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学是一门以实证—比较的方法对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作跨国研究的学科，其学科结构包括比较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制度、比较政治行为、国别政治与区域政治研究、比较政治专题研究等五个子学科，各板块共存共荣，相互依存。

 

比较政治学学科界定的方法论——兼论比较政治学的学科结构

作者：宁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引文格式（GB-2015）：宁骚.比较政治学学科界定的方法论——兼论比较政治学的学科结构[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62(01):5-13.内容提要

比较政治学把政治科学各分支共享的一种研究方法作为界定本学科的独有要素，已经产生了诸多弊端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以研究方法、分析单位、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等四种要素作为界定本学科的“四根界桩”，并将“四根界桩”聚合成一组能够揭示比较政治学学科特质的一组命题，把这一学科边界严格地予以廓清，即比较政治学是一门以实证—比较的方法对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作跨国研究的学科。

在从应然的层面揭示“比较政治学”是什么之后，还须从实然的层面即学科结构上进一步回答这一学科之问比较政治学的学科结构包括比较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制度、比较政治行为、国别政治与区域政治研究、比较政治专题研究等五个子学科,这五个子学科可归类为比较政治学理论、国别与区域政治比较、以议题为中心的专题比较等三大研究领域。

三大板块共存共荣，相互依存关键词

比较政治学；学科界定；学科结构；区域与国别政治研究一在政治科学的各基础学科中，唯有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地位一直存在重大争议原因在于，其他各学科都以研究对象来界定本学科，如中国政治、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国际政治，等等。

然而比较政治学却以研究方法来界定本学科，研究对象则隐而不彰比较方法能被独自用来界定一个学科吗？有些学者认为当然可以例如，罗伯特·梅尔在介绍比较政治学学科时说：“准确地说，比较政治学的重点在于比较，在于政治现象如何比较、为什么要比较。

正是这一点使得比较政治学被看作是政治科学的一个特定领域”我国的一些比较政治学教科书也遵循这一思路例如，《比较政治学导论》（第二版）认为，比较政治学学科的独特性“来自它对比较方法的强调和依赖”，这一学科“主要是以独特的方法论而有别于其他学科”。

出乎常人意料的是，把比较方法作为界定学科的单一要素，从这一逻辑原点还可以推导出另一结论：比较政治学消亡论在学科发展史上，常有学者质疑比较政治学的独立学科地位，近期我国有的学者则从质疑走向“消亡论”，认为“比较政治学用纵跨时间和横跨空间的比较方法，科学地探索政治结果的原因”。

但是它“并非一个独立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只是强调用跨时空的比较手段进行实证的研究，从而拓展政治的科学知识”由于政治学现在不使用实证比较方法的学者越来越少，于是“现代政治学就是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学就是现代政治学”。

换言之，比较政治学已经消融于政治学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强烈要求改变仅以比较方法这个单一要素界定比较政治学的状况他们的批评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比较研究方法对社会科学，包括政治科学各学科具有普遍适用性，对比较政治学来说不具有学科专属性。

因此，以比较方法这一单一要素界定的比较政治学是没有确定、明晰的学科边界的，它可以随着比较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的扩展而扩大假使比较研究方法扩展到政治科学的最远边界而就此止步（实际上，它可以扩展到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的研究领域），那么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其一，比较政治学是一个“大帝国”，囊括了政治科学的所有分支学科，从此政治科学完全消失于比较政治学之中；其二，比较政治学已经完全等同于政治科学，它自身从此消亡。

二者必居其一但显然绝大多数比较政治学者是不乐意看到比较政治学走到这步田地的第二，以比较研究方法作为界定学科的单一因素已经导致比较政治学学科内容的空洞化，以及学科研究范围的无形化比较研究方法身怀绝技，包打天下，侵入政治科学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领域，征服和占领了一块又一块土地，把它们组合成了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和学科内容；而比较政治学是没有自身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的，因而也就没有自己的研究内容。

一些主张以“方法论特征”即比较方法作为界定比较政治学学科的单一要素的比较政治学者，就是这样向我们介绍的他们认为比较政治学没有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不能像政治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那样以其“独特的研究领域”和“具有特殊性”的研究对象“来规定自身的特殊性”。

