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重用意之下，美国不但成为全球接受国际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而且是接收留学生移民最多的国家。

 

▲梁茂信摘    要：冷战初期，美国出于宣传其文化与价值观的需要，启动了包含国际留学生教育的交流计划70年代以降，美国政府在保持这一战略方针的基础上，将国际留学生教育视为一种可以出口的商业服务大批留学生的到来不仅缓解了美国中小学和高等教育中的生源不足问题，而且还在50年代初被视为美国吸引外来科技人才的重要目标。

在多重用意之下，美国不但成为全球接受国际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而且是接收留学生移民最多的国家然而，国际留学生的到来引起了美国政治和教育精英的关切，认为国际留学生对本土学生的深造产生了排挤效应，他们就业后又引起了美国科技劳工收入的下降，并从多方位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同时，国际留学生移民美国后引发的“人才流失”问题也成为国际学界讨论的焦点这表明美国的国际留学生教育背后，深藏着诸多值得深思和研究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关键词：美国;教育交流;国际留学生;国际竞争;人才吸引;国家安全

作者简介：梁茂信，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美国研究所教授，吉林，长春，130024;任慈，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助理教授，福建，厦门，361005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23,(09),83-100。

基金：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重大专项基金资助课题之阶段性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接纳的国际留学生与日俱增，从1954年的3.42万人增至1979年的近29万人1此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赴美国际留学生规模空前扩张。

2000年之后，尽管受到“9·11事件”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赴美国际留学生规模一度回落，但在2010年后再度扩张，从2000年的50万人增至2010年的70万人，到2017年又跃至120万人的新高。

2在此背景下，美国学界的研究硕果日现，但多数属于非历史学研究，涉及国际留学生的校园文化适应3、跨国流动4、科技产出5,以及美国高等教育的有效性等问题6在鲜见的历史学成果中，虽然对当代问题有所涉猎，但相关论述却被淹没在通史性叙事中。

个别论述美国国际留学生全球化趋势的成果，也未能系统论述该问题与美国高校人才培养、人才吸引政策及相关社会问题的逻辑关联7在国内学界，非历史学科成果丰硕，但以原始文献为基础、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成果寥寥无几8因此，本文将从美国公共外交和国内社会发展的双重视域出发，揭示国际留学生对美国社会的正负面影响、美国各界的忧思与讨论，为深刻认识当代美国的国际留学生问题提供参考。

一 从“交流”到国际人才竞争的转变在美国官方文献中，“交流”的英文词是“exchange”或“interchange”,前者表示向交流对象表达并交换思想和实践方法，含有“对外阐述”的广义宣示；后者表示与特定对象间的“相互交换与表达”之意。

官方交流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始于美国的建国初期开国元勋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就被认为是美国的“文化大使与外交官”此后，包含文化交流的外交活动在美国历史上从未停止过，但具有美国公共外交寓意的教育交流则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

1936—1939年，除美国国务院与拉美国家举行了几次旨在促进双边福利和安全的会议外，国会还颁布了几项意在加强美国与拉美国家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法律，其中规定的各项交流活动一直持续到二战后9 冷战爆发后，美国政府认为，由于“人类世界危机”降临，美国作为西方世界的领袖，被赋予了更多的国际责任；相应地，“美国高校有一种更大的、在新兴世界中传播思想的责任”:一方面，要“帮助我们的公民以及其他民族的人民摈弃地方的、狭隘的思维方式，转向国际思想”;另一方面，要“向其他民族展示我们生活方式的品质”,宣传美国的价值观。

10 为此，国会颁布了影响深远的《1948年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授权政府在教育、艺术和科技领域，采取“紧急的、直截了当的、富有活力的措施”,以确保在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争夺人心的“心理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11为提升教育交流在外交中的地位，美国先后颁布了《1956年访问学者交流与移民地位法》等法案其中，最重要的是《1961年双边教育与文化交流法》,主旨是“通过向外国展示文化利益、发展和美国人民取得成就，以及美国的经济与社会制度，加强美国与他国的联系……推进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业已存在的友好的、富有同情心的和平关系”。

该法案授权相关部门尤其是教育机构向各国散发与美国相关的各种信息，建设宣传美国文化的学校、图书馆和各类社区中心，派遣或接受留学生12上述立法把吸收外国学生的国际教育交流政策，转化为推进美国“外交政策与国家利益的工具”。

13从此以后，宣传美国价值观成为美国国际留学生教育中奉行的一以贯之的战略目标，相关话语频繁出现在美国的官方表态中例如，1979年中美建交后，面对纷至沓来的中国留学生，美国一些官员乐观地认为，美国高校不仅要向中国留学生提供最好的专业教育，而且“要让中国学生吸收我们的价值观，使他们变成更像我们一样的人”。

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就成为下一代科学技术精英的领导人和推动积极变化的力量”142001年，乔治·布什总统指出：“不同国家的个人形成的关系，作为国际教育和交流的一部分，可以促成培育各国间具有活力的、互惠性伙伴关系的良好愿望。

”15 2006年，美国国务院、教育部和国土安全部联合举办了“美国国际教育大学校长峰会”,120个国家的代表和美国50个州的大学校长与会交流，目标是“促进全世界对美国和我们核心价值观的深刻理解”2007年6月，美国主管文化交流的副国务卿法雷尔(Thomas A.Farrell)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国务院正在积极推进美国高等教育的全球化，确保美国成为国际留学生和研究者首选的国家。

他们的到来不仅丰富了美国大学的校园文化，促进了各领域的合作，而且“让国际留学生直接掌握……我们的价值观知识，让我国各地社区与未来的世界领导人之间确立终生联系”16正当美国各界不断强调留学生教育的输出美国价值观使命时，留学生教育作为可以出口的商业服务价值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国际学界围绕数万名科技人才和国际留学生定居美国而造成国际“人才流失”问题展开争论的时候，一些学者就使用了教育“出口”概念，认为它是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一种没有回报的出口”171968年，具有官方背景的美国国际教育研究院出版了题为《出口技术教育：一项调查与对有美国研究生学历的外国专业人士的个案研究》报告，目的是反击“人才流失”的国际争论中对美国的指责，认为国际留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了美国高校的教育理念、课程设计及学术思想等远超商品价值的智识、技术与文化。

18到70年代，随着美国陷入经济萧条与长期滞涨的泥潭，越战时期美国政府制定的男性研究生缓期服役的政策被终结，许多男性学生对攻读研究生学位作为逃避兵役的方法失去兴趣，导致美国高校本土博士研究生的生源减少19

在欧洲发达国家和日本对美商品贸易呈现连年盈余的背景下，美国高校亟需拓宽生源来增加学费收入时，《纽约时报》用“教育出口”概念形象地评价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欧佩克)赴美留美学生人数激增的情况，其中写道：“他们(按：中东欧佩克国家留学生)把美国的教育视为可以出口的商品。

他们来购买教育，然后带回去”20 由于彼时美元贬值，石油价格暴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收入陡增，中东欧佩克国家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数量从1975的4.48万跃至1979年的10.03万，在美国国际留学生中的占比也从19%升至35%

21,高居180个国家赴美留学生人数之首，也是中东地区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人数的巅峰时代20到80年代，随着中美建交和国际格局的剧变，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和东欧赴美留学生与日俱增，美国留学生教育出口的全球市场格局也随之形成。

国际留学生作为域外学生，不仅要缴纳比美国本土学生更高的学费和各项管理费，而且他们通过日常消费、购买图书和学习用品、租赁房屋、购买作为代步的汽车及其维修服务以及闲暇间在当地旅游等方式，赋予了美国国际留学生教育从未有过的商业价值。

随着赴美国际留学生人数的增长，美国高校及其所在城市的经济收入也同步增长据统计，2006—2007学年在美国读书的58.2万名国际留学生的消费支出达145亿美元，成为“美国服务业中出口最多的第五个行业”22

自2008年起，虽然金融危机影响了美国本土的生源，但国际留学生的不断增长使美国相关的经济收入逐年递增，从当年的230多亿美元增至2018年的410亿美元，创造的就业岗位也从2010年的30多万个增至2018年45.82万的新高。

23对于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来说，上述收入不过是“锦上添花”,可是对于美国部分高校却具有“雪中送炭”的功效“那些社会捐资不足的高校，特别是那些仅有地方声誉的地方公立大学或私立学校，国际留学生的学费在办学与倒闭之间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

例如，位于坦帕(Tampa)市的南佛罗里达州公立大学有1000余名中国留学生每名学生按照外州学生标准收费(年人均17 134美元),当年缴费总额超过1713.4万美元；如果禁止他们入学，取而代之的是州内学生每人缴纳6410美元的学费，该校每年至少会损失1000多万美元的收入。

24更重要的是，20世纪70年代作为美国国际留学生教育的转折点，具有更加深远的历史意义如果说此前的美国教育“交流”属于美苏之间的冷战意识形态竞争，那么之后便转向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商业和人才吸引政策的竞争。

从这个意义上看，1980年之后的40年间，世界各国间的人才竞争有着多重含义第一，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各国政府不惜巨资培养本国人才，美国的占比与地位均处于下降状态据统计，美国每年获得“科技工数”专业的学士学位人数，从1966年的18.43万增至2015年的65万，增长了3倍。

25但横向比较显示，美国的优势尽失2004年，从中国高校毕业的大学本科和3年大专学历的“科技工数”人才超过64万，而美国同类人才仅为22万262014年，全球各国授予的750万“科技工数”学士学位中，美国仅占10%,印度占25%,中国占22%,欧盟国家占10%。

