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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学、历史学和民族史人类学和历史学之间曾有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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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学、历史学和民族史人类学和历史学之间曾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至少到20世纪中叶仍如此但实际上，这两个学科在理论、方法论，或研究的主题上并非各自截然独立人类学家伊文斯—普里查德关注文化变迁和历史，克娄伯则描述濡化与文化变迁的过程；而年鉴学派的历史学者对制度和社会的兴趣，比他们的同时代同行——那些热衷于政治事件或传记描写的史学家，其撰写更接近人类学。

现在，“人类学转向”成了新叙述史的形式之一其主要特点是促使历史研究关注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事项这是指历史研究从传统上关注特定政治人物的思想和行动之政治史，转而关心那些普通人的态度与信仰托马斯写《宗教与巫术的消亡》就是用人类学理论与例证进行比较，以说明人们对巫术的信念是怎样丧失的。

近年来，中国的学者，例如明清史的学者下移至民国史料爬梳乃至参与当代的田野工作以寻求新的见解的根据；而人类学家则反观古史以寻求思维与制度的古今关联性与变异性伊文斯—普里查德在四十年前就同意“人类学须在历史学或什么都不是之间做出选择”，以及民族史家也赞同“历史学也须在社会人类学或一无是处之间做出选择”，这是说他们共同预估了两个学科的必然走向。

在谈到历史学和人类学之时，不能避开民族史的含义在北美，民族史的方法是应用记录追述印第安诸部落的历史，记录包括诸印第安族群的调查材料和因印第安人土地权问题遗留的大量法庭资料，但上述记录多是有文化的非土著人留下的。

这样，民族史被认为是“通常是为人类学家所研究的族群的历史”，其传统做法是描述他们：编年叙事史、单独或特殊的事件，而时常是关于土著和欧洲人的关系然而，外来人重建“没有书写历史的族群的历史”是不完整的，“必须从根本上考虑所研究族群对事件的自身见解，以及他们对过去历史的文化建构方式”。

民族史的问题还在于其名称例如北美印第安人的历史—民族史研究如果换在多民族的非洲难以这样冠名口述史家万森纳（Jan Vansina）认为，“研究未开化社会的历史与文明社会的往昔并无不同”，因此，“没有必要为此创造一个特别的术语，如民族史。

”实际上英文民族史一词的前缀ethno-来源于希腊语ethnos，今天的含义是包括那些组成或并不组成民族的特定的人群这样推说，民族史可以指任何一个民族或族群的历史；但实际上经常只是部落的民族史、少数民族的民族史，而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主体民族却几乎不提民族史。

为此，已有人批评保留民族史一词会被一些族群看成一种“不公正的歧视”由民族史的术语及其实际研究的传统引出的问题仍然涉及上述人类学和民族史、历史学的关系与内涵，直到ethnos一词的传统界限消除为止因此，我们再谈到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以及它们之间的沟通时，“历史的人类学”和“人类学的历史”的说法与内涵会被多数人所认同。

二、意义的历史（significant history）人类的历史遗产（historical legacy）由其成员，家族的、亲友的、社区的、族群的，以其口传的、记录的、文献的传递下去，当世的人因受其影响而从他们的往昔寻找定位，获得该族群所期许的行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然而，他们的关于往昔历史的认知并不是一个“客观的”过去，而是一种对他们的生活深具意义的历史苏珊·娜詹（Suzanne Najam）讨论了英国笛郡矿工在1984—1985年罢工中扮演的角色由于矿工们居住在一个长久以来对激进活动始终负有义务感的地区，直至今日他们在主观上仍然可以在身份认同，以及对事件意义的构筑上，汲取到激进主义的影响，并将这一信念化为实践，进行持续的抵抗。

她采访的一位矿工说：“我的意思是，1926年的情形也是这样的要到许多年后，你才能看出当时所发生的关系、意义，才能完全了解罢工的影响也许到离现在五年、十年、或十五年后，当你回顾 1984—1985年的罢工，还有它对英国社会所造成的冲击时，你才会知道它的意义。

而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不会知道的但是我认为，等他们年老，他们将坐在儿孙辈间，然后说‘我记得1984到1985年……’你知道我的意思而且在他们的话里有骄傲，有尊严，你可以感觉得到，他们或许不会说出来，但你可以感觉得到。

”作者援引的众多矿工的话语，是为了表明一种被认同了的历史遗产是如何潜移默化地被传递下去，然而“这种历史遗产与所谓的‘历史感’不同，后者是一种不具焦点的理解，对于接收者而言也不具暗示；而前者即包含了理解世界的内在方法。

