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为中国历史研究院院刊，创刊于1954年，是党中央决定创办的全国性史学刊物。毛泽东同志亲自确定“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郭沫若同志出任首

 

《历史研究》为中国历史研究院院刊，创刊于1954年，是党中央决定创办的全国性史学刊物毛泽东同志亲自确定“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郭沫若同志出任首届编委会召集人创刊70年来，《历史研究》获得“ 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 。

”“国家期刊奖”“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百强报刊”等荣誉和称号，为推动中国史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史学界的一面旗帜。

目    录 ·理论与方法· 西方历史书写需要一场认知革命 陈 恒（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 超越“族群政治”——元朝“根脚”逻辑揭探 罗 玮（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专题研究· “里君百姓”与西周“里”组织形成 王 祁（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秦至西汉畴官身分与职役 郑伊凡（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系博士） 辽代“南北面官制”再认识

陈晓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晚清省级军事机构演进 彭贺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国联外交 陈海懿（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副教授）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对公司制度变迁的影响

张乃和（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讨论与评议· 蔡锷《军事计画》问题三议 曾业英（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摘要 · 理论与方法 · 西方历史书写需要一场认知革命

陈 恒 摘 要 ： 在民族国家兴起和现代社会知识飞速增长中诞生的职业化历史学，虽然塑造了经典研究范式，但也带来“建制化的窠臼”，历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并未被视作重要的研究领域，史学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缺漏。

欧洲化的知识结构随着殖民主义向全球传播，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书写模式使得非西方国家失去了平等、公平、公正表达观点的机会在人类文明巨变的今天，史学的新材料、新观念、新理论层出不穷，“第四次史学革命”呼之欲出。

西方历史书写需要一场认知革命，不以一种中心取代另一种中心，不再被细化的学科所决定，也不再被民族国家所约束如此才能真正做到文明交往、互鉴、互融，学术才能真正繁荣 超越“族群政治”——元朝“根脚”逻辑揭探

罗 玮 摘 要 ： 40余年来的蒙元史研究，形成一套完整的“族群政治”解释框架，发展出“蒙汉二元”、“汉法与回回法”、“四等人制”等分析工具，推动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但其在某些领域的过度使用，遮蔽了元朝政治的另一项基本逻辑——“根脚”，产生一系列认识局限。

“根脚”对“族群”的超越体现一定的“阶级性”，将两者结合，可更全面客观理解元代历史造成“族群政治”过度使用的深层原因之一，是对唯物史观尤其是阶级分析方法重视不够推动唯物史观与中国史研究结合的再深化，正是新时代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专题研究· “里君百姓”与西周“里”组织形成 王 祁 摘 要： 西周金文和文献常见 “里君百姓”一词“里君”管理“里”，“百姓”是“里”中居民，二者不是对立关系“百姓”最初表示以姻亲贵族为主的异姓群体，由相对独立的家族、宗族构成，“姓”内维持血缘的宗法关系，“姓”间表现地缘关系。

“里君”与各“姓”的族长都是贵族，可以合称“里君百姓”，显示西周里组织血缘与地缘相互交织的特征西周里组织的普及主要与管理被征服的殷遗民有关，同时西周时期存在由于人口流动而产生的广义地缘组织无论是哪一种，地缘组织最初都可能与管理外来人群（尤其是外来异姓族群）有关。

秦至西汉畴官身分与职役 郑伊凡 摘  要： 秦、西汉时期明确称为“畴官”的职业身分有史、卜、祝、司御等十几种，一般具有世袭身分，对畴官的培养从学童阶段开始，以父子相传和师徒相授两种方式为主畴官在傅籍时须通过官方考核，通过考核者则由官府摊派其专业领域内的职役，服役时间随技能水平和年龄高低等因素各有等差。

从历史发展脉络看，秦、西汉时期的畴官可被视为周代世官世禄与学在官师的体制瓦解后，世袭身分在一些特殊技能职业领域内的延续职业对社会身分的区分，以及国家对专业技能者实行不同于一般编户民的特殊管理体制，具有跨越时空的普遍性。

辽代“南北面官制”再认识 陈晓伟 摘 要： “南北面官制”概念源自《辽史·百官志》对辽代“北面”和“南面”两大官僚体系的论述通过解开《辽史·百官志》“契丹南枢密院”与“汉人枢密院”重复出现的谜团，可以发现《辽史·百官志》主体骨架和核心条目源自辽末史愿所撰《亡辽录》。

这一发现不仅厘清了元末《辽史·百官志》编纂者对于辽制的理解及其编纂思路，而且揭示了“南北面官制”概念的基础并不牢固辽代官制蕃汉杂用，部族、州县各有归属，全国统设财赋路和军事路，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系统及官僚架构并非南北二元模式。

晚清省级军事机构演进 彭贺超 摘  要： 咸同以降，作为战时军营管理机构的营务处突破旧制，成为省级常设军事机构清末新政期间，营务处无法满足编练新军需要，被练兵处创设的督练公所取代陆军部欲借督练公所收束地方军权，但其效力被督抚推行的督办体制消解。

后陆军部、军谘处试图改督练公所为中央直辖的军司令处，又遭督抚群起反对，最终未能建立垂直管理型军事领导体制地方督抚继续借分寄旧制维持手中军权这一时期的央地军事权力格局并非“内外皆轻”所能概括 “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国联外交

陈海懿 摘  要：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援引《国联盟约》第15条，实施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合并解决方针，是对日“一边抵抗，一边交涉”政策之表征历经国联理事会、国联大会、十九人特别委员会等审议，国民政府未能实现两次事变合并解决设想，而日本通过外交行动拖延国联审议，将国联变成转移国际视线的外交平台。

国民政府片面依赖第三方制衡策略开展国联外交，寄希望于国联遏制日本侵略的目标最终落空，折射出国民政府外交的固有缺陷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对公司制度变迁的影响 张乃和 摘  要：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只是政治革命，也是经济社会革命。

革命确立的议会主权原则逐步落实，使公司制度发生结构性变迁：公司从“国王之子”转变为“国家之子”；公司财产权由国王颁发特许状确认，转变为由议会立法确定；公司股份从受限制转向允许资本平等准入；公司法人外部主体性日益增强，并在空间层面不断扩张。

革命后的英国公司不仅是整合国内资本力量的重要平台，而且成为新兴资产阶级控制国内外市场、巩固统治、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的重要工具 ·讨论与评议· 蔡锷《军事计画》问题三议 曾业英 摘  要： 21世纪初，有学者提出刘达武1943年披露的所谓蔡锷《军事计画》，是刘氏“篡自于蒋方震《军事常识》”的伪作，虽然论证中存在若干瑕疵，但并不影响其总体结论的成立。

一战爆发后，蔡锷为应对虎视眈眈的日本军国主义，确实撰有并上呈袁世凯一个《军事计划》，但并不是刘达武所披露的那一个，自应将此《军事计画》撤出蔡锷文集蒋方震撰著的《军事常识》，既不存在“掠人之美”的问题，又含有蔡锷的军事思想，故而可将其作为副录，置于蔡锷文集中。

蔡锷的《军事计划》则应以“存目”（散佚）方式，置于其文集的1914年10月，以示对蒋方震、蔡锷负责，对历史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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