学，1931年获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当年回国，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41年在上海东吴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45年发起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1946年在燕京大学社会系任教授，1952年出任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副教务长，教授。

1973年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社会学系教授，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严景耀（1905年-1976年），1924年北京燕京大学主修社会学，1930年他被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聘为研究助理。

后来又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1934年获"犯罪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中国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1935年6月严景耀回国，仍在燕京大学任教1936年，赴上海，出任工部局西牢助理典狱长同年，于东吴大学任教，讲授犯罪学。

1947年，重返燕京大学，出任社会学系教授兼校务委员会委员和辅导委员会副主任，主讲犯罪学、社会学、等课程1949年后，出任北京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代理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952年，参与了北京政法学院(今。

中国政法大学)的筹建1952年，出任北京政法学院国家法教研室主任1973年，调任至北京大学，担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邹德慈（女，1954年毕业留校，后任司法部司法协助局局长）对雷洁琼、严景耀在安徽五七干校的回忆：。

“记得在去干校的火车上，我们这些年轻的教工安排了卧铺，而雷洁琼夫妇却被安排在硬座车厢，他们的岁数已经不年轻了，但硬是坐到了安徽宿县，这是军宣队故意安排的，整他们两个到了干校还比较人道，让他们俩住在一个小茅屋里，其他人都是男女分开住集体宿舍”。

（邹德慈这段回忆与庚红老师所写有些出入，庚红老师叙述的是：像雷洁琼、严景耀他们老同志是坐卧铺的）此外，听庚红老师讲除了带孩子的家庭是单独居住，没有带孩子即使是夫妻也是分开居住的孙炳珠教授的回忆：干校的时候我和雷洁琼教授一个连，我们连自己做饭，廉希圣、余叔通等人烧火做饭，我和邹德慈俩人开了一间小卖部，为全连的人解决日常用品的问题。

雷教授他们也去伙房打饭，然后回到小屋里吃我记得曾问过雷教授怎么保养身体的，她说她从来也没有刻意的保养或吃什么补药，就是长期地喝牛奶，到了干校就买奶粉喝那时候在干校净搞运动，整天让大家开会抓什么“五一六”分子，最后也没有揪出一个“五一六”来，所以干活的时间相对少一些，活不算重。

方彦老师的追忆：在干校的时候，雷洁琼严景耀住的小屋又阴又潮，但他们从不发牢骚，很随和，也受得了，他们两人岁数比较大，干的活不算太重，也就是让他们到菜地捡捡菜叶子、间一间苗什么的1972年北京政法学院解散。

以后北京政法学院复办，他们也没回来雷洁琼、严景耀在政法五七干校呆了不到一年就回京了，也没有遭到什么迫害从庚红老师的记叙中看到两位老人非常自律，跟大家同吃同住，下地干活，而且还特别认真，相反一些年轻人却偷奸耍滑。

正好是春节期间，拜访了我的导师陈光中先生，问起干校的事情，先生回忆说：他在干校先在炊事班干过三个月因为那里是农场，活儿并不多，军宣队不久后也撤走了，其余的时间是学习，但是也没啥可学的，业余时间和家父下象棋。

不再写了，否则我的引言会有喧宾夺主的感觉，那时庚红是懵懂的年龄，他的干校回忆是孩子眼里的生活片段，而我的摘录也支离破碎，都不免管中窥豹。

（注：这张照片是一连老师在东工地的宿舍，雷洁琼、严景耀夫妻，以及陈光中先生与家父当时都住在这个地方。）        ——程滔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说说安徽五七干校的一些趣闻轶事（续）作者：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庚红

前段儿时间，为纪念北京政法学院在安徽办五七干校五十周年，我写了篇当年五七干校的一些趣闻众所周知五七干校作为改造知识分子的地方，无论对于当时北京政法学院的教工，还是对曾经有过干校经历的一些人来说，都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而我当时是无忧的年龄，少年不知愁滋味，不可能完全理解大人们那时的心情和处境，于是就采用了一种比较轻松、愉快的笔调来回忆那不平凡的一年。

北京政法学院的教职工在濉溪（当时属于宿县）五铺农场的五七干校前后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之后老师们被分到了安庆、马鞍山、阜阳、蚌埠、芜湖……，文章发出后没想到引起众多的反响，不少人说有意犹未尽的感觉，鼓励我继续写下去，于是补充此续。

上篇文章里写了不少我（其实也包括其他孩子）年幼无知，调皮捣蛋的趣闻，实际上那时的我们，并不仅仅就知道“淘气”，也是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人好事”呢！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也真不少！比如说在推动当地百姓的文化精神生活等方面，除了大人们外，应该说这帮孩子都是出了大力的！有些方面甚直连大人们都是无法替代的！比如说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以北京来的学生为主体，组织了五铺小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苏炳坤老师的女儿苏燕茹，李剑涛老师的女儿张玫玫，涂继武老师的儿子涂建等是主要负责人，当时曾多次出去演出，包括去四铺公社等，给当地社员留下极深的印象。