27显然，若仅仅依靠本国人才的培养，美国已无法满足其保持在全球科技领先地位的需要第二，在吸引国际留学生方面，美国也受到其他国家强有力的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高新技术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力更加强劲，就业市场对技术人才的需求，促使各国在吸引技术移民的同时，倍加青睐国际留学生。

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在不遗余力地招引国际留学生在1998—2003年间，赴澳洲的国际留学生在全球的占比由12.7%上升到18.7%,新西兰的占比也从3.7%增至13.5%,瑞典从4.5%增加到8.0%。

28“9·11”事件后，当美国出于安全需要而严控国际留学生入境时，上述各国趁势而上同时，西班牙、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瑞士、荷兰、丹麦和中国等20多个国家也相继加入了招收国际留学生的行列在这种“群雄争霸”的格局下，美国在国际留学生教育领域长期独步天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激烈的竞争促使美国60%的大学加快了吸收外国留学生的步伐2007年的一次调查显示，33%的美国大学启动了新的国际合作计划，26%的大学增加了在全球招生的人员编制，44%的大学增加了开拓国际生源的经费预算。

29尽管如此，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发展中国家招收国际留学生之多，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2009—2019年，在孟加拉国求学的国际留学生增长了205%,尼日利亚增长了114%,越南和巴西分别增长了90%和83%30

第三，自20世纪90年代起，经合组织成员国相继加大了吸引高学历人才的力度，其共同举措是为学生毕业后进入就业市场提供便利，调整技术移民的入籍政策，确保技术劳动力的供给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31面对这种形势，美国“国际教育家协会”在2008年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改革我们的移民制度，以更好地满足21世纪大学研究和科学交流的要求……我们处在一个日益加剧的国际人才的竞争中，然而美国还没有为参与这场竞争做出严肃而有效的调整……因此，应该修改这些管理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交换协议的条例，以适应现代学术研究的特性。

”32 令美国人难以置信是，尽管2015年定居美国的外籍高学历人才超过1470万，超过了加拿大(440万)、英国(340万)、澳大利亚(300万)、德国(200万)和法国(180万)之和，但从科技人才的比例看，美国的数字并不高，具有大学本科学历以上的移民占美国外来移民总数的35%,这不仅低于加拿大(65%)和英国(49%)的占比，而且也低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

因此，近80%的美国人都支持吸引留学生移民，持同样态度的人占民主党人的83%和共和党人的73%33这就是说，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美国政府不会忽视国际留学生对美国综合国力特别是科技事业的战略价值和意义二 美国人才培养链中不可替代性的补充环节

尽管二战后美国已确立了完善的从中小学到大学本硕博多位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但从其层级结构看，几乎每个培养环节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结构性脱节，于是，国际留学生被视为美国人才培养链中不可替代性的重要补充环节例如，20世纪60年代以降，尽管国际留学生在美国高校学生总量中的比例最高不过5%,但他们每年在获得“科技工数”专业中的博士学位占比，从1966年的23%跃至2003年的42%。

34,2007年达到45%的高峰后略有下降，到2013年一直不低于40%35在博士后人员中，外国出生的学者比例更高，从1982年的38%上升到2002年的59%34这些数据的背后从另一个层面也表明，美国人才培养链中存在着严峻的社会危机。

究本溯源，自20世纪20年代起，由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主宰了美国的基础教育，中小学重人本轻基础训练的弊端引发了二战后美国的教育改革浪潮同时，各地高校为满足冷战时期美国对人才的需要，不断扩大招生规模并在60年代末完成了社会化的蜕变。

但是，在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嬉皮士运动、性解放和同性恋等张扬个性思潮的刺激下，中小学生普遍放松了主观上刻苦学习的态度与精神，因而到80年代，美国教育部在《国家的危机》报告中惊呼道：“我们的中学和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教育水平低于25年前或35年的平均水平。

”在70年代的19次国际考试中，美国学生从未获得过第一或第二名的成绩，而垫底的名次却有7次1963—1980年，美国大学的入学成绩“实质上处于连续性下降”的状态36在90年代，尽管各级政府多管齐下，加大了对中小学教育的改革力度与经费投入，但到21世纪初，能够解决具有挑战性难题的比例，在四年级学生中仅为三分之一，八年级中仅为20%,而两个年级能达到熟练水平的学生仅占三分之一。

在2003年举行的由40个国家的中学生参与的国际学生测试中，美国学生的成绩位列第24位中学生数理化专业差强人意的成绩直接影响了高校的生源规模与质量截至2007年，美国中学“科技工数”专业的学生比例仅为38%,但在法国却高达47%,中国是50%,新加坡是67%。

在如此尴尬的背景下，兰德公司在递交给美国国防部的报告中指出：“自苏联卫星上天后迄今为止的47年间，美国的科学和数学教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明显而迫切地改进”这种“广泛的制度性失败”,“预示着美国丧失了在全球科技发明和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

37由于许多学生丧失了对“科技工数”专业的学习兴趣和信心，结果造成大学相关专业的生源不足2008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位负责人在国会听证会上说，尽管从大学一年级到四年级，学生对“科技工数”专业的兴趣会逐渐增强，可是到三、四年级，这一比例最高不过28%。

38为解决上述问题，美国科学院成立了“21世纪全球经济繁荣委员会”它在横向比较了美国与国外科技发展趋势后“深感不安”:“当其他国家的实力不断增强时，对美国经济保持领导地位至为关键的科学领域却在萎缩”“只要世界各地都有伟大的心智和思想，美国的领导地位就不会持久。

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的突然丧失和重振这种领导地位……都令我们感到恐惧”为此，该委员会提出一系列改进建议：(1)在数学、物理、生命科学和工科专业设立每年2万美元、连续四年的奖学金，增加对教师资格培训的投入；每年保证1万名学生毕业时具有专业知识和教师职业证书。

(2)对全国中小学教师进行培训，每年受训人数不少于25万人(3)通过增加奖学金和减免学费办法，鼓励中学生学习“科技工数”专业并参加“大学预科班”的训练计划，确保到2010年之前受训学生人数达到150万(4)在2005—2010年间，联邦政府对中小学和大学“科技工数”专业的年度拨款按照10%的比例递增，在连续5年内设立5亿美元的增量基金(incremental fund),保证研究型大学能维持其实验设备的正常运行，为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每年设立50万美元的科研奖励基金。

(5)设立资助大型科学研究项目基金和总统科学奖励基金，对取得成就的青年科学家授予终身荣誉奖39上述建议也引起了部分国会议员的关注2008年6月，国会众议院“移民、公民资格、难民、边界安全和国际法分委员会”主席洛夫格伦(Zoe Lofgren)在国会听证会上开门见山地指出：“在科技工数领域，现有美国雇员中存在公认的高学历劳工供不应求的问题……美国主要的技术公司平均每家有470个高技术岗位虚位以待，而每家国防工业公司平均为1265个岗位，说明美国企业在招聘高学历人才上岗工作时遇到困难。

”40 更令美国人焦虑的是，生源和人才不足的问题已经影响到某些行业(如医院护理)的健康发展正如美国浸礼会卫生系统的一位负责人所言，整个得克萨斯州都面临着护士短缺问题他所在的中心，两年内护士短缺人数合计达370多人。

就全国而言，未来十年内的护士短缺问题还将加剧由于美国的培养能力有限，许多学校面临经费不足的困扰严重不足的师资力量、有限的教室数量和陈旧的基础设施，都是美国护士培养的瓶颈41为解决专业人才不足问题，美国国会在2013年颁布了《美国竞争力再授权法》,规定：(1)在充实中小学理工科教师队伍的同时，在各地高中选拔10万名优秀学生作为重点资助对象，以缓解高校生源不足问题。

(2)凡决心学习“科技工数”专业的中学生可长期享受联邦政府资助(3)未来10年内，政府将资助100万名“科技工数”专业的本科生(4)未来10年内，联邦政府将重点支持“科技工数”专业中的少数民族和女性学生。

(5)着力提升“科技工数”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的专业技能，为那些已获硕士学位的毕业生提供更加广泛的择业与深造机会虽然上述立法令人振奋，但其实践效果却差强人意据美国国会研究局的分析，尽管在2007—2017年间美国四年级和八年级学生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整体格局没有变化。

在2017学年的数学测试中，四年级达到“尖子水平”的学生仅为8%,熟练水平的比例为40%,32%的学生基本合格，不及格率达20%八年级学生中“尖子水平”的占比达10%,熟练水平者达34%,基本合格者占26%,不及格率达30%。

42美国“科技工数”专业教育陷入积重难返的窘境源于多种因素首先，各地中小学师资不足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据兰德公司调查，在1999年为八年级学生授课的教师中，68%的教师没有学士学历在2000年5～9年级的化学、地理、科普和物理任课教师中，93%的教师没有大学文凭或教师资格。

43此后的近十年间，这类问题仍然存在2009年，美国各地“普遍存在教师不足的问题”,“许多学校面临数学和科学专业招聘合格教师的困难”这种窘境并非源于每年毕业生不足的问题，因为每年从高校毕业的学生数量“大于每年退休的教师人数”。

44问题的根本在于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偏低，工作条件差，教师在学校决策中没有发言权，因而全美有53%的教师辞职改行45 一直从事教师招聘工作研究的美国教育政策研究院(Education Policy Institute)认为，在2010—2018年间，尽管美国的中小学生增长了10%,但师资队伍数量不仅没有增长，而且教师培训的申请人数下降了5%,考核合格后5年内仍在岗的教师仅剩60%,数学和物理教师下降了50%。