因此，“在研究领域上，比较政治学覆盖了其他政治学分支学科的内容，表现出了特定的兼容性”；同时，“将在政治学其他分支学科里使用比较方法进行的研究和研究成果归结为比较政治学知识组成的一部分”作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内容。

直白地说，比较政治学没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因此其自身的研究范围是无形的，研究内容是空洞的因此，越来越多的比较政治学者由此认识到比较政治学“没有具体的、实质性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因此它还“没有成为一门严格界定的学科”。

有些比较政治学者试图选择另外一种学科要素作为界定比较政治学科的单一要素，例如有人认为把比较政治学“理解为对外国国内政治的研究”，就使比较政治学具有了“实质性的研究内容”；鲍·罗思坦则主张以政治制度研究顶替比较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地位，以解决“政治科学在子学科划分方面存在的问题”。

然而，响应者都不是很多总之，不管比较研究方法有多么特殊的功用，以它作为单一要素界定比较政治学科，产生的弊端已经危及比较政治学作为政治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地位笔者认为，比较政治学在学科界定上的这些批评性认识是切合学科现状的：一方面，这个学科的学术影响力在政治科学各分支学科中位居前列；另一方面，有关学科界定的争议现在已经危及比较政治学在政治科学中的分支学科地位。

比较政治学者应当设法使比较政治学尽快摆脱窘境出路是：对比较政治学做出新的学科界定，使比较政治学的从业者对“比较政治学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有一个认识一致的答案，使比较政治学从一个没有自家领地，因而也就没有自身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全凭比较研究方法如同北欧海盗式的到处打家劫舍以维持生计的“特殊学科”，变成像政治科学其他分支学科那样的“正常学科”。

二怎样经过新的学科界定使比较政治学成为正常学科呢？一个正常学科须具备三个条件：1.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专有研究对象；2.明确的、边界清晰的特有研究范围；3.能够有效地达成预设的研究目标的研究方法一个具备这些条件的学科，就一定能够产出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内容。

若以方法论特征来命名某一专业领域，那这一方法论就必须是该领域专有的若方法论具有多学科共享性，就不能以该方法论命名其中的一个学科比较政治学的学科身份之所以不断受到质疑，主要原因是：政治科学各学科都以本学科专属的特有研究对象来命名；唯独比较政治学以具有多学科共享性的比较方法来命名学科，因而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因与学科名称缺乏直接关联就隐而不彰了。

加之比较研究方法把在其他学科研究范围的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地“总结为比较政治学知识组成的一部分”，久而久之，人们就无法辨识这个学科自身的“特产”，即很多学者说的“本质内容”，以及学科的边界了这样，比较政治学也就丧失了自身的学科独特性。

从比较政治学的学科特殊情况来看，其学科的重新界定不宜再考虑以学科的某一单一要素如比较方法、外国国内政治、政治制度等来界定；同时也要考虑到在现有的学科名称下，过去一百多年里已有十分丰富的、学术影响力巨大的学术成果面世，更换学科名称会造成难以承受的学术损失。

因而可以考虑实行如下学科界定方案：继续沿用既有学科名称；通过从总体上梳理和分析本研究领域的学术积累，提炼出若干本领域在学科构成上的共同要素，如研究对象、分析单位、研究范围、方法论特征等，聚合成一组界定本学科的“界桩”，以综合要素对“比较政治学是什么”的“学科之问”，给出一个严谨、缜密的认识一致的答案。

这样，我们就从“本质内容”上解决了比较政治学的学科“正名”问题具体来说，我们可以选择比较政治研究领域哪些要素用于界定这门学科的界桩呢？第一个界桩是学科的方法论特征我们从政治科学与比较政治学的异同辨识中识别出了两个共同要素即。

实证方法和比较方法虽然我们不再将比较方法作为单一学科要素来界定比较政治学科，但仍然应当高度肯定比较研究方法对它的特殊重要作用为把它限定在经验研究的范围里，我们就将它和实证方法归拢在一起，以“实证—比较”研究方法之名作为比较政治学科界定的第一根界桩。

这样，既可以显示这一学科与政治科学的母子关系，又能表现出它对原来的学科界定之间的继承关系以及这里的比较方法与规范研究中的比较方法的重要区分实证—比较方法原本就是政治科学包括比较政治学在内的各分支学科安身立命的根基。