而我们差不多每个人也都成了辅导帮助当地孩子学习文化知识尤其是革命样板戏、革命歌曲等的小老师，小教员！其中，我是比较喜欢和擅长唱样板戏的，记得来干校的头一天，我们几个孩子就给住在魏西的那些农场职工，知青及当地的农民进行了一场表演，有的唱歌，有的背诗，有的朗诵。

我则是把某场样板戏从头唱到尾！当地人说：你们一来，我们这里就像过年一样，比过去可热闹多了！简直是两个天地了！我印象最深的几件事：一、“新家”魏西，又被称为干校的“花园路”（花园路是中国政法大学在北太平庄的宿舍）

我们所住地方叫魏西，住在那的主要是五铺农场的职工和插队知青，当时腾出了一排，差不多能有近20间房子，当地人称是最好的茅草房给了政法的老师，主要都是一些带小孩及老人的双职工，另外还有炊事班医务室等，江平老师当时担任会计工作就同炊事班住在一起。

因为魏西这住的大多是带家属的住户，所以老师们也就把这亲切的称为五七干校的“花园路”非常可惜的是后来旧地重游时（1998年），当年所住的房子早已被扒掉，已难以再现当时的面貌了。

（注：图为二连在西工地的宿舍）二、以苦作乐的大人们上篇小文主要说的是这些孩子尤其是我本人的一些趣闻，实际上对当年大人们之间的一些有意思的事也大概知道一点点，当然这里不便多说，只简单说那么几件比较可乐的事儿吧！

记得有一位老师（姓名忽略），人挺随和，脾气也好，就是怕苦，不爱劳动，一遇到要下地干活了，就总是说腰疼，得请假！当时医务室的条件又很简陋，更没有什么仪器能够检查，所以也只能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一次两次还好说，如果总是这样大家就有点意见了，很简单，像人家雷洁琼、严景耀这样的老教授无论是劳动还是学习都从不请假，更不会偷懒耍滑，你一个年轻人（当时也就三十多岁）好意思这样吗！后来有的老师就给其起了个不大好听的绰号：“断了脊梁骨的

XXX”！记得有次集体会餐，好像是一位姓黄的老师冲着这位一个劲喊：“XX，快来快来！你看，给你准备好了一样东西！知道是什么嘛？脊梁骨！多吃点你的腰以后就不会疼了”！这位就知道嘿嘿的一个劲傻笑！而在场的所有人早已笑得前仰后合了！

程滔老师问过我：这些大人都干些什么活？这个我印象不是特别深了，因为我们平时要上学，而大人们的劳动也是在同一时间，好像不是每天都有，而且当地的农民和农场职工及那些知青们也都比较体贴照顾这些老师，所以劳动强度不是很大，什么活也都干过，如锄草，翻地，挖沟，打井等。

那会儿人与人之间关系极为密切、融洽，每天都是“脸对脸”，零距离，尤其是那些集体宿舍，几乎就是“大通铺”，连汪瑄、朱奇武那样的知名学者也都是不例外地和大家挤在一起老师们“苦中作乐”，当时的外号真是“满天飞！”光我记得就有什么：“大狗熊”“小毛驴”“笑面虎”“炒鸡蛋”“老狐狸”“许大马棒”“老刁”“小刁”“大傻子”“小黑点儿”“小丑”“方本”“炸糕”“酱油瓶”“老圣人”“老板”“老保”“老基”“老布”……。

虽然这些外号听着有点“刺耳”，但并没有恶意，特别是多少年后再叫起来却显得那么得亲切、自然！尤其是带狗字的外号最多！记得有间男老师的宿舍，门口的两张床，住的两个老师外号恰好都带个“狗”字，有个女老师一进门，往左一声：“狗”，往右一句：“狗”，整个俩“看门狗”！大伙这个笑！有次这两位不知因为什么吵起来了，有人私下嘀咕：这可真成了“狗咬狗”啊！

我还记得有位老师叫“Ⅹ觉非”，南方人，他夫人叫他时，那“觉”字（该字是多音字）总是念成很类似于“狗”的读音，所以一喊出来就像是“狗飞”，所以这绰号就这么得来了有次开会学习，他首先发言，讲完后接着他发言的是某老师说：“我完全同意“狗飞”同志（应该说觉非同志），刚才的发言，我认为“狗飞”同志……”在场的好多人都“偷着乐”，发言的老师都没有意识到是在说别人的外号，都是平常说顺嘴了。