在这层意义上，历史遗产是赠与后代的，是一份传达责任感和义务感的礼物后代可以从这种历史遗产中汲取什么，系取决于他们想从其中得到或需求什么，以及他们所认知的义务感它像是已经浓缩封装的历史感，提供这个社群对世界的独特诠释。

”“这种历史诠释被视为‘意义的历史’（significant history）它是一种超越时间但具有关键认知的历史，他可以在不同时空下被动员，且对‘情境的历史’的演出具有重大影响当行动者试图理解他们的生命意义时，它提供了意义框架并充当行动的‘文化演出剧目’。

借由它在时空中的动员，历史遗产乃得以永存于社群之中这代表着历史遗产的运用有助于意义历史的繁衍，并可透过各种持续性的关系，予以扩充和增强”然而，意义的历史的繁衍取决于两个要素：1．意义的历史的实质内容必须借由它与人们的生活实况的契合度，来与行动者保持持续性的关联。

2．必须有合宜的客观条件，这种历史遗产才得以延续三、人类学看历史：文化的镜头对历史学家发现的大量珍贵文献资料和考证，人类学家的兴趣是他们对过去的陈述和说明人类学家可以同时是历史学家，但历史人类学不是简单地重复历史学家的考证过程并依次连接人类学的写作。

当历史学家提供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以及提供其在社会机制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的答案时，人类学家则是透过文化的镜头阅读他们的报告，并在头脑中提出（在田野工作时）引起该答案的一系列问题一个涉及过去的群体社会首先不是将其看做是一个因果关系的链环，而是以某种方式造就的一个动态系统。

人类学家对被说明过了的证据再加以思考，那是由概括的和比较的知识导引出的，而最终归结到这个动态系统和人类学的理论架构中去对那些没有文字编年史的族群来说，通过田野工作思考和体会他们的口头传统是非常重要的口述史学家关注的问题可能是“究竟是什么重构的过去”？或者是“什么是历史的真实和虚假的记忆——个人和集体的记忆怎样一致，以至什么是合理的解释过程”？然而口述人类学具有十分不同的意义。

“历史的叙述有时是当代话语的一部分，其处理的则是现代的关系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和与陈述者居住世界有关的不同主张转换成历史的语言，陈述者由此获得一种新的力量”人类学发现的事实是：历史无可挽回，但历史的陈述不会被垄断。

例如，一个社区的当代政治通常以历史的外观出现，在田野工作中听到的很多陈述和问题都或多或少地导源于遥远的过去人类学家一贯的动机是从那些书面的口传的陈述（包括那些远离重大事件的凌乱、分散、模糊甚至矛盾的陈述）中寻求人类的生活方式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信息。

四、整体性研究的目的这样，首先要了解人类学探索哪些不同的领域，然后可以明了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不同以及两个学科的最终的互补性人类学探索宇宙论的领域实际上，世界是一个人类想象中的世界和一个系列象征符号的丛集，然而它是可以被分享的。

但人类学寻求文化的意义和模式背离语言的思维，即模式不会轻易得自田野报道人的陈述和说明人类学是从某些重要的象征中直接阅读和体会意义的信息宇宙论秩序的意义不是由简单的感知，而是由体悟和直觉探索文化的象征符号丛集与模式来自于人类学的“客位的”方法，来自该学科比较的与综合的知识，是超乎田野报道人的一般语义上的归纳。

人类学也探索“真实世界的事物”中实际运作的秩序例如宗教现象所定位的领域即是一种由变化很慢的符号组成的整合系统我们从群体的概念入手，因其参与共同的仪式而体现社会性，而人类学则是试图发现他们怎样以不同的方式组织和组合，实际上这种“客位的”组合类型诠释，在某种意义上仍独立于地方人民的观点。

人类学还探索话语（discourse）和互动（interaction）的领域行动者个人的意图导致了有意义的行为，而且他会被同样的行动者所理解话语的领域由语言的思维和言语支配着，它的结构是有意识的心智的结构。

同时在进行的是不停的互动根据田野报道人“主位的”解释，人类学家可以研究人类是如何解决他们的宇宙观和日常生活诸问题的，并依次构建他们的文化、历史与命运人类学就是这样总是把宇宙秩序、日常秩序和人类每个个体纳入整体性的研究之中。