历史分析、经济分析、文化分析、个案分析、统计分析等都是实证研究的具体方法，也使比较方法与之相得益彰，产生最大的功用比较政治学既包括在经验调查和综合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基于各民族国家和国家群（如基于地缘关系的亚洲国家、非洲国家、欧洲国家、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国家，以及基于发展水平差异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或南方国家等）研究的具体知识和经验概括，也有通过比较分析对这一类知识予以提升和抽象，构建而成的一般性概念和理论。

没有实证的比较分析，就势必形成这两者之间的断裂这样，比较政治学就无从构建具有概括力和分析力的概念，更谈不上理论的创新和对理论的有效检验可以肯定，朝着非实证化的方向发展，比较政治学使自身成为一门科学的努力，就必定随着学科内容的空洞化而成为幻影。

简言之，比较政治学是以实证—比较为主要方法对各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进行跨国研究的学科界定比较政治学科的第二根界桩是该学科的比较分析单位：民族国家比较政治是跨国政治，这里的“国”，指的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新型国家形态，与此前人类文明史上出现过的城邦、王国、帝国、寡头制的商业共和国等国家形态，以及今天仍存在于非洲和美洲某些地方的数量可观的不拥有国家主权而自称为“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全都判然有别。

民族国家最早出现在17世纪中期的西欧，仅有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寥寥数国从此，民族自决、民族独立、民族统一以及人民要求成为主权的拥有者并建立民族国家成了一种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当从西欧到美洲和中东欧，再到南欧、中东和东亚，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一个又一个殖民帝国的崩溃，最后是苏联的瓦解，民族国家就成了全世界无处不有、无时不在的普遍国家形态。

拥有完整的国家主权是民族国家的本质特征，这一特征使民族国家得以享有在各自占有的土地上建立国家政权和构建各种类型的政治制度以进行国家建设、治国理政的不可侵犯的权力，享有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资格唯其如此，民族国家才是其各自对内、对外政治行为的主体。

因此，比较政治学理所当然地须以民族国家为比较研究的单位由于横跨空间的民族国家，是在历史时间的相互衔接而又各不相同的时段中运作的，所以各个时段也是比较分析的单位简言之，只有以民族国家为观察和分析单位对各国国内政治进行跨国研究，才可以成为比较政治学。

民族国家在领土、人口、资源禀赋、地理和气候条件等方面的相似性和多样性，使我们有可能在国家规模和发展潜力上对各国进行类型学上的比较分析；国家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差别性和相近性，使我们有可能对世界各国的富裕程度进行类型划分与跨国比较；国家的工业化和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实现程度、高技术和数字经济现在达到的高度、生态环境保护、教育发展水平、人口素质和人均寿命的逐年提高等的差异性和近似性，使我们有可能对各民族国家的发达程度进行归类和分类并做跨国比较；国家资源和利益在全国人口中的分配状况、财产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分化以及社会阶级结构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等，使我们有可能对社会冲突、群体抗争和变革风潮的发生与前景预测进行跨国的比较分析。

而且，各民族国家是在不同的时间段里生成和发展的，各有不同的运行轨迹，因此我们就有可能对民族国家做历时比较；民族国家这一国家形态在不同时段里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似性，有可能使我们在历时的比较分析中认识其存续和变动的一般规律。

最后，各民族国家的生成和存续，须以生活在某一特定领土上的居民的国家认同和国家忠诚为前提这样，民族国家的制度建设和政府合法性就有了基础一个制度完备与合法性高的政府，才能有效地进行统治和治理各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和政府合法性，都是相似性和差异性共存的统一体，从而使我们进行跨国的比较分析具有了巨大的现实可能性。

我们把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作为民族国家的“外国”的国内政治以及“本国政治”中具有可比性的部分，并把这一规定作为界定比较政治学科的第三根界桩在这里，“政治”就是各国政治制度及其对内政治行为与诸情景因素之间的互动。

政治科学以“内外有别”为依据，把民族国家的政治划分为国内政治和国外政治，把后者称作国际政治；对前者又以“主客之别”为依据，划分为“本国政治”和“外国政治”而比较政治学则把“外国政治”作为专有的研究对象，并将“本国政治”中能够与“外国政治”进行比较亦即具有可比性的部分，作为双方共有的研究对象。