我还特别清楚的记得最后干校解散老师们各奔东西时，好多人都是相互叫着外号告别的，有个老师说：我这外号叫了多少年，以后可没有人会这么叫我了，顿时引起了一片哭声！那几天，无论是关系远近，甚至平时拌过嘴，吵过架的人，个个都是难舍难分！好多的老师眼睛都哭肿了！。

还有件事我印象极深，就是我们这帮孩子那时还特别爱打听大人们的一些“隐私”，其实也就是谁谁行政多少级，工资挣多少等，甚至相互去攀比如你爸没我爸挣的多吧！我妈没你妈级别高等等因为每到发工资时，老师宿舍里就放着一张大表，即花名册，每个人的名字及工资数都在上面，领了工资就在上面签个字。

所以那回儿谁的工资多少我们这帮孩子差不多都能背下来因为那年代没有这种概念：不要去关注别人的个人隐私我记得后来去参加某个活动，车上坐的都是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就说起当年在安徽干校的事，我对某某说，到现在我都记得您那时的级别、工资是多少。

......他听了不禁哈哈大笑，连说：没错没错，你记得真清楚！还有对大人们最后的“分配去向”都特别关注，而且记得很清楚（几乎覆盖了安徽的各个角落），因为那会儿不是开大会公布方案，而是一个个叫去谈话，然后告知其分配的地点，当时真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能去省会及较大城市的都是兴高采烈，但更多的教工则是去了条件相对较差的中小城市和地区（如六安、滁州、池州、徽州、铜陵、阜阳等），说一句大家不愿相信的话，当时能去当一个中学老师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应该说当年的五七干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北京政法学院未来的走向。

的确，五十年前的那一别，使得有相当一大批的优秀教师（差不多占百分之三十左右）在79年复校时未能“归队”，如果要列名单的话，真能拉出长长的一大串！这些老师也都无一例外的成为现在各单位的中坚力量，学术、学科的带头人。

比如：张泽高老师去了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任副校长，王金魁老师去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李世伟老师去了中科院，担任胡克实同志的秘书，孙在雍老师去了北京市司法局，曾任北京市司法局局长，后去司法部任办公厅主任，霍银环老师去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关乃凡老师去了北京经济学院（现在的首都经贸大学），高景亮老师去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社科系主任，戚炳荣老师去了北京中医药大学，蔡长水老师去了中央党校，我父亲（庚以泰）去了中央民族大学，任法律系主任。

“小五七战士”的干校生活 （一）以细粮换粗粮应该说当地的农民，生活都是非常艰苦的，他们平时的主食几乎就是以红薯、玉米等为主我那时常去串门，看见那老乡吃的东西还觉得挺新奇的，因为平时吃红薯很少，偶尔尝尝感觉还挺好吃！有些孩子甚至还背着大人同当地的农村孩子交换，比如用食堂的馒头米饭去换当地老乡的粗粮（红薯、玉米、高梁）等，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但因毕竟以前没有这么长时间吃这类杂粮，结果有的孩子的肠胃上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被家长发现，才中止了这一做法。

尽管这种“幼稚可笑”的做法持续的时间不长，但也确实使我们这些孩子懂得了农民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不夸张地说，当地的孩子若能吃一次细粮真的如同过年，都能高兴得手舞足蹈！我清楚的记得有个有点弱智的孩子（都叫他憨子）常去五铺农场的场部食堂转悠，就盼着谁能剩下口饭菜，一次有位老师举着块慢头招呼他，这孩子就像疯了一样，大喊大叫地跑了过去，拿过馒头狼吞虎咽地就吃光了！我们这些孩子看着都觉得挺好玩的，一个劲地乐，但我也看到一些大人们却流露出伤心的表情，有的干脆扭过脸！甚至有的还掉了眼泪！而这个孩子据说在政法学院干校解散不久就去世了！。

（二）积极参加麦收等劳动实际上像麦收这么大的事儿，我们这些小孩子是帮不上多大忙的，但在当地农场、农村特别是所在学校及家长的带领下，大多都参加过一些麦收劳动，尤其是负责看管、保护麦子，不让个别自私农民占公家便宜。

因为当地有些农民有点自留地，而有的与大队，生产队的地界划分的又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在收麦子时，有些人就把集体的一些麦子往自己家里扛，大人们有点顾不过来，于是不少的学生（特别是北京来的孩子）便自觉主动地参加了进来，和这帮“自私”的人进行耐心细致又严肃认真的说理！记得当时和这帮人真是费了不少口舌，说得最多的就是：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就是要同坏人坏事作斗争，不良现象做斗争，但那些人看我们都是些小孩子，根本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非要拿走麦子甚至动手抢，我们也真是够勇敢的，一个个就坐在甚至干脆就躺在麦堆上，弄得这帮人毫无办法，只好做罢。