因此，人类学对待历史应集中形成宇宙论秩序的表象，以图重构一般这就表明了人类学家阅读历史著作和观察田野生活同历史学家在目的性上的差别五、变迁的关注点人类学家始终关注变迁的主题，时空的变迁包含了历史的线索但变迁的因果关系不是我们特别注意的，文化变迁的速度等也不能用简单的因果关系的模式描述。

而更重要的是社会怎样转变和在什么方向上转变运动是文化的特征“起作用的方式和接受规范生活的社会惯例的方式通常有较深的意义，因为它们仅仅由于存在便包含了否定在内的多种替换从文化上说，世界不仅仅简单的是我们直接经历的世界，而是构成存在的‘一种方式’，是从许多有用的替换中选择出来的。

”因此，一个文化传统包含许多的“形态”，它们各具预定性运动也是社会的特征社会不仅在生态适应的过程中调整自己，也因技术改革而变化，还有，社会也必定有因文化传统的内在动力而引起的调整例如对所谓“现代化”过程的观察就是一个例子。

和现代性的简单期望不同，世界并没有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变得一致，仍有一些和现代性预设不符的特征并存着当我们看到历史的证据、结果和编年顺序之时，常常发现结果只与意图有很不清楚的关系实际上，行动的结果可能对于构拟的计划只有微小的类同之处，为此，人类学观察行动的过程及其特性，他们丰富的民族志知识、经验和理论刚好能对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的地点和特定的文献做结构的、复合的解释。

“在变动时期，文化认同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切题……对历史文献和‘民族志文本’的批判性阅读能够表明在历史叙述中的前后矛盾，揭示在文化认同生成过程中所包含的和排斥的力量”实际上，我们的意图是弄清历史资料的人类学意义，提供变迁的方向和轨迹。

正是文化与社会的运动性带来了人类学看待历史和变迁的既是传统的、又是专有的观察根据上述理论与原则的解说，我们提供以下历史人类学的两个研究个案，以供思考：一、萧凤霞在一篇名为《妇女何在？——抗婚和华南地域文化的再思考》的文章中对珠江三角洲的“不落家”婚俗做了探讨。

在这以前，研究者对“不落家”婚俗的解释主要考虑的是经济因素他们认为，19世纪当地缫丝工业兴旺发展、妇女取得一定经济地位时，妇女利用“不落家”与“自梳女”的风俗反抗传统婚姻她们往往得到娘家的支持，因为娘家可以从她们的收入中获益。

当时，人类学家们认识到，虽然在男权社会中妇女受到压迫，但她们也不懈地进行反抗，因此，人类学研究十分关注底层的声音“不落家”婚俗便在这些人类学家的笔下成为妇女反抗男权社会压迫的一种形式但是，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出发，萧凤霞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通过详细解读历史档案，萧凤霞发现，把“不落家”婚俗解释为妇女的“婚姻反抗”有违历史事实自清代中叶至民国，“不落家”婚俗得到当地社区的广泛支持，是一种十分荣耀的行为在当地，尤其是上层家庭中广为流行因此，用缫丝工业等经济因素来解释“不落家”的现象显然是行不通的。

接着，她又通过追溯“不落家”婚俗在南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分布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垦殖史，将“不落家”婚俗置于当地居民分化融合以及国家权力切入当地社会的大背景之中她提出，那些声称来自中原的家族很有可能本是当地原住民，在获得经济地位之后，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文化资源，来与国家权力相认同，并且排斥可能存在的竞争者。

“不落家”婚俗便成为这样一种文化策略，为这些当地精英以及后来的缫丝女工所利用以人类学的文化透镜对史料加以选择、分析与解读是非常重要的通过精读县志中的烈女传，作者发现，“不落家”婚俗不仅曾经普遍存在，而且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此外，作者还使用一些常被传统历史学者忽略的史料，如札记、传记、民间抄本等，再与田野志相结合，从中寻找蛛丝马迹作者认为，过去的官方历史常常忽略那些无权无势、无法参与公众生活的人而通过利用“非常规”史料，与田野工作相结合，可以发现非正式的社会经验中的许多细节。

该研究的另一特点在于其历史人类学对地方社会人们尤其是妇女的主观能动性的认识早期对“不落家”婚俗的研究仅只考虑经济因素，却没有考虑这一风俗的历史脉络以及它的社会象征意义萧凤霞的研究表明，对“不落家”婚俗必须从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以及国家权力进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来分析。