教师转岗的原因是10年间教师的工资一直没有增长尽管联邦政府许诺将中小学教师的年薪提高3.5%,但扣除通胀因素后的实际收入仍低于2010年之前的工资报告中悲观地指出，“这场由来已久的危机”还将持续46这种结论并非危言耸听，因为美国教育部编制的《美国教师短缺地区清单：1990—1991年至2017—2018年》显示，近三十年来“美国各州都存在教师匮乏的现象”。

每个学区至少有一所或几所中小学都存在外语和数理化专业教师匮乏的情况47其次，美国高校不断攀升的高昂学费成为许多学生无法逾越的障碍，学生负债读书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据2007年统计，自90年代以来，美国公立高校的学费增长了118倍，私立高校增长了1倍，而两年制的高校增长了83%。

美国已成为“全球高校学费最昂贵的国家之一”公立学校每名学生年均交纳的学费达4587美元，略低于澳大利亚(5289美元),但远远高于加拿大(3267美元)、新西兰(2583美元)和意大利(983美元)等国家。

在私立高校，每名本科学生年均缴纳的学费高达1.77万美元，低于英国的1.79万美元，但高于澳大利亚(1.34万美元)、新西兰(3075美元)、意大利(3992美元)、葡萄牙(3803美元)、捷克(3449美元)和荷兰(4565美元)等国家。

48 在高昂的学费压力下，学生负债读书的比例日增，许多博士生毕业时负债累累例如，在1997年毕业的医学专业的学生中，学生负债率高达80%公立学校的学生人均负债高达6.9万美元，私立学校则平均达到9.7万美元。

492018年数学专业的负债学生中，负债额度的中位数为2.54万美元，教育学为3.39万美元、“科技工数”专业为3.62万美元，心理学和社会科学分别达到5.26万美元和5.28万美元其他专业的学生负债额均超过5.29万美元。

从纵向看，学生负债额整体上处于逐渐下降状态，但不排除个别的上升现象例如，研究生阶段负债的比例在2009—2015年间达到32%,到2018年降至28%“科技工数”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负债额逾6万美元的学生比例，从2009年的7%上升到2013年的9%,这一比例一直维持到2018年。

在其他专业中，研究生的负债比例从2009年的49%上升到2014年的53%,2018年降至49%超过6万美元债务的非“科技工数”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中，负债比例从2009年的14%上升到2014年的19%,这个水平一直保持到2018年。

在负债的学生中，少数民族的比例更高原住民印第安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学生的负债比例在研究生阶段分别达到57%和56%,“超过了任何其他种族和族裔群体”亚洲裔和白人博士学位获得者“在研究生阶段负债的可能性是最低的”。

50再次，高校预算削减也会影响学生深造的机会2019年，耶鲁大学物理系期待录取60名研究生，但实际只有20人获得了资助该校数学、天文学和应用物理等专业也出现类似的资助名额减少的现象尽管耶鲁大学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博士候选者提供全额资助，但自然科学专业的学生只能申请到第一和第二年的资助，之后则必须自行解决，或求助于所在学院。

51耶鲁大学的问题并非个案全美70%的高校的平均预算在2014年减少了24%,各州公立高校为每名学生的拨款陷入25年来的最低水平，甚至有“许多州干脆不再为高校投入”52相对而言，其他因素的影响力较小，但不能忽略。

以经济周期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发展时，大学毕业后就业相对容易，所以，在1994—2000年间申请攻读研究生学位人数下降，以至于2002年的招生人数比1994年少6%然而，当2002年美国经济不大景气时，研究生的报名人数达到37.8万人，首次入学申请者达10.42万人，博士后申请者达到3.83万人，与前10年间申请入学人数下降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有鉴于此，美国国际研究生和博士后政策委员会等机构的报告中指出，“研究生招生呈反经济周期特点，而且各领域差异悬殊”53最后，“科技工数”专业研究生报考中供求关系的失衡，还在于学生自身的认识2005年美国国际研究生和博士后政策影响委员会等机构，对美国“科技工数”专业学生为何不愿意报考研究生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调查，其结论是：(1)攻读学位耗时长、枯燥乏味，许多人厌倦了连年读书的生活，渴望早日工作。

(2)从职业收入看，与市场经济关系最紧密的工商业、金融、贸易、法律和信息技术等专业的就业机会丰盈，工薪高，令多数学生趋之若鹜(3)尽管学生可以通过助研与助教等工作增加收入，但从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与产出比看，无法与正式就业相提并论。

(4)学生获得学位后，若要进高校工作，还需完成博士后站的考核，即使能在大学顺利就业，其岗位工薪也比较低53由于多数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已到而立之年，面临着结婚生子、配偶工作调动和家庭照顾的负担这些因素“可能阻碍了学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甚至也影响了完成学业的最初计划”。

同时，攻读博士学位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有些人入读后才发现，自己完成学业所需要的知识储备和心理准备都不充分，或者是自己的追求与性格根本不适合从事科学研究求学过程中的孤独、苦闷、未来充满的不确定性、知识局限和创新能力的有限性，等等，都使学生对攻读博士学位感到十分厌倦。

54总之，在上述诸种因素的干扰下，美国中学、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人才培养链条中始终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问题本土高学历人才仍然不能满足美国就业市场的需求密苏里州一家技术公司在2019年8月的调查发现：“未来10年内美国的科学技术职业岗位会越来越多。

”可是，残酷的现实是：“人才短缺问题影响到各个工业部门预计到2025年，仅制造业行业就会创造35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有200万个岗位因为难以找到合格的劳工而被闲置”因此，“美国科技劳工的短缺达到了危机的水平”。

尽管美国的女性就业率不断增长，但是，占美国劳动力51%的女性仅占科技劳工的24%,而在中学学习“科技工数”专业的女生仅占18%因此，即使所有女生都选择学习“科技工数”专业，也无法破解科技劳工短缺的困局55

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留学生作为各国中学或大学的出类拔萃者，其本身附有的价值，对美国这样一个依靠外来移民及其后裔建设和发展起来的国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而吸引国际留学生就成美国政府的必然选择三 留学生作为科技人才对美国的多重贡献。

国际留学生在美国高校人才培养链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并非囿于美国教育系统本身，而是作为科技人才，对战后美国社会、科技、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在美国移民政策史上，留学生曾被《1924年移民法》纳入“非移民”范畴，只能在美国政府认可的高校读书，完成学业后必须按期离境。

这项规定一直持续到《1952年外来移民与国籍法》的实施为止当时，美国为了在冷战中立于不败之地，遂通过各种立法，逐步完成了国际留学生毕业后移民美国的政策机制此后，“许多高校的研究生计划就成为外国留学生永久定居美国的入境口岸”。

到90年代，国际留学生最终定居美国的比例高达70%56需要说明的是，在1990年之前，国际留学生获得永久移民资格的渠道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1952年移民法中确立的接纳外籍临时科技劳工的H-1签证计划，第二类是1952年和1965年移民法中规定的优先原则。

通过这两个通道，国际留学生可以用劳工身份申请移民美国的资格57相对而言，对国际留学生移民影响更大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各项立法例如，在《1990年移民法》中，国会不仅增加了吸引技术人才的类别和年度规模，而且将H-1临时劳工计划一分为二，分设了H-1A和H-1B计划，前者专用于吸引外国的医生和护士，后者则针对高学历技术人才。

这一变化大大拓宽并丰富了美国吸引科技人才的选项和来源然而，由于9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率先在美国展开，就业市场对技术劳工的需求与日俱增，仅私有企业需要雇用的技术劳工就高达200多万，这意味着每年的H-1B签证数量会严重断供。

58因此，美国社会各界一致呼吁国会加大吸引外国优秀人才的力度1993年，美国科学、工程学和公共政策委员会的报告中开门见山地指出：“美国要在科学和工程学研究上保持强势和领导地位，就必须为学术、工业和政府工作岗位招募世界上最有才华的人……同时，谋求改善和振兴对本土学生在科学和工程学领域的智力培养、教育和培训。

”59 一些研究移民问题的美国学者在向政府进言时指出，如果政府关注的焦点是美国劳动力市场需求，那么就应该将非移民签证转化为服务美国国家利益的工具这样，“作为服务业出口的高等教育就应被视为一种资源，要求外国学生回国是一项独断专行的、事与愿违的政策”。

60有些机构的报告也认为：“具有天赋的外国学生和学者的到来对美国大有裨益全球人才蓄水池(talent pool)的利用，与纯粹利用国内人才资源相比，能更好地打造一支更高质量的科学与工程技术劳工队伍……让美国超越对国内人才的依赖。

”61社会各界的呼吁及美国对高科技劳动力的旺盛需求，促使美国国会多次立法，增加H-1B签证计划的年度限额1998年《美国竞争力与劳工改进法》将H-1B签证的年度数量从1999—2000年的6.5万增加到11.5万个。

2000年，美国国会又颁布了《21世纪美国竞争力法》,将2001—2003年度的H-1B签证数量增加到每年的19.5万个，2004年再回归每年6.5万个的水平上622004年，美国国会又颁布了《H-1B签证改革法》,在保留每年6.5万限额的条件下，专门为获研究生学位的国际留学生设立一个2万个限额的年度计划。

63上述措施实施后，许多国际留学生通过H-1B签证计划留在美国例如，2010年获得H-1B签证的9.1万名外籍人中，47%从事“科技工数”专业在2009—2010财年申请绿卡(也即永久移民资格)的67.66万就业类移民中，44%是美国高校的毕业生，绝对人数达到29.7万。

64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在2004年还为国际留学生设立了“可选择的实践训练”(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计划，允许攻读研究生学位的国际留学生从事最多不超过36个月的工作尽管其年度名额不限，但申请者从事的工作必须与所学专业一致。