此事小学校、农场的领导还通报了政法的领导，说这些同学表现的非常好，给他们帮了很大的忙！我还因为这个事特地写了一篇作文，除了麦收我们还参加了不少学校组织的以及父母所在单位组织的劳动，尽管活不算多重，但也与我们在城里的劳动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说经受了一定的锻炼。

比如说在农村同学的带领下，参加了几个拉犁劳动，亲身体验了当农民的感受，尤其是“领头人”那一阵阵的号子声，那优美动听的曲调，至今难以忘怀！尽管我们都参加了不少劳动，然而若论劳动最积极，态度最认真的当数我们当中的杨泽大哥了（杨荣馨老师的儿子），为此学校领导曾多次在大会上表扬过他。

我们也对杨泽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杨泽大哥也因为表现突出，成为政法子弟中唯一一个在当地学校入团的学生（三）拾粪这事儿对城里的人特别是那些从小娇生惯养的小孩子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但在那个年代里，政法这帮孩子无论是大孩小孩，还是男孩女孩，为响应学校开展积肥活动的号召，一个个都背起了粪筐（当地人叫它粪箕子）。

那时上学路上都是一边聊天，一边就忙着捡粪，这使得许多的大人看到了都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就是贫农出身，从小就拾柴捡粪，有的还当过放牛娃，总之什么活都干过，所以一看到这情景都连声夸奖：你们真是个好孩子！不愧是咱们干校的“小五七战士！”。

记得我当时拾粪数量还是这帮孩子里中差不多是最多的呢，半个多月下来拾了将近六百斤（学校都有记录），只是有些做法有点儿“过份”，那时我们为完成任务甚至去扒人家农场的粪坑，后来有人反映到学校了，学校老师说你们这精神很好，但这种做法不太对，拾粪要在外头路上，不能跑人家农场里面去刨粪堆，因为那属于人家的资源。

想想当时也真是挺实在的，拾了半天粪，全交了公，任何奖励都没有！甚至连个奖状都不给，只是大会上领导表扬了几句邻居们说这要交给农场或生产队，肯定能给点实惠的，但当时真是连想都没想过！五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然而当年五七干校的情景却历历在目！想想当年的那些伯伯、叔叔、阿姨们，有许多都已经离开了我们，目前健在的最年轻也都差不多在八旬左右了。

回忆往事，酸甜苦辣，令人无不感概岁月的无情，无论人们怎么去评价，这段难忘的历史都将永远留存在法大人的记忆之中！附：最后我再列举一下当年去过干校的孩子们及他们的家人吧！先说女孩：1、苏燕茹，现在美国，父母，苏炳坤、王印（政法学院老师）。

2、张玫玫，现首都师范大学老师，母亲，李剑涛（政法学院老师），父亲不是政法的3、曹亦萍，现政法大学老师父亲：曹子丹，母亲：雷淑芬，均为政法学院老师4、李京芬，现在国外父、母李国铭、何春苑均为政法学院医生。

5、杨洁，中国政法大学老师，父母：杨荣馨、靳碧仙均为政法学院老师6、关瑾萍，现状不详，母亲：付振如，政法学院老师7、张易，现况不详父、母张尧、蔡秀珍均为政法学院外语老师8、时芳现况不详，父亲：时伟超，政法学院老师。

9、关荀，现况不详父母：关乃凡、董非，均为北京政法学院老师再说男孩：1、涂建，现任加拿大高尔夫球场主席，父亲涂继武，政法学院老师2、杨泽，现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杨洁的哥哥3、高华，政法大学职工（已故），父母：高潮、杨文彬均为政法学院老师。

4、张伟建、张耀建兄弟，均为政法学院教工，父亲张凤桐，母亲孙（名字不详）均为政法学院干部5、方京，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老师，母亲：杨荣，政法学院老师6、曹建萍，现在航天机关工作，曹亦萍弟弟7、王森泉，现况不详，家人：王德仁、谢妙焕，均为政法学院老师。

8、贾里红，现况不详，父母：熊宗域、贾必敬，均为政法学院老师9、马瑞，现况不详，父亲：马云鹏，政法学院老师10、朱更生，现况不详，母亲：扈庆英，政法学院老师11、霍研，澳洲最大铁矿集团中国主管，父亲：霍银环。

12、庚红（本人），现为政法大学老师父母：庚以泰、巫昌祯当时还有一些年龄更小的孩子，故未提及，如牛青山、武洁珊、宋世昌等老师的孩子以及可能未统计进去的，还有前面所列的某些人的弟弟妹妹等，总之，去过干校的孩子加一起应该在三十人左右（不包括中间去探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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