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论文集管仲与梭伦政治改革的比较分析 唐英、社会发展学院02110123[摘要]管仲与梭伦，一个是先秦时期辅佐齐桓公统一国家的项羽，一个

 

中国古代史论文集管仲与梭伦政治改革的比较分析 唐英、社会发展学院

02110123[摘要]管仲与梭伦，一个是先秦时期辅佐齐桓公统一国家的项羽，一个是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执政官，他们所推行的政治改革在古代中西方历史上相互映照，推动了两国历史的进步他们的改革与实践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本文从社会背景、改革内容、历史价值三个方面，简要论述了他们政治改革的比较[关键词] 管仲；梭伦；民主；君主制管仲是齐国的宰相，梭伦是国君他们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在各自的国家进行了至今意义深远的改革，使各自的国家日益强大。

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各国的发展既有相似之处，又各有特色从管仲和梭伦的改革入手，分析比较他们的政治改革，对当今社会的发展大有裨益一众所周知，管仲所处的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分裂、大变革的时期自周平王东迁以来，王室衰落，政权落入他人之手，诸侯强盛，诸侯国相互征伐，战乱频发，英雄辈出。

西周初年，姜太公被封为齐公齐国多年来是东方大国，濒临大海，鱼盐资源丰富，全国矿山众多，矿产资源充足然而在齐桓公即位前夕，齐国在与其他诸侯国的争霸中处于劣势随着周天子地位的衰落，诸侯国的地位也随之动摇具体来说，到了齐桓公，他得以在高、虢两族的支持下执政，齐王成为名义上的最高权力者和统治者。

中央政府的主要官员，如大臣刑、大司天、大司马、大司吏之职，主要由贵族和官吏担任，负责处理国家大事当时齐国的贵族有“高（文公的后代）、虢、崔、卿、栾、高（惠公的后代）、陈、鲍等”，“恃其大势，世代把持国家大事，上统诸王，下统臣民”。

[1]垄断政权的贵族和官吏，依靠宗法血缘关系，世代占据高位，甚至影响君主的废立，对君主权力的加强构成威胁管仲，字夷吾，字仲，与召虎辅佐太子纠，太子纠兵败而死管仲经好友鲍叔牙推荐给齐桓公，做了齐国相国，人称“仲父”。

管仲是姬氏后裔，与周天子同姓，父亲是齐国大夫，后来家道中落管仲曾经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了解百姓的想法和诉求，又辅佐过国君的儿子，所以对上层统治阶级的弊端有一定的了解，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总体走向也有自己的想法。

正是基于这些因素，后来他的许多改革，为春秋战国各国的改革开创了先例梭伦改革前的雅典城邦是贵族政治体制雅典国家初具雏形，在新成立的国家中，贵族院是最高权力机构，掌握着对国家事务的最高审判权、监督权和决策权。

执政官和公民大会均由贵族院控制和主导贵族院“负责维护法律，管理大多数和最重要的国家事务”，其成员必须来自拥有贵族血统的家族九位执政官虽然名义上是最高统治机构，但这九人必须来自贵族，接受贵族院的推荐和判断。

名义上拥有巨大权力的公民大会名存实亡，其会议议程必须由贵族院安排，而公民大会实际上受贵族院控制绝大多数平民由于家族偏见和财产限制，无法参与国家事务的决策，因此他们也在此形势下，下层平民与工商奴隶主结成联盟，与贵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平民与贵族形成了对立：“多数人被少数人奴役，人民奋起反抗贵族，党派斗争十分激烈，各方长期保持对峙状态。

”[2]随着斗争的加剧，公元前632年的塞洛尼亚人暴动在雅典建立了暴政，但由于没有群众基础，很快被贵族镇压公元前621年，贵族被迫颁布德拉古法典，但这部法典并没有满足平民的诉求，因此斗争更加尖锐在内部矛盾如此激化的同时，雅典还面临着科林斯、麦加拉等城邦的威胁，雅典还失去了萨拉米斯岛。

此时，雅典城邦急需一位调解人，而梭伦则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普鲁塔克曾指出：“雅典人中最聪明的人都把目光锁定在梭伦身上他们认为他是唯一一个与当时的罪行牵扯最少的人”[3]梭伦出生于雅典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

他年轻时游历多地，在修身养性的同时，也考察社会风俗他了解下层民众的生活和处境，于是在城邦最危险的时候，以“仲裁人”、“调停人”、“调解人”的身份出现这也造就了他改革的作风和温和的思想，既不迁就贵族，也不偏袒平民。

由此可见，虽然梭伦与管仲处在不同时期，但他们在改革过程中都面临着贵族的强大势力与阻挠，下层平民受到上层贵族的压迫当然，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由于两人所继承的历史传统不同，这也使得他们政治改革的任务也有所不同。

管仲处在奴隶社会，他要解决的是统治与生存；而梭伦处在相对民主的社会，他最想解决的是摆脱国内的政治危机他们的改革恰恰符合各自的历史传统发展趋势二要统领诸侯，就必须改善内政，发展国力因此，管仲出任相国之后，对齐国的国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管仲看来，“天下不忧无臣，忧无君主统领”（《管子·穆民》），所以国之根本在于君主君主有了绝对的权威，国之根本也就有了因此，他的政治改革走的是建立君主制的道路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直接服从君主的专制制度就诞生了。