2004—2016年，先后有150万国际留学生参加了该计划，其中53%属于“科技工数”专业652016—2017学年，参与该计划的国际留学生达到17.5万人，占国际留学生的比例从2004—2005学年的12%上升到2014—2015学年的16%。

从2015—2017学年参加该计划的学生专业看，增长较快的是数学与计算机专业(18%)、工科(6%)、通讯与编辑(4%),而英语、教育和人文学科的生源出现下降662018—2019学年，参加该计划的国际留学生逾22.3万人，被誉为是帮助美国“在全球竞争国际留学生市场份额”的重要计划之一。

67从移民的角度看，凡在该计划之下按照法律规定完成了工作的学生可申请H-1B签证，在完成H-1B的聘用合同后，可由雇主出面代理国际留学生申请永久移民资格这样，“可选择的实践训练”计划与H-1B劳工计划和美国移民政策连为一体，形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吸引留学生人才的移民政策体系，增加了美国人才吸引政策体系的新维度。

美国政府和社会青睐国际留学生移民，是因为他们在历史的实践中看到了国际留学生对美国社会发展的多重价值然而，有些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得出结论说：“国际留学生对美国高校的整体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外国学生构成的比例仅占当前在校学生总数的不到3%,而且对未来流动的现实性预测表明，这种整体影响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68 但是，这种观点很快就被历史的发展所颠覆无论是在校园还是在美国社会，国际留学生对美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国际留学生的到来不仅弥补了美国高校生源的不足，而且丰富了其校园文化、教学和科研资源如果说本科生对校园文化的贡献局限于课堂讨论与课下社团活动中的思想与文化的交流，那么，研究生可以像本土学生那样，通过承担助教或助研工作，引导课堂讨论，承担课外辅导与答疑，评判本科生作业与考试答卷，代替导师完成部分基础课程的教学等工作，将多元化的民族思想和文化融入课堂教学实践中。

特别是在“科技工数”专业，不管是硕士还是博士研究生，他们不仅参与了导师承担的科研项目，而且作为团队成员，替代导师完成项目申报过程的基础性工作，是导师从事科研教学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廉价帮手通过这些方式，留学生既能顺利完成学位必修课的学习、教学实践和作为学位论文基础的科研实验，又能提高自身的领导力资质和科研水平，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一些证明自己科研能力的学术成果。

2008年，一位美国学者如此评价道，外国学生、博士后和访问学者“构成了美国高校发明与专利增长的重要因素”,推动了“美国高校和非高校专利的重大增长” 69 还有学者对21世纪最初10年间美国100所大学23个学科的外国留学生的研究发现，每一名国际留学生每年发表文章的产出率为0.92～0.97篇之间，每篇文章的被引次数达到33次。

每年每一名本土研究生发表文章在0.84 ～1.05之间，被引次数达到45次2000年，外国学生占美国在校大学生的3%,但他们发表的论文数量却超过了3.5%70还有美国学者对1999年以来的十多次调查进行研究后发现，与美国学生相比，国际留学生的科技产量更高，尤其印度和中国留学生的创造能力更强，他们的成果占2000—2004年美国高校重要技术发明的13.9%。

71正是因为目睹了国际留学生的出色表现，全美研究院在2005年提交给美国教育部的报告中认为：“国际研究生和博士后学者都是美国科学与技术事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他们入境受阻，“美国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必然受损，进而在各地大学研究生部门和实验室产生立竿见影的消极效果，对大学、工业和政府部门的人才招聘也会产生积累性的效应。

”72 美国学者诺尔曼·奥古斯汀在2014年得出了大胆的结论：“如果不是大规模的入境移民来美求学并完成其学业，美国的科研事业几乎处于停滞状态”73其次，国际留学生完成学业的过程也是其中许多人完成国家认同和价值观美国化的过程。

他们在读期间不仅掌握了美国高校的规章制度、教研方法与标准、工作伦理以及社会交往风俗与习惯，而且对美国的相关法律政策、民族习惯、生活方式及当地人的价值观等方面都有了较好的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读书的过程是为未来职业发展储备知识和理论素养的必要环节，也是他们为在美国永久生活所必需的融合与经验积累过程。

与那些直接从境外申请入境的移民相比，国际留学生在融入美国社会的进程中具有更大的优势，为美国社会做出的贡献也更加突出1999年，有学者在对美国30多位大学校长和23家企业的代表采访后认为：“外籍劳工对各地大学和医疗中心的科学研究的运转至关重要。

没有他们……研究机构会丧失其在科技研究领域竞争中的领先地位这些机构的代表(包括部门主任、实验室顾问和合作的劳工)都承认，外籍劳工对他们的研究环境做出重要贡献这不仅让美国保持其在全球科技界具有竞争力的领先地位，而且还为美国的同仁提供了合作者研究与技术支持。

”74不过，美国吸引留学生移民的政策机制的形成，为那些不愿回国的留学生定居美国创造了条件，同时却给留学生的母国造成了科技人才的流失经合组织报告显示，在1945—1994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国际留学生中，到1995年已经离开美国的平均比例是16.82%,其中在1945—1954年间获得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到1995年已离开美国的比例只有6.1%,同比占1955—1964年间获得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的13.7%。

相对而言，在1965—1994年间获得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到1995年已经离开美国的比例平均为21.4%由于该报告中使用了“不在美国”的概念，说明有些学生可能去了第三国，真正返回母国的留学生比例可能比上述统计更低。

虽然在1993—199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到2000年仍滞留在美国的国际留学生比例略有下降，定居美国的比例只有51%,这个数字低于1995年以前任何一个年度国际留学生滞留美国的比例75,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留学生毕业后滞留美国的比例再次攀升。

在2002—2004年间获得博士学位的国际留学生(3.03万人)中，到2013年仍滞留美国的比例是65%,而物理学、计算机、数学、生命科学和工程学专业的博士毕业生的滞留率平均在68%以上在2007—2009年间获得博士学位的国际留学生(4.32万人)中，到2013年滞留美国的比例平均为72%,但在计算机、数学、生命科学和工程学学科的滞留率达到75.3%。

76从国别看，在2002—2004年间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到2013年仍滞留美国的比例高达86%,而在2007—2009年获得博士学位的1.23万名中国留学生中，到2013年滞留美国的比例高达84%。

在两个相同年份获得博士学位的印度学生中，在2013年滞留美国的比例分别为85%和86%,韩国留学生分别为54%和32%、西亚留学生分别为59%和52%、欧洲分别为63%和68%,南北美洲分别为55%和49%。

76也就是说，韩国、欧洲、西亚国家以及美洲国家的留学生的滞留率会在光阴荏苒间下降，而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留学生滞留率基本没有变化这种结论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2011—2015年对国际留学生滞留率的调查结果基本相同。

77毋庸讳言，留学生移民定居美国后不仅壮大了美国的科技人才队伍，而且也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吸引外来人才的学历教育以及美国劳工的技术构成，丰富了美国的多元文化，为美国科技和经济的全面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在1993年获得永久移民资格的具有学士学位或其以上学历的移民中，有45%是在美国高校获得学位的，在博士学位获得者中，有60%是在美国完成学业的。

留学生移民占 1998年美国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26%、工程学领域拥有博士学位劳工的44%、生命科学领域的24.7%、计算机和数学专业的35.6%、物理学领域的28.5%和社会科学专业的12.7%。

75从2001年到2010年，有40多万拥有高等学位的外国出生的专业技术人才获得永久移民的资格，其中不少人在美国高校工作，占当今美国高校专业技术人才的22%78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2004年间获得诺贝尔奖的130名美国人中，46.9%是在国外出生的，他们占物理学科诺奖得主的46%、化学专业的59.3%、心理学和医学专业的45.4%,以及经济学的35.7%。

79上述史实表明，尽管毕业后的归留决定权属于留学生个人，但美国吸引留学生移民的政策却是一个不可替代性的影响因素，它在一定程度上对留学生移民美国起到了鼓励作用，为美国教育、科技和国民经济发展并引领全球获得了新的劳动力资源和智力保障。

然而，对于留学生母国而言，留学生移民美国则是一种智力资源的流失因为美国只通过对部分本科生和多数国际留学生在研究生阶段的培养，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大批的国际人才，而留学生母国对学生本人从小学到大学本科毕业这个阶段的基本投入则因为学生移民美国而流失了。

这既是全球化时代国际就业市场上劳动力供求关系规律与国家间人才竞争的结果，也是落后国家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付出的必然代价四 美国各界的关切与辩论国际留学生同外来移民问题一样，在为美国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正能量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让美国人感到不安的问题。

其中，有些问题是真实的，有些问题则充满了美国人的想象择其要者，简述如下问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和学界的许多精英人士认为，国际留学生进入美国高校后消耗了美国的资源，占用了美国非洲裔等少数民族学生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机会。

例如，在1975年，获得博士学位的非洲裔美国人是999人，而在1990年则为828人与此并行不悖的是，获得学士学位的非洲裔美国人学生从1975年的1.87万人减少到1990年的1.84万人可是，在非洲裔美国人研究生生源萎缩的背景下，一些专业中获得博士学位的非洲裔美国人在增多而非下降。

据统计，获得工科专业博士学位的非洲裔美国人从1975年的11人增加到1990年的28人，获生命科学专业博士学位的非洲裔美国人从56人增至63人，获得社会科学专业博士学位的非洲裔美国人从153人增至172人。

在这种现象背后的问题是：禁止国际留学生入读就能给非洲裔美国人等少数族裔群体创造出更多的机会吗?答案是否定的在1990年美国各地大学提供的各类资助中，获得资助的国际留学生达69%,而非洲裔美国人学生为25%。