作为比较单位的民族国家，就像我前面谈到的那样，同时也是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但这仅是一小部分绝大部分则是作为民族国家的“外国政治”的国内部分和“本国政治”中具有可比性的部分为便于行文，以下我把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简称为“民族国家及其可纳入跨国比较的国内政治”。

显而易见，政治就是各国政治制度及其诸情景因素之间的互动在这里，政治制度是一个包括国家结构形式、政治体制以及国家安全、国家治理方面最重要的一些制度，如军事制度、国家公务员制度等为数众多的制度（可归类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构成的巨系统。

这里的诸情景因素（factors of circumstances）指的是政治制度的诸生成因素和政治制度影响或施动的诸因素这两类情景因素不是俨然区隔、彼此孑然自立的，更不是每类因素只扮演某一类角色实际上，每类角色都是随时互换和重组的。

所谓诸情景因素，可概分成六类：第一类：各民族国家的地理方位、疆域类型和国家规模，以及气候条件这些因素与各国居民间互动关系大多是相生相克、相爱相杀、互适互惩的亦即既有可能是天人互赖、天人合一，也有可能是相互征服、互不相容。

各国资源禀赋的种类以及各类的数量与质量，既有可能是对那里的居民的生存和发展的莫大厚爱，也有可能是对他们的严峻考验和无端诅咒第二类：各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对有关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认识，对于理解这些国家现在的政治是很有必要的。

任何国家的历史经历和文化传承，都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解决曾经面临和现在仍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所做出的努力的记录它们留下的经验和教训，都与这些国家现在的政治体制的合法、稳定和有效运行有着强有力的关联性第三类：各国现在的发达程度、居民的生存环境和富裕程度；各国人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差异、城市化实现的广度和深度、现代交通与传播方式的分布和影响所及的状况；人口规模和国民素质、国民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发展状况；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及其所导致的国家财富的分配和占有的两极化、社会分裂和分层以及阶级结构的状况和发展趋势；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公共安全的状况，社会、族群、宗教、地区冲突的性质和程度；现代化类型和发展道路的选择是否成功，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以及社会进步、民生不断改善的状况；等等。

第四类：各国各级地方政府在人事管理、财政、税收、投资以及发展方式的管理和自主选择的权限，与中央政府的决策和管辖权限之间的关系类型和协调方式的差异性与近似性第五类：各国公民的政治归属感、国家认同与爱国情愫的差异性和一致性；人民作为主权者将权力授予国家权力机关并间接委托给国家执行机关在形式上的差异性和共同性；人民群众在代议制下的政治参与，其一般形式的效度和特殊形式的抗争烈度的差异性和共同性；群众在社会基层自治中实施直接民主和协商民主在形式和效度上的同与异；等等。

第六类：各国的国际环境诸因素的历史与现况；境外各种力量的军事和外交战略、现行政策与本国的安危和发展的相关度；等等世界各国的政治都是每个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行为与其生态环境即诸情景因素互动的产物比较政治学将任一民族国家的任一层级的政治体制、政治组织、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政治行为与其诸情景因素之间的互动，纳入跨国观察、比较分析的视野和框架里，做异同辨识和因果关系的探索，并基于这样的研究进行理论的构建和检验。

民族国家的政治现象与其诸情景因素之间的互动，可以概括为政情与国情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是决定与被决定、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二者之间互为因变量和独立变量，形成四种互动关系（1）政治现象为因变量，诸情景因素为独立变量。

我们研究任一民族国家的任一层级的政治体制、政治组织、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政治行为的生成机制，都必须去做这种互动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可以限定在对某一民族的范围内，也可以选择若干个民族国家做跨国考察和比较分析。

每一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政治行为都是若干情景因素施动的产物（2）政治现象为独立变量，诸情景因素为因变量每一民族国家的每一政治现象作为独立变量，都对诸情景因素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国家政权的国体和政体样式，各项政治制度是否适应特定民族国家所处发展阶段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都可以从前者对后者施动的结果中得到觉察和认识；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国理政的能力、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中央政府的决策方式的适宜性与重要的公共政策的效益以及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的有效性和精准性、施政的效率和效果，等等，都与作为受动者的诸情景因素的变动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3）在各民族国家内部各政治因素互为因变量和独立变量许多政治博弈和政治冲突，如政党之间、利益集团之间的互动，竞争性选举中各候选人之间的博弈，等等，都属于这种互动关系一部部政治史，如果从直接的因果关系去考察，基本上都是这种互动关系的演绎。