在该过程观察中，当地居民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使用各种文化资源，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妇女并不像过去人们认为的那么孤立无援“不落家”婚俗表明，女性在婚制方面拥有不少可操纵的空间，在地方文化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对南中国的一系列研究中，萧凤霞及其合作者们采用历史人类学方法，对地方社会的族群变化、文化变迁以及阶层分化等方面的研究独辟蹊径评论认为，她们的工作突破了旧的范式，并与当代社会理论相呼应，从而使传统中国学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

二、美国人类学家明茨（Sidney Mintz）的《甜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是历史人类学著名代表作之一此书基于田野调查、历史考证，在接受“世界体系”理论的前提下，对有关工业革命的传统的、被广泛接受的理论提出质疑。

以往关于工业革命的论述，无不以欧洲历史为背景，无不以英国为中心而明茨认为，工业革命的雏形在学者公认的英国工业革命一百年以前就已经在加勒比海地区出现，同时对欧洲工业社会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一新奇大胆的论点有三个根据：。

第一，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沦为殖民地之后，纷纷成为欧洲短缺物资原料的生产加工基地加勒比海地区沦为殖民地之后，基于甘蔗园的制糖业一开始就是农业生产与工业作坊的集合，而作坊又逐步演变为工厂，劳工有严格的时间概念，细致的分工，早班晚班的轮换，技术工人与普通工人、糖厂工人与甘蔗园工人的区别。

从生产关系上看，明茨认为这里的蔗糖业与后来英国工业革命的先锋——纺织业有许多雷同之处两者之间较大区别是前者起先严重依赖从非洲运来的奴隶，而后者是由破产农民组成的契约工人和有身份的自由的劳工第二，无论工业革命起源于何处，它都不仅仅只是一场技术和生产方式的革命，而且是一场生活方式的革命。

这一革命在饮食习惯的变化中最为明显在加勒比海蔗糖业尚未兴起之前，糖在欧洲一直是奢侈品，无论食用还是其他用途（如用糖制作宗教性装饰物），一个人能有实用糖制品是一种高贵身份的象征甘蔗园主在加勒比海的开发和糖的大批生产使这原来稀有、昂贵、短缺的资源成为大众食品，连同来自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食品（如咖啡、可可、茶叶、热带佐料），糖制品很快成为明茨所称的“廉价刺激食品”——一种英国工人和普通人的必需品，以及工业社会食品链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与内容。

第三，加勒比海蔗糖业的基础是“三角贸易”，一边是买卖奴隶运至甘蔗园，一边是糖制品被输送到欧洲，一边是武器和资本流入殖民地，从而使加勒比海成为欧洲殖民体系（世界体系）中的重要成分、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形成与发展要素之一。

所以，从宏观层次上要了解欧洲的工业革命就必须了解欧洲的殖民史从微观层次上要搞清英国工业革命之发端与进程就必要知道加勒比海的蔗糖工业历史明茨对糖的生产和利用在欧洲近代史的地位之研究有如下几个人类学特点我们首先应该看到，他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特定的形态。

人类学者对这类问题向来关注深切他们的研究涉及了采集狩猎、刀耕火种、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还有现在时髦称为的“信息社会”殖民地时期的加勒比海甘蔗园和糖厂显然是农业和工业的结合、土地和工厂的结合。

这种结合的历史背景并非源于该地区内部的、原有的生产方式之变革，而是发端于建立在殖民制度之中三角贸易、强权政治、欧洲霸权以及生产方式的改变再者，明茨发挥了人类学多视角、跨文化、质疑欧洲中心论、维护弱势群体之传统，从一种食品的多重历史关联和层面考察一个至今还是不发达地区对发达社会及世界的历史贡献。

他的分析建立在对蔗糖业的深入田野调查，对甘蔗生产工序的了解，以及对加勒比海地区文化的熟悉的基础之上由于制糖业和甘蔗园在这一地区至今是其经济主干及许多普通人的收入来源，明茨对当地人、当地社会及文化的关注也就延伸到他们的生产、生活及其历史。

关于明茨对工业革命大胆立论的讨论由来已久，大多数结论属欧洲中心论观点，久而久之，好像没有什么异议、不再需要提出新观点明茨的著作恰恰提醒我们不要认为那些曾被接受的理论一定就是正确的倘若换一个角度或他种关注，我们可能会找到与众不同的而又有根据的解释。

（原载于《中国都市人类学通讯》，2000年第3期收入庄孔韶著《行旅悟道:人类学的思路与表现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转自 历史人类学 公众号【人类学与民族学之夏专辑】【学者专题-庄孔韶】 期  数：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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