在国际留学生中，81%属于“科技工数”专业，非洲裔美国人学生仅为14%,多数非洲裔美国人学生集中在人文学科和教育学专业，占教育学在读研究生的50%以上80当时一些保守派人士认为，一些大学的“科技工数”专业 “缺乏足够的美国学生”,因而主张“限制招收外国留学生”,因为“减少国际留学生就会增加美国学生的入学人数”。

这种零和思维的观点遭到许多富有远见卓识者的反对，认为限制招收国际留学生的做法“不仅无法实现增加美国学生人数的目标，而且还会对美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基础构成伤害” 1993—2002年，类似的争论时常发生。

有专家认为，国际留学生对美国学生产生了排挤效应，美国政府应该考虑如何让美国的少数族裔和女性获得更多的机会对此观点持反对态度的人认为，许多国家的本科教育更加专一，学生主修的课程多数在专业之内，专业基础的深度和知识面更加深厚和宽广。

可是，美国学生在本科期间主修了过多的通识课，其专业知识、思维与理论素养在研究生阶段迟迟不能进入专业要求的状态例如，在物理学专业，具有本科学历的美国公民修完核子能科学专业的比例是30%,而国际留学生是60%。

在核物理学博士学位计划中，获得硕士学位的美国学生只有5%,而国际留学生却在50%以上一般而言，美国学生到博士阶段的第二或第三年才能赶上国际留学生的水平，可是两者完成博士学位课程及获得学位的时间却没有差别。

“更新的研究表明，没有证据说明研究生录取过程中女性和少数族裔受到排挤”81尽管专家围绕“排挤效应”说的辩论时起时伏，但各方都建议鼓励外籍学生永久定居美国，这是保证美国在专业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必要条件和保障。

82问题之二，国际留学生就业后是否引起了美国劳工的失业，或降低了其工资水平1995年兰德公司和斯坦福大学的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大学培养的“科技工数”专业博士过剩，就业市场处于饱和状态，每年有25%的博士毕业生无法就业。

80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博哈斯认为：“高技术移民数量不成比例地增多，会降低高技术劳工的工资，但能提高低技术劳工的工资，进而削减收入的不平等虽然高技术移民可能会削弱美国公民进入高技术领域的动力，但他们对技术开发和创新的确做出了贡献。

”在特定的时间和专业内，获得博士学位的移民每增加10%,就会引起相应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收入减少3%～4%左右832005年，美国国际研究生和博士后政策委员会报告也得出相似的结论，认为国际留学生和研究人员到美国后会降低美国人的工资，减少就业机会，因而“会削弱国内学生进入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的动力” 。

84针对上述结论，有学者反唇相讥，认为所谓移民占美国劳工比例达到35%时就会造成美国劳工工资下降5%～7%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许多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担心高技术移民降低工资或加剧竞争的担忧被夸大了”85

可是，美国社会上认为国际留学生降低美国人工资的说法不时地会掀起排外主义涟漪2019年，华盛顿技术工人联盟指责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创建“可选择的实践训练”计划时并未遵循恰当的法律程序，“是对国会行使调整外来移民问题特权的非法篡夺”,因此“向参加该计划的国际留学生提供有条件的社会保障和医疗照顾等豁免税收的措施，使美国土生劳工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86问题之三，国际留学生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这方面最直接的例证是：首先，在参与1993年俄克拉荷马爆炸案和2001年袭击纽约世贸大厦的“9·11事件”中，有4人是来自中东地区的签证逾期不归的留学生，两次事件造成近3000名美国人死亡。

此后，美国一方面发动了对伊拉克和阿富汗长达近二十年的反恐战争，另一方面又促使美国成立了具有内阁级的国土安全部，专门负责对入境口岸、机场、政府办公大楼和公共场所的安全守卫工作在国际留学生的管理方面，国土安全部设立了“学生与交换学者信息系统”(SEVIS),所有接受国际留学生的美国高校，有义务每年定期更新每一位留学生在选课、考试和其他社会活动方面的信息，每学期都要上报学生的住址变化和踪迹。

此外，美国驻外国使领馆出于安全考虑，在2002—2007年间对赴美学生签证的审批采取了苛刻的审查，导致学生签证申请程序更加繁琐冗长，被拒签率在一年之内跃至27.4%的新高此后，尽管拒签率从2003年的25.3%逐渐下降到2006年的20.1%,但在2007年再度升至24%。

87国土安全部对国际留学生签证严控的政策遭到了美国多家机构的批评，认为“在我们日益增强的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国际科学交流的价值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然而，国土安全部的做法却让美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这些控制措施营造了一个不欢迎的氛围，侵蚀了我们与世界各国间的信任”,对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会产生沮丧而长久的后果”。

88其次，在校园科技安全方面，自冷战爆发以来，美国先后完善了科研项目和成果的密级分类，以及相应的保护措施凡承担与国防相关的情报、核武器、生化武器以及被美国国会禁止出口技术相关合同的公司和研究机构，都禁止雇用国际留学生工作。

那些与美国国家安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学科专业，从入学录取、专业实验到社会实践等各方面的机会，其首选对象是美国土生公民，所以，“可用于国际科学家、工程师、研究生、博士后以及其他外籍人员的研究岗位会越来越少”。

此外，凡属联邦技术出口管制条例范畴和美国高校科研项目中不适合于发表的研究成果，非经美国政府审查则不得发表那些来自与美国处于敌对关系、或关系敏感的国家的留学生，不得参与那些与公共卫生或生化武器相关的技术开发项目。

89在此背景下，“许多大学已经或正在考虑采取措施，加强对学生在科研兴趣、泄密行为、信息安全、出口控制、外国赠送的礼品和合同签署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利益相互冲突行为进行控制”为防止外国势力的影响，各地高校对现有的从事与国防或敏感技术研究人员的电脑系统实施严格监控措施，对相关人员的数据使用、项目资助、技术出口、国际旅行和采购信息等环节，都加强了“风险管理和对矛盾性行为的监督”。

在有些高校，“一种不常见但具有很大潜力的战略是帮助高校单位关注死角(see around the corner)”具体做法是动员技术转让办公室人员对知识产权相关的数据加以保护，识别是否存在外国影响力渗入的风险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90各地大学应该防范国际留学生不恰当地下载与联邦政府资助课题相关的科研信息或知识产权信息，防止高科技技术或具有潜在商业价值信息的流失再次，一些政府官员、议员和部分专家认为，无论是否招收国际留学生，也不管他们毕业后回国还是居留美国，都会给美国带来某种威胁。

(1)如前所述，若是严格禁止美国高校招收国际留学生，无疑会造成美国人才培养链的断裂，削弱美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竞争力“如果联邦政策关注劳工需求，而非移民和移民签证都可以被视为实现这些政策目标的工具，那么，高等教育作为服务出口行业，就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资源”而加以利用。

91 美国商社的一位负责人在1999年国会听证会上作证时表示：“不允许美国公司雇用美国高校培养出来的各个学科具有天赋的外籍人才并将其知识转化为资本，对美国是有害的”922020年美国众议院在援引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一份报告时指出，到2030年之前，美国劳工中的32%需要提升其技术能力，而2020年的新冠疫情又加剧了这种紧迫性。

如果联邦政府在教育、人才培养和引进等方面不加大倾斜力度，美国就“会在全球人才的竞争中溃败，并丧失在创新方面的竞争优势”93(2)在以知识驱动的美国经济发展中，如果能获得充分的国际人才，必然会为美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但是，如果不受限制地招收并过度依赖国际留学生，会威胁到美国人才培养链的安全因为，当美国与某些国家关系日益紧张时，相关方会切断其赴美留学生的供给，那些持非移民签证的国际留学生和学者很可能离开美国因此，“过分依赖国际留学生可能会使美国极易受地缘政治和其他打断国际流动性事件的冲击”。

在国际生源断供和大批国际留学生离境回国的两面夹击下，“会在短期内让美国陷入研究者和技术人员的巨大赤字(substantial deficit)之中”89从战略高度看，最有效的长远之计是，“我们必须教育美国的学生学习‘科技工数’专业，继续保证从我们的研究生中培养出最出色的、最优秀的发明者”。

94(3)20世纪90年代美国众议院的报告指出，如果国际留学生学成后大批回国，或前往第三国，他们都无法为美国公司做出贡献“他们就会被与美国竞争的外国公司所雇用，或者是需要他们技术的美国公司将其业务搬迁国外去，并将就业机会转移到能雇用这些国际留学生的地方。

”95 2005年美国国际研究生和博士后学者政策委员会在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如果国际留学生回国后到与美国企业竞争的公司工作，或者以不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方式发挥其一技之长(例如，制造军事装备等),会给美国带来更大的威胁。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到那种极端的境地，但是将其作为一个最糟糕的情形牢记于心，确实是有必要的”962020年美国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报告明确指出，在美国完成学业而衣锦还乡的中国留学生，不仅会让美国高校丧失回收其为训练中国留学生投资的机会，而且美国高校资助的研究会使那些与美国竞争的中国国营或国防企业最终受益。

当这些归国留学生将其思想和专业知识应用于商业化生产中，会让美国的企业“错失一个至关重要的捷足先登的机会”尤其是，他们制造的武器可能会成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工具即使中国留学生学成后最终定居美国，中国的跨国技术转让机构和人才招聘计划，也能在不要求个人返回中国的条件下，通过转让技术和诀窍，也能为中国提供一种国家复兴的手段。

97这种观点的疏漏在于，他们一方面没有考虑留学生母国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收权益，也忽视了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归国留学生在促进中美人文、技术和商贸等领域的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改善福祉的积极作用问题之四，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确立了吸引外来科技人才的体系之后，造成了包括许多国家留学生在内的科技人才移民美国，由此引发的“人才流失”成为国际学界争论的热点之一。