（4）在各民族国家内部各情景因素之间互为因变量和独立变量如各族群之间、宗教派系之间、各地理单元之间的互动，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等等，都属于这种互动关系以上四种互动关系，其各自的互动方式和形式都是丰富生动、多姿多彩的，各自对有关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的影响广度与深度也是千差万别的。

这种差异性和相似性，为跨国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无限多的现实可能性，赋予比较政治学蓬勃的生命力同时，在这里必须指出，比较政治学的这种丰富的资源和蓬勃的生命力，是建立在系统而深入的国别政治与区域政治的研究的基础上的。

如果排除国别与区域政治研究，或者说如果比较政治学者对国别与区域政治的实证研究不感兴趣，那么比较政治学就势必成为空中楼阁和无源之水，中国的比较政治学就势必成为洋教条的堆砌和空洞无物的演绎以上四种互动关系所产生的“最终的结果”，都是“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总的结果。

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他接着说：“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

相反，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以议题为中心，选择若干民族国家，对其国内政治进行系统考察和跨国比较，由此圈定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直到涵盖比较政治研究各领域，形成整个学科的研究范围；同时研究成果由少到多，直到汇集成数量庞大、学术价值很高的比较政治学知识库，形成这个学科的“实质性研究内容”。

简言之，比较政治学科的研究范围和学科内容，就是对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在国别研究的基础上围绕一定的研究议题进行跨国比较，由此形成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成果的汇总我们可以将“跨国研究”作为界定比较政治学科的第四根界桩。

美国比较政治学者G.A.阿尔蒙德（1911—2002）在其代表性论著和他主编的大学教科书《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展望》（初版于1974年，第3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译本）中，以“用比较方法研究政治”来界定比较政治学科。

这一界定影响深远，至今仍被广为援用然而这一界定并不严谨：比较方法固然是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特征；但是任何政治现象都可以比较，却并不因此全成为比较政治学；唯有对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做跨国的比较研究，才能具备比较政治学的全部学科要素。

可以说，没有跨国的比较研究就没有比较政治学：“外国政治”就永远停留在彼此孤立的“国别研究”阶段，比较研究方法就永远是没有固定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到处流浪的“打工仔”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界定比较政治学学科的四根界桩，聚合成能够揭示比较政治学学科特质的一组命题：。

1.比较政治学是一门特别强调和依赖实证—比较研究方法的学科2.比较政治研究的分析单位是民族国家3.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外国”的国内政治以及“本国政治”具有跨国可比性的部分4.比较政治学是一门进行跨国研究的学科。

我们对这组命题做进一步的归纳和提炼，形成比较政治学科的如下定义：比较政治学是一门以实证—比较的方法对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作跨国研究的学科不难看出，如此界定比较政治学，就使这门学科在研究对象和范围、分析单位、方法论特征上，既凸显了它与母学科政治科学的共同特征，也廓清了它与政治科学其他分支学科的边界，明晰了它的学科内涵。

三上述定义从应然的层面回答了“比较政治学是什么”，现在我们从实然的层面即从对比较政治学的学科结构的揭示上进一步回答这个问题比较政治学的学科结构指的是比较政治学与其母学科、子学科之间的结构性联系，这种联系基本上是在行为主义时期及其以后形成的。

其第一个子学科是比较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辨识不同民族国家或政治体系的各种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模式的异同并解释导致异同的原因用统一的概念体系来认识和表述这些复杂的因果关系，进而抽象为理论这样的理论在经验层面可证实或证伪，从而确定其解释力的强弱和范围。

比较政治学的理论积累是极其丰富的自行为主义成为主流范式起直到现在，政治学的重要理论成果大多出现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对比较政治学来说，任何既有的理论的真理性都有待新的事实和经验的检验，因此被积累起来的理论成为新的研究项目的理论假设的来源和分析框架，从而具有方法的功能。

由此可见，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是统一的第二个子学科是比较政治制度西方比较政治学是以比较政治制度为中心关怀的学科自比较政治学诞生以来，政治体制始终是这门学科研究的中心议题，而政治体制是由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原则、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统治者和管理者的行为准则等一系列政治制度构成的整体。