在地方上，实行了“三国五州”的措施管仲把君主直辖的国家分为国土和乡土两部分，然后对京城和乡土分别进行不同的管理 关于“三州”，“州分二十一乡：工商六乡，士（农）十五乡，公卿五乡，国子五乡，高士五乡三州分三官，大臣分三督，工部分三部，市分三乡，泽分三禹，山分三衡”（《国语·齐语》）；关于“五郡”，“五户分一轨，轨有头领；六轨分一邑，邑有吏；十邑分兵，兵有头领；十兵分一乡，乡有士；三乡为部，部有头领；五头一大官”（《管子·立政》）。

无论是城里的乡长，还是乡里的五卿、官吏，都直接对君主负责，每年正月都要上报治理情况，听取君主的旨意，君主根据他们的政绩决定他们的升迁与降职在中央设立各种官职，这些官吏协助君主处理国家大事，但他们没有决策权，一切决定权都取决于君主。

为了维护君主专制，管仲设计了“法治”制度，把“生死、富贵、贫贱（《史记·关公列传》）”六大权力牢牢地放在君主手中 他明确了君、臣、民、法律的关系：“君制定法，臣守法，民受法”（《管子任法》）在管仲的法制中，君主掌握立法权，大臣执法，百姓只能盲目遵从法律。

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管仲还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为此，他制定了一系列选拔官员的标准和措施，在制度上表现为“三选制”首先，各乡向国家推荐有才有德之人；然后，有关部门对各乡推荐的人选进行一段时间的试用，选出优秀之人推荐给君主；最后，由君主亲自审查使用，合格者任用。

另一方面，梭伦的改革则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建立民主国家制度是他改革的第一个重要内容为此，他重新界定了国家的政治机构首先，他规定雅典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公民大会为了防止贵族院操纵公民大会，他设立了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即由400人组成的理事会，负责提出法案。

其次，他规定九位执政官是最高行政机构，负责日常行政事务第三，他规定陪审团是最高司法机构，处理法官提起的任何案件第四，他规定贵族​​院是最高监察机构，负责监督法律的实施和执行在重新界定的政治机构中，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和监察权是分开的。

在他的法治体系中，雅典贵族与平民、富人和穷人共同享有立法权，这意味着一切国家事务都由公民大会讨论，尽管贵族大会仍是“国家的总监督者和维护法律的机构”[4]为了解决雅典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梭伦从经济入手，重新调整了各阶级在国家权力中的地位。

他把雅典自由公民按财产多寡分为四等：五百柱阶级、骑士、二牛阶级、太阳阶级，并根据阶级确定他们所担任的官职财政人员由第一等级公民担任；执政官等九个高级官职由第一、第二等级公民担任；四百人议事会的代表则由原第二等级公民担任。

第一、第二、第三等公民服务；第四等公民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律德拉古时期，梭伦对抽签选举法进行了改革，“梭伦规定，担任国家职务的候选人，应先在各部落投票后，再从这些候选人中抽签选出候选人”[5]虽然第一道程序可能受到贵族的影响，但候选人还是要经过第二道抽签程序，因此具有一定的优势。

毫无疑问，由于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和所依赖的社会载体，管仲和梭伦的改革必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个是“法在君主”，一个是“主权在民”，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当然，他们在改革中，都重视法治的重要性，限制贵族的权力两位不同时代、不同空间的伟大政治家在这两点上是一致的。

三梭伦与管仲所进行的改革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民主建构，后者是君主建构正是因为这种性质上的差异，才使得他们的改革更能体现出两种不同的历史价值观，并深深影响了西方和东方的政治发展管仲的改革人为地强化了人们心理、生活、生产中的宗法等级意识，为君主专制铺平了道路。

他的政治改革思想为建立“尊王攘夷”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保证齐国在诸侯争霸中处于领先地位以及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平息中原诸侯纷争、维护中国的统一、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共同抵御外来侵略，无疑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管仲改革中所体现的君主专制精神和人治精神，不仅影响了先秦齐国人以及其他各国人民观念的发展方向，而且对进入封建社会的中国政治发展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甚至对后来的中国政治发展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此后的改革者们似乎也没有完全脱离这种改革模式，往往继续强化君主的权威和权力，中国几千年来盛行的封建君主制，可以追溯到管仲的改革。

与管仲不同，梭伦改革规定一切制度只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必须按照法律赋予的权力行使职权，使国家难以走向专制独裁他政治改革的内容是民主的，希望建立一套科学的国家制度和让民众广泛参与的政治制度不仅如此，他还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

正如梭伦在就任前誓言要为雅典人制定一部“武力与正义相结合”的法律[6]一样，梭伦改革体现了法律至上、法治的不言而喻的精神这次改革不仅为雅典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也为近代资本主义的民主法治建设提供了许多启示。

四比较管仲与梭伦的政治改革，并不是要说谁更好或更坏两者改革的差异是社会载体、社会环境、地理环境、阶级力量对比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比较的目的是让我们从他们的改革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并运用到今天的政治生活中。

管仲、梭伦，他们的政治改革，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对我们都有着重要的启示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旧唐书》）他们的改革，值得我们借鉴[参考][1]童树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1页。

[2][5]亚里士多德，《雅典政体》，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部分；第7章[3][4] （希腊文）普鲁塔克，《普鲁塔克选集》，吴子瑾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4月，第14节；第16、19节[6]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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