人才流失国家的学者对美国政府不择手段吸引外国人才的做法提出了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批评，而美国学者在反驳的同时，提出了“人才收益”和“人才环流”说，认为“人才流失”理论“过于简单化，忽略了移民迁出的许多益处，包括汇款、国际合作，技术娴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回国、散居者推动的国际商业，以及对未来移民预测而进行的总体投资”。

因此，他们主张用“人才环流”取代“人才流失”说人才环流的含义包括留学生学成回国、功成名就者衣锦还乡，通过合作和知识传播回报母国无论属于哪种形式，人们都会“发现国际留学生和学者在美国开发的民族网络，帮助在美国和母国间的知识转让和经济发展”。

96 由于“人才流失”问题涉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留学生与科技人才的跨国迁移，因而相关辩论至今还在延续，其核心话语都与美国的留学生移民政策相关总括前文，战后美国吸引国际留学生的政策与冷战外交相互交织它以“交流”的名义肇始，继而将其作为传播美国价值观的工具一直延续至今。

不同的是，从70年代末开始，美国又在其中注入了商业出口的实用主义思想尽管留学生的到来缓解了美国人才培养不足的压力，但激烈的国际竞争使美国国会频频颁布立法，强调国际留学生对美国保持技术创新领先地位的重要意义。

更重要的是，美国依据其移民史经验，用全球化视野，在国际上率先建立了与移民政策相互兼容的政策体系，拓宽了美国吸引外来人才的渠道和来源国际留学生作为美国高校人才供应链中的重要补充，对美国高校的校园文化、教研体系，及美国社会、科技、教育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因此，2020年美国国会报告中豪言道：“美国必须参与全球人才竞争，通过就业，吸引并保有最出色、最优的人才，为推动美国经济和生产力发展做出贡献”98 2021年，一些美国学者提出了“争夺全球领导地位的竞赛是争夺全球人才的竞赛”的思想，认为美国将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以“令人嫉妒的方式，捍卫美国吸引和保有顶尖人才的能力”,从而“帮助美国获得无可争议的科技领导地位”

99美国人这种立足于争夺全球优秀人才的思想，无疑给国内学界带来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其中，包括如何解读美国吸引国际留学生移民与国际性“人才流失”问题的逻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博弈及其制约因素；学校作为向就业市场输送技术劳工的“工厂”,与各国乃至于全球就业市场的互动关系；留学生作为劳动力商品，其毕业后跨国流动的各种原因；中国作为当代美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如何解读中国的崛起与数十万中国留学生归留的关系。

这些既有历史价值也有现实意义的问题，需要中国学界认真思考和研究注释1罗纳德·艾伦伯格、夏洛特·V.库编:《博士教育与未来的教师队伍》(Ronald G.Ehrenberg and Charlotte V.Kuh,ed.,Doctoral Education and the Faculty of the Future),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

2杰宗、简妮·巴塔洛娃:“美国的国际留学生”(Jie Zong and Jeanne Batalova,“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international-students-united-states,2018—05—09/2019—08—09。

3论述校园文化适应的成果较多,代表作有恒娅·卡根、乔·科恩:“国际留学生的文化适应”(Henya Kagan and Jo Cohen,“Cultural Adjust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第1卷第2期(1990年),第133～137页;克瓦西·萨库戴-门萨:“美国的国际留学生:趋势、文化适应与更好经历的对策”(Kwasi Sarkodie-Mensah,“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U.S.:Trends,Cultural Adjustments,and Solutions for a Better Experience”),《图书馆教育与信息科学杂志》(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第39卷第3期(1998年),第214～222页;妮科尔·施内维斯:“教育机构与移民的融合”(Nicole Schneeweis,“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Migrants”),《人口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第24卷第4期(2011年),第1281～1308页;济·周、达内尔·科尔:“国际留学生与美国学生的比较:大学生活的参与与总体的满意度”(Ji Zhou and Darnell Cole,“Comparing International and American Students:Involvement in College Life And Overall Satisfaction”),《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第73卷第5期(2017年),第665～672页。

4罗宾·希尔兹:“全球化与国际留学生的流动性:一项网络分析”(Robin Shields,“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A Network Analysis”),《比较教育研究》(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第57卷第4期(2013年),第609、611页。

5艾瑞克·T.斯图恩、阿麦德·M.穆巴拉克、基斯·E.马斯库斯:“技术移民与发明:美国博士生计划招生波动实例”(Eric T.Stuen,Ahmed Mushfiq Mobarak and Keith E.Maskus,“Skilled Immigration and Innovation:Evidence from Enrolment Fluctuations in U.S.Doctoral Programmes”),《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第122卷第565期(2012年),第1145页。

6史蒂芬·布林特、查尔斯·T.克罗特费尔特:“美国高等教育的有效性”(Steven Brint and Charles T.Clotfelter,“U.S.Higher Education Effectiveness”),《罗塞尔赛琦基金会社会科学杂志》(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第2卷第1期(2016年),第2～37页。

7乔雷思·凯尔格林、丹尼斯·西蒙:《教育交流:中美经历的论文集》(Joyce K.Kallgren and Denis Fred Simon,Educational Exchanges:Essays on the Sino-American Experience),伯克利:加州大学教育委员会1987年;特蕾莎·贝维斯、克里斯托弗·卢卡斯:《美国高校的国际留学生史》(Teresa B.Bevis and Christopher J.Lucas,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 History),纽约:帕尔格雷·马克西米连公司2007年版;约翰·邦德等:“高等教育的全球化”(John Bound,Breno Braga,Gaurav Khanna and Sarah Turner,“The Globalization of Postsecondary Education”),《经济观察杂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第35卷第1期(2021年),第164页。

8梁茂信:《1950至1980年外国留学生移民美国的趋势分析》,《世界历史》2011年第1期,第67～78页;任慈、梁茂信:《从外交到移民:美国对中国“滞留”学生政策的转变分析》,《美国研究》2020年第2期,第86～103页;王定华:《美国留学生教育的发展》,《比较教育研究》1989年第2期,第41～44页。

9美国国会:“1948年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United States Congress,“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 Act of 1948”),《美国法典、国会服务、立法史、讲话、宣言、行政命令等》(United States Code,Congressional Service,Legal History,Messages,Proclamations,Executive Orders,Etc)第80届国会第2次会议第2卷,明尼苏达州圣保罗:西方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1011页。

10高等教育总统委员会:《服务于美国民主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总统委员会报告》(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Higher Education for American Democracy:A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纽约:哈珀兄弟出版公司1947年,第15～16、2页。

11美国国会:“1948年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United States Congress,“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Excange Act of 1948”),《美国法典、国会服务、立法史、讲话、宣言、行政命令等》(United States Code,Congressional Service,Legal History,Messages,Proclamations,Executive Orders,Etc)第80届国会第2次会议第1卷,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西方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5～6页;美国国会:“1948年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美国法典、国会服务、立法史、讲话、宣言、行政命令等》第80届国会第2次会议第2卷,第1013页。

12美国参议院:《1961年双边教育与文化交流法:外交关系报告》(United States Senate,Mutu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Act of1961:Report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61年版,第1、23～24、28、30页。

13科拉·杜波依斯:《外国学生与美国的高等教育》(Cora Du Bois,Foreign Students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教育委员会1956年版,第12页。

14雷思·凯尔格林、丹尼斯·西蒙:《教育交流:中美经历的论文集》,第145页15国际研究生和博士后学者政策委员会、高等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国家研究院:《美国的国际研究生与博士后学者的政策含义》(Committee on Policy Implications of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and Postdoctoral Scholars in the United States,Board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Workforce,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Policy Implications of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and Postdoctoral Scholars in the United States),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国家科学院2005年版,第64页。

16“美国国务院负责教育与文化事务局学术交流的副国务卿托马斯·法雷尔的书面证词”(“Prepared Statement of the Honorable Thomas A.Farrell,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Academic Programs,Bureau of Education and Cultural Affairs,U.S.Department of State”),《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留学生与访问学者的趋势、障碍及其对美国大学和外交政策意义的听证会记录》(U.S.Congres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Visiting Scholars:Hearing on the Trends,Barriers and Implications for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U.S.Foreign Policy),第110届国会第1次会议第110—73号,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2007年版,第32～33页。

17美国国会众议院政府运作委员会:《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人才流失美国:政府运作委员会研究与技术计划特别委员会的职员调查报告》(U.S.Congress,House of Representative,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perations,The Brain Drain into the United States of Scientists,Engineers,and Physicians:A Staff Study for the Research and Technical Programs Subcommittee of th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perations),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67年版,第5页。

18查尔斯·萨斯坎德、林茵·谢尔:《出口技术教育:一项调查与对有美国研究生学历的外国专业人士的个案研究》(Charles Susskind and Lynn Schell,Exporting Technical Education:A Survey and Case Study of Foreign Professional with U.S.Graduate Degrees),纽约:国际教育研究院1968年版。

19《1967年选择服役法》和第11 360号总统行政命令规定,终止对在读研究生实施的两项延缓服役政策1967年入学的研究生,可按照该条款完成学业,但毕业后必须立即服役凡1968年被授予学士学位者,不再享受该条款保护[参见国家科学基金会科学资源统计处:《20世纪美国的博士学位获得者》(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Division of Science Resources Statistics,U.S.Doctorates in the20th Century),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国家科学基金会2006年版,第7～8页]。

20 特蕾莎·贝维斯、克里斯托弗·卢卡斯:《美国高校的国际留学生史》,第172～173页21国家科学基金会:《外国人在美国科学和工程学高等教育与就业市场中的参与》(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Foreign Participation in U.S.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igher Education and Labor Markets),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81年,第29页。