政治制度（political systems）凝聚了所有种类的权力，约束着体制内外各种人的行为观察和比较本国与外国的政治制度，是认识和理解人们的政治行为的最直观的视角因此，尽管曾受到行为主义范式的有力冲击，比较政治制度仍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亚学科生存下来；而且转入新制度主义时期以后，日益焕发出强大的学术生命力。

第三个子学科是比较政治行为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可区分为制度性的和非制度性的两类比较政治制度只观察和比较制度性行为，非制度性行为不在其视野之内；而比较政治行为这一子学科则对二者都进行研究，并注重观察和比较非制度行为——既包括体制内各种政治角色的非制度行为，如腐败、贿选、幕后交易、营造和维护非制度性社会关系网络，等等，也包括体制外各种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

在美国，对政治行为的研究始于1944年哥伦比亚大学鲍尔·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研究团队发表的一篇针对个体选民的选举行为的学术论文，嗣后逐渐形成了政治社会学传统、政治经济学传统和政治心理学传统，研究议题始终是竞争性政党制度下个体公民的投票行为，研究目标是在竞争性选举中怎样成为理性公民。

然而在中国，第一，不存在竞争性政党制度，竞争性选举只存在于基层选举和部分非政府组织中；第二，在大型选举中，个体公民的偏好通常都在一轮又一轮政治协商中转化为集体偏好由此可见，美国式的政治行为研究在中国是没有生存土壤的。

因此，中国式的比较政治行为研究必须另辟蹊径这样或许非制度性政治行为比较研究，是一个有一定开发潜力的研究领域第四个子学科是国别政治与区域政治研究政治学将对世界各国政治的研究划分到各个分支学科里：各国的对外政治行为被分别划分为“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的研究对象；各国的内部政治制度则在主客观视角下被划分为“本国政治”和“外国政治”，而“外国国内政治”以“国别政治与区域政治研究”的形式，成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子学科。

比较政治分析是建立在国别政治研究和区域政治研究的基础上的没有系统的、深入的国别政治和区域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分析就失去了实证的基础在美国，很少遇到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与国别政治与区域政治研究分道扬镳的情况，通常都是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学者同时做国别与区域政治的研究。

在我国，现在已形成做国别与区域政治研究的庞大队伍，但研究者中兼做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者却寥若晨星；另一方面，研究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学者，同时也选择某一国家和区域的政治做研究者，也为数不多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因为它不利于贯彻“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认识路线，不利于理论的创新与检验。

第五个子学科是比较政治专题研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比较政治专题研究还不能算作学科，而是一种组织研究的方式，而且是比较政治研究的一种普遍方式这种方式要求以问题（议题、课题）为中心选择若干国家和适宜的观察方法与理论分析路径，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达成构建新理论或检验既有理论的研究目标。

以这种方式可以研究所有政治领域的任一有意义的问题，如现代化与发展问题、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问题、公共决策机制问题、政治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等等比较政治研究是一种问题导向的研究从社会现实来看，政治问题之多是数不胜数的，但能够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议题者，却不是很多。

从比较政治学发展史来看，议题的选择是受多种因素限制的如一个时期的主流研究范式，比较者的主体意识、知识结构和比较的视角，以及研究条件等，都对议题选择具有很大影响当然，现实政治问题持续的时间长度和社会影响度，以及问题本身是否具有跨国可比性，也是影响议题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五个子学科可归类为三大研究领域，即比较政治学理论、国别与区域政治比较、以问题（议题、课题）为中心的专题比较当今世界的比较政治学就是由这三大板块拼接、黏合而成的三大板块共存共荣，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比较政治学理论离开国别与区域政治研究、专题比较研究，就会变成无源之水和丧失学科特征，势必被政治理论学科所吸附和兼并；国别与区域政治研究和专题研究没有比较政治理论提供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假设以及理论抽象、理论检验的研究方向，就势必失去对研究意义的求索。

比较政治研究失去理论的指导，就不可能对事实和经验进行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有效归纳与抽象，更不可能进行理论创新总之，比较政治学的学科结构就是三大板块共存共荣、相互依存；根本的研究方法就是实证的和跨国家、跨区域的比较研究。

（因篇幅限制，参考文献从略）〇 排版：胡文江〇 审校：杨烨  大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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