22“美国科学院医学研究院院长哈维·V.法恩伯格博士的证词”(Statement of Dr.Harvey V.Fineberg,President,Institute of Medicine,The National Academies),《美国国会众议院、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与科学教育特别委员会:签证状况和针对外国留学生与学者的其他政策听证会记录》(U.S.Congres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Status of Visas and Other Policies for Foreign Students and Scholars: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Research and Science Education),第110届国会第2次会议第110—74号,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2008年版,第35页。

23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科学基金会国际留学生的经济价值”(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afsa International Student Economic Values”),https://www.nafsa.org/policy-and-advocacy/policy-resources/nafsa-international-student-economic-value-tool-v2,[发布日期不详]2020—06—25。

24保罗·马斯格雷夫:《大学未做好贸易战牺牲品的准备:美国大学依赖中国留学生的学费》(Paul Musgrave,“Universities Aren’t Ready for Trade War Casualties:American schools have become dependent on Chinese student money”),《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19年5月19日,第2、4页;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5/19/universities-arent-ready-for-trade-war-casualties-china-trump-us/,2019—05—19/2019—08—09。

25“科技工数”(STEM)由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学(engineering)和数学(mathematics)的首写字母合成关于其概念界定,美国政府内部不一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界定相对宽泛,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数学及工学。

国土安全部及其下属的海关与移民局则使用了狭义概念,只含数学、化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和工学2012年8月,美国职业标准分类政策委员会(Standard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Policy Committee)重新界定时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科学、生命科学、物理学、工学、数学、信息技术及社会科学;第二类是与科学及工学相关的建筑学和医学{详见国会研究局:《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教育总览》[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and Mathematics (STEM) Education:An Overview]。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2018—06—12/2019—08—11} 26泰特斯·加勒姆、詹姆斯·霍塞克编:《美国科学技术透视》(Titus Galam and James Hosek,ed.,Perspectives on U.S.Competitivenes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加州圣莫尼卡:兰德公司2007年版,第20～21页。

27国会研究局:《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教育总览》,第20页28简妮·巴塔洛娃:《美国的技术移民与土生工人:经济竞争的辩论及其之外》(Jeanne Batalova,Skilled Immigrant and Native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Economic Competition Debate and Beyond),纽约:LFB学术出版公司2006年,第29～30页。

29“美国科学院医学研究院院长哈维·V.法恩伯格博士的证词”,第39页30梅拉妮·汉森:“国际留学生入学统计”(Melanie Hanson,“International Student Enrollment Statistics”),2021年2月20日,https://educationdata.org/international-student-enrollment-statistics,2021—02—20/2021—06—15。

31经合组织:《国际移民趋势年度报告》(OECD,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Annual Report),巴黎:经合组织2004年版,第6页32“国际教育家协会证词”(Statement of NAFSA: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ors),《美国国会众议院、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与科学教育特别委员会:签证状况和针对外国留学生与学者的其他政策听证会记录》,第83页。

33尼尔·瑞兹、约翰·格拉姆利克:“高技术移民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四种方式”(Neil G Ruiz and John Gramlich,“4 Ways Highly Educated Immigrants Study and Work in U.S”),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1月1日,第2～3页,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 /2019/02/01/4-paths-highly-educated-immigrants-take-to-study-and-work-in-the-u-s/,2019—01—01/2019—08—07。

34 国际研究生和博士后学者政策委员会、高等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国家研究院:《美国的国际研究生与博士后学者的政策含义》,第1～2页35橡树岭科学与教育研究院:《从美国高校获得博士学位的外国学生滞留率,2013年》(Oak Ridge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Education,Stay Rates of Foreign Doctorate Recipients from U.S.Universities,2013),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科学与工程学统计中心,2018年1月18日,第2页,https://orise.orau.gov/stem/reports/stay-rates-foreign-doctorate-recipients-2013.pdf,2018—01—18/2019—09—25。

36国家优秀教育委员会:《国家的危机:教育改革的紧迫性,提交给国民和教育部长的报告》(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A Nation at Risk: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A Report to the Nation and the Secretary of Education),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83年版,第8～9、11页。

37泰特斯·加勒姆、詹姆斯·霍塞克编:《美国科学技术竞争力的透视》,第20～21、63、70～71页38“国家科学基金会教育与人类资源委员会助理主任科拉·马尔特的证词”(“Statement of Dr.Cora B.Marrett,Assistant Director,Directorate for Edu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s,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美国国会众议院科学技术委员会听证会:高中前的科技数工教育,通过激励我们今天的孩子,塑造我们未来的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的领军者》(U.S.Congres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Stem Education Before High School:Shaping Our Future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and Math Leaders of Tomorrow by Inspiring Our Children Today,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第110届国会第2次会议第110—01号,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2008年版,第18～19页。

39详见泰特斯·加勒姆、詹姆斯·霍塞克编:《美国科学技术竞争力的透视》,第10、13～15页40“加州国会众议员、移民、公民资格、难民、边境安全和国际法特别委员会主席洛夫格伦的证词”(“Prepared Statement of the Honorable Zoe Lofgren,A Representative in Congress from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and Chiarwoman,Subcommittee on Immigration,Citizenship,Refugees,Border Security,and International Law”),《美国国会众议院:高技术劳工对绿卡的需求:移民、公民资格、难民、边境安全和国际法特别委员会听证会》(U.S.Congres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Need for Green Cards for Highly Skilled Workers: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Immigration,Citizenship,Refugees,Border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Law),第110届国会第2次会议第110～89号,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2008年版,第1～2页。

41“贾纳·斯通斯特里特的证词”(“Prepared Statement of Jana Stonestreet”),《美国国会众议院:高技术劳工对绿卡的需求:移民、公民资格、难民、边境安全和国际法特别委员会听证会记录》,第55～56页。

42国会研究局:《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教育总览》,第6、11～12页43泰特斯·加勒姆、詹姆斯·霍塞克:《美国科学技术竞争力的透视》,第20～21页44理查德·英格索尔、戴维·珀达:“数学与科学教师的短缺:事实与神话”(Richard Ingersoll and David Perda,“The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Teacher Shortage:Fact and Myth”),《CPRE研究报告》(CPRE Research Reports)2009年,第1、38页,https://repository.upenn.edu/cpre_researchreports/51,[发布日期不详]/2019—08—10。

45诺曼·奥古斯汀:“国家安全根基的侵蚀”(Norman R.Augustine,“The Eroding Found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战略研究季刊》(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第8卷第4期(2014年),第12页。

46罗拉·奥克洛西:“如何解决教师短缺问题:为数学和科学专业教师支付更高的工薪”(Lola Okolosie,“How Not to Solve A Teacher Shortage:Pay More for Math and Science”),卫士网站(The Guardian)2018年8月31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8/aug/31/teacher-shortage-maths-science-pay-rise-government 1/3,2018—08—31/2019—10—08。

47美国教育部:《全国教师短缺地区清单:1990—1991年至2017—2018年》(U.S.Dept.of Education,Teacher Shortage Areas Nationwide Listing1990—1991 through 2017—2018),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教育部高教局2018年,第1～2页,http://www2.ed.gov/about/offices/list/ope/pol/tsa.doc,[发布日期不详]/2019—10—08 。

48美国问责总署:《高等教育:美国吸引国际留学生及其与国际竞争的含义》(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Higher Education:Challenges in Attract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Competitiveness),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问责总署2007年6月29日,第8～9页,http://www.gao.gov/cgi-bin/getrpt?GAO-07-1047T,[发布日期不详]/2019—10—08。

49美国医学教育委员会:《适应变化中的医保环境的医生教育:第13次报告》(U.S.Council on 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Physician Education for a Changing Health Care Environment:The Thirteenth Report),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1999年版,第24页。

50国家科学基金会:《2018年美国高校博士学位获得者》(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Doctorate Recipients from U.S.Universities2018),国家科学基金会第20～31号,2019年12月,第15～16、18～19页,https://ncsesdata.nsf.gov/ids/sed,[发布日期不详]/2020—09—28。

51卡利·万纳:“科学系批评研究生短缺”(Carly Wanna,“Science Department Decry Shortage of Graduate Students”),《耶鲁日报》(Yale Daily News),2019年2月2日,https://yaledailynews.com/blog/2019/02/12/science-departments-decry-shortage-of-grad-students/1/8,2019—02—12/2019—09—28。

52诺曼·奥古斯汀:“国家安全根基的侵蚀”,第9～10页53 国际研究生和博士后学者政策委员会、高等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国家研究院:《美国的国际研究生与博士后学者的政策含义》,第105～107、105～106页。

54罗纳德·艾伦伯格、夏洛特·V.库编:《博士教育与未来的教师队伍》第37～38页;类似结论,参见国会研究局:《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教育总览》,第19页55辛舍·拉杜:“调查显示,科技工数劳动的短缺陷入危机”(Sintia Radu,“Stem Workers Shortage at A Crisis,Survey Shows”),《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and World Report),2019年8月9日,第1～4页,https://www.usnews.com/news/best-countries/articles/2018—08—23/americans-think-they-have-a-shortage-of-stem-workers,2018—08—23/2019—08—09。

56国会研究局:《美国高校的外国出生的科学与工程学博士生》(U.S.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Foreign-Bor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Doctorate Students in the U.S.Institutions),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国会研究局,第92-469SPR号,1992年5月27日,第1页。

57国会服务局:《拥有科技工数专业学位的外来移民》(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Immigration of Foreign Nationals with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and Mathematics (STEM) Degrees),国会服务局第R42530号,2012年12月7日,第1页,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2012—12—17/2019—08—09。

58基斯·E.马斯库斯、阿.穆沙夫齐·穆巴拉克、艾瑞克·T.斯图恩:“博士生与美国的移民政策”(Keith E.Maskus,A.Mushfiq Mobarak and Eric T.Stuen,“Doctoral Students and U.S.Immigration Policy”),《科学》(Science)第342卷第6158期(2013年),第562～563页。

59国际研究生和博士后学者政策委员会、高等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国家研究院:《美国的国际研究生与博士后学者的政策含义》,第1页60B.林赛·洛厄尔:《美国的外籍临时劳工:有益于美国经济的政策》(B.Lindsay Lowell,Foreign Temporary Workers in America:Policies that Benefit the U.S.Economy),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昆罗姆书社1999年版,第108页。

61国际研究生和博士后学者政策委员会、高等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国家研究院:《美国的国际研究生与博士后学者的政策含义》,第115～116页62斯蒂芬·戈尔德、鲁本·朗博特:《新美国人:近期的移民与美国社会》(Steven J.Gold and Rubén G.Rumbaut,The New Americans:Recent Immigration and American Society),纽约:LFB学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6页。

63简妮·巴塔洛娃:《美国的技术移民与土生工人:经济竞争的辩论及其之外》,第26页64国会服务局:《拥有科技工数专业学位的外来移民》,概要第1页65尼尔·瑞兹、阿比·巴迪曼:“外籍大学生毕业后在美国滞留和工作的人数在增长”(Neil G.Ruiz and Abby Budiman,“Number of Foreign College Students Staying and Working in U.S.After Graduation Surges”),皮尤中心2018年5月10日,第3页,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8/05/10/number-of-foreign-college-students-staying-and-working-in-u-s-after-graduation-surges/pgmd_2018—05—10_foreign-student-graduate-workers-opt_0—03/,2018—05—10/2021—06—24。

66杰宗、简妮·巴塔洛娃:《美国的国际留学生》,第1～4页67按照规定,该计划允许持临时签证的留学生获得与专业一致的4年工作期限计算方法是:将为期1年的可选择实践训练与“科技工数”专业延长2年的规定合并,外加提供给F-1签证为期1年,累计4年[参见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海外中国学生与学者在中国推动科技发明中的作用》(U.S.-China Economic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in China’s Drive for Innovation),第9页,https://doresearch.stanford.edu/documents/us-senators-letter-to-american-hospital-association-01222020/,2020—10—07/2021—06—06]。

68埃莉诺·巴伯:《外国学生的流动:他们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意义,国际教育研究院研究报告第七号》(Elinor G.Barber ed.,Foreign Students Flows:Their Significance for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IIE Research Report,Number Seven),纽约:国际教育研究院1985年,第11页。

69纳纳拉·切拉拉、基斯·马斯库斯、阿迪亚·马图:“国际留学生对美国发明的贡献”(Gnanaraj Chellaraj,Keith E.Maskus,Aaditya Mattoo,“The Contribution of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to US Innovation”),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j.1467-9396.2007.00714,2008—07—08/2020—09—28。

70基斯·E.马斯库斯、阿.穆沙夫齐·穆巴拉克、艾瑞克·T.斯图恩:《博士生与美国的移民政策》,第562～563页71帕特里克·高乐兹、马里奥·皮亚森蒂尼克斯:,“中国研究生与美国的科技生产力:来自化学的实证”(Patrick Gauléyz and Mario Piacentinix,“Chinese Graduate Students and US Scientific Productivity:Evidence from Chemistry”),第3页,http://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42316256,[发布日期不详]/2020—06—17。

72国际研究生和博士后学者政策委员会、高等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国家研究院:《美国的国际研究生与博士后学者的政策含义》,第129页73诺曼·奥古斯汀:“国家安全根基的侵蚀”,第 9～10页74B.林赛·洛厄尔:《美国的外籍临时劳工:有益于美国经济的政策》,第157页。

75 经合组织:《创新的人:国家创新系统内技术人员的流动性》(OECD,Innovative People:Mobility of Skilled Personnel i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巴黎:经合组织2001年版,第248,245、253页。

76 橡树岭科学与教育研究院:《从美国高校获得博士学位的外国学生滞留率:2013年》第1～3、5页77国家科学与工程学统计中心:《2015年美国大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atistics,Doctorate Recipients from U.S.Universities2015),国家科学基金会第17—306号,2015年6月,第8页,https://www.nsf.gov/statistics/2017/nsf 17306/static/report/nsf17306.pdf,[发布日期不详]/2021—09—28。

78卡伦·韦伯:“美国大学科学与工程学教师的研究产出:外国出生者与本土出生者的贡献”(Karen L.Webber,“Research Productiv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aculty at US Universities:The Contribution of Foreign Vs.US-Born Status”),《教授职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Professoriate)第7卷第1期(2013年),第52页。

79国际研究生和博士后学者政策委员会、高等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国家研究院:《美国的国际研究生与博士后学者的政策含义》,第61页80 B.林赛·洛厄尔:《美国的外籍临时劳工:有益于美国经济的政策》,第253～254、250～251页。

81国际研究生和博士后学者政策委员会、高等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国家研究院:《美国的国际研究生与博士后学者的政策含义》,第41～42页82国会研究局:《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教育总览》,第3页83卡萝尔·帕森斯:“外来移民与美国服装工业中的地区劳工市场的表现”(Carol A.Parsons,“Immigration and Regional Labor Market Performance in the U.S.Apparel Industry”),《移民政策与研究工作报告》(Immigration Policy and Research Working Papers),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劳工部国际劳工事务局1990年版,第51～52页;乔治·博哈斯:“高技术劳动力市场上的外来移民:外国留学生对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影响”(George J.Borjas,“Immigration in high-skill labor markets:The impact of foreign students on the earnings of doctorates.”),费城:美国经济协会会议,2005年1月7—9日,第1页,http://www.aeaweb.org/annual_ mtg_papers /2005/0108_ 1430_ 1201.pdf,2005—01—09/2019—08—11。

84国际研究生和博士后学者政策委员会、高等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国家研究院:《美国的国际研究生与博士后学者的政策含义》,第115～116页85简妮·巴塔洛娃:《美国的技术移民与土生工人:经济竞争的辩论及其之外》,第6～7页。

86克里斯·麦基:“2019年开放的门户报告中可选择实践训练计划对招生的重要性和其他可选信息”(Chris Mackie,“OPT’s Critical Importance to Enrollment and Other Takeaways from the 2019 Open Doors Report”),2019年12月10日,https://wenr.wes.org/2019/12/opts-critical-importance-to-enrollment-and-other-takeaways-from-the-2019-open-doors-report,2019—12—10/2021—06—24。

87“美国国务院负责签证和领事馆局的副国务卿‘托尼’艾迪森的证词”(A Statement of Mr.Stephen A.“TONY ” Edison,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Visa Service,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U.S.Department of Sates),《美国国会众议院、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与科学教育特别委员会:签证状况和针对外国留学生和学者的其他政策听证会》,第20～21页。

88这些措施包括技术警示清单(TAL)、出口管制、学生与交换学者信息系统(SEVIS),以及签证安全核查等(参见国际研究生和博士后学者政策委员会、高等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国家研究院:《美国的国际研究生与博士后学者的政策含义》,第64页)。

89 国际研究生和博士后学者政策委员会、高等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国家研究院:《美国的国际研究生与博士后学者的政策含义》,第62～63、115～116,62、124～125页90安妮·皮弗、阿曼达·弗格森、艾德·鲍威尔:“关注死角:用知识产权主动检测外来势力影响的风险”(Anne Pifer,Amanda Ferguson and Ed Powell,“Seeing Around the Corner:Us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Data to Proactively Monitor Foreign Influence Risk”),赫龙咨询集团公司,2021年,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wnloads/Monitor-Foreign-Influence-Risk.pdf,[发布日期不详]/2021—06—17。

91B.林赛·洛厄尔:《美国的外籍临时劳工:有益于美国经济的政策》,第108页92美国国会众议院:《H-1B临时专业技术劳工签证计划与信息技术劳动力问题:司法委员会移民与声索特别委员会听证会》(U.S.Congress,House of Representative,H-1B Temporary Professional Worker Visa Program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orkforce Issues: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Immigration and Claim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99年版,第78页。

93美国众议院:《中国工作组报告》(U.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China Taskforce Report),第116届国会,2020年9月,第83页,https://www.eusemiconductors.eu/sites/default/files/uploads/CTF_China Task Force Report_092020.pdf,[发布日期不详]/2021—06—17。

94“加州国会众议员、移民、公民资格、难民、边境安全和国际法特别委员会主席洛夫格伦的证词”,第1～2页95美国国会众议院:《H-1B临时专业技术劳工签证计划与信息技术劳动力问题:司法委员会移民与声索特别委员会听证会》,第45页。

96 国际研究生和博士后学者政策委员会、高等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国家研究院:《美国的国际研究生与博士后学者的政策含义》,第115～116、124～125,94～95页97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海外中国学生与学者在中国推动科技发明中的作用》,第23页。

98美国众议院:《中国工作组报告》,第84页99戴维·米芾考米克、詹姆斯·坎宁安:“争夺全球领导地位的竞赛是争夺全球人才的竞赛”(David H.MvCormick and James M.Cunningham,The Race for Global Leadership is a Race for Global Talent),2021年3月,第3页,https://www.aei.org/wp-content/uploads/2021/03/The-Race-for-Global-Leadership-Is-a-Race-for-Global-Talent.pdf?x91208,[发布日期不详]/2021—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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