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八月，傅作义将军命我成立国民党政府第十二战区驻北平办事处，地址在东城史家胡同，由我任处长，共有工作人员二十余人。

 

一九四六年八月，傅作义将军命我成立国民党政府第十二战区驻北平办事处，地址在东城史家胡同，由我任处长，共有工作人员二十余人办事处负责接待傅部来平办事人员及与北平有关单位联络等事宜此时傅的总部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

一九四七年，傅的总部迁到张家口，办事处改称为张垣绥署驻平办事处，牌子换了，其他未变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傅先生担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不久，总部进驻北平，傅部驻平办事处又改为华北总部联络处，处址迁到御河桥原日本大使馆，仍由我任处长。

联络处的任务，主要是替傅先生招待高级人员或会见普通客人，并替傅出席城内非军事性的比较重要的会议联络处名义上为傅总部的一个单位，但在工作上与总部其他单位没有横的关系，而直接受傅先生领导，对傅负责，实际上是个独立单位。

联络处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后解散二月一日，按照事先的协议，由解放军为一方，傅部为一方，在这里成立了联合办事处，办理傅作义所部的改编及北平国民党所属各机关、厂矿、学校、企业等的移交工作办事处主任委员为叶剑英，副主任委员为郭宗汾，解放军方面的委员为陶铸、徐冰、戎子和，傅作义方面的委员为周北峰、焦实斋。

叶剑英、陶铸等同志都曾在此办公傅先生的华北总部设在西郊一个大楼内总部编制我现在已记不完全只记得总司令傅作义，副总司令郭宗汾、宋肯堂（已逃往台湾），这两人是每日上班的，其他挂名的有邓宝珊、刘多荃、冯钦哉等人；总参议张濯清；参谋长李世杰，副参谋长梁述哉、郑长海（号晓岚，已去台湾）；秘书长郑道儒（已去台湾），副秘书长焦实斋；第一处（管理军事行政和人事）处长王子襄，第二处（均是军统派来的特务）处长史泓（已去台湾），第三处（参谋处）处长雷立法（已去世），副官处长温永栋，军需处长潘瑞徵，军法处长刘鋆（已去世），军械处长姜文华，军医处长杜敬之，政工处长王克俊（兼），经济处长冀朝鼎，联络处长是我。

华北总部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成立的，原在北平西郊，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解放军即将围城之际迁入城内中南海，傅先生当时在居仁堂办公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开进北平，华北总部宣告结束一九四六年秋，我奉傅先生之命，担任傅部驻北平办事处处长。

我的堂弟李炳泉（解放后任新华社外事部主任兼全国记协书记）得知我回到北平，特地到东城史家胡同傅部驻平办事处来看我那时他在北平《益世报》任外勤记者每次傅作义先生来北平，各报记者多来访问，炳泉也毫不例外地来参加。

傅先生一般均在傅部驻平办事处接见来访记者，发表谈话，大抵由我主持和照料每逢这种时候，我和炳泉总会见面的炳泉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他的才华和学识，我是了解的他听说傅作义先生在北平正筹办一份报纸——《平明日报》，希望我介绍他去。

主持筹办《平明日报》的负责人，也就是以后担任社长的崔载之（解放后任水利部办公厅副主任），是我多年的老同事；而且报纸筹办期间的经费及与各方面接洽事宜，都由我所在的傅部驻平办事处协助办理我当即向崔介绍了炳泉。

二人相见，谈得很融洽这时崔也正在物色有办报经验的人，认为炳泉正是他需要的助手就这样，炳泉进入《平明日报》并当上了采访部主任实际上，炳泉是共产党员，是受党的指示从事地下工作的他利用我们是亲戚关系，通过我的介绍进入《平明日报》当上了记者。

这样，他就有了较好的掩护职业和合法身份，可借工作之便，深入搜集党所需要的情况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他有时到我家去，谈些国民党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必然灭亡，共产党顺乎民心、迟早会取得胜利这类有关时局的话。

但我从未怀疑他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因为当时一般有识之士和思想进步的青年，都持这种看法我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堕落的情形，耳闻目睹，亦甚憎恶而且认为炳泉与我的关系，可以畅所欲言，无须避讳事实上，炳泉这些言论，都是在潜移默化地做我的思想工作。

《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的感觉是很敏锐的，他和炳泉共事不久，就感到炳泉思想“左”倾，很可能是有目的来的他曾征询我的看法，我说：“炳泉眼光锐利，思想进步，是不错的，但绝不会有其他问题”崔笑着说：“他如果是，也不会告诉你。

”不过，崔这个人政治上比较开明，特别是他对炳泉的工作比较满意，因而有时还给予炳泉种种方便，并且竭力注意炳泉的安全，同时也免得给自己找麻烦这都是解放后彼此闲谈时我才知道的，当时我确实不清楚炳泉在从事地下工作。

崔载之主办的《平明日报》，是傅作义先生的喉舌，是当时北平大型报纸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傅部在绥远西部的陕坝，就办了一份《奋斗日报》，也是由崔负责《平明日报》在北平出版时，基本成员多半仍是原《奋斗日报》的一些人，如杨格非、萧离、萧凤和张心友等。

这些人都是抗战初期与崔载之同时参加傅部的一些进步青年他们有的参加过“民先”，有的受过国民党的迫害，对国民党都有不同看法我同这些人过去也曾在一起工作过，彼此非常熟悉这些人对炳泉敏锐的思想、犀利的文字、精辟的见解和勤奋的工作态度，均深为钦佩，所以在一起合作得很好，炳泉也因此受到《平明日报》的重视。

《平明日报》在当时情况下办得比较稳健，色彩也不可能鲜明，但是比起国民党报纸造谣欺骗的反动宣传要正派得多报纸有时在字里行间能说些真话，或对现实有所抨击，总的表现在当时可以说属于中间派这当然为国民党特务所忌，但他们知道该报系傅先生所办，也就无可奈何，不敢横加刁难。

《平明日报》为了避免麻烦，也能注意分寸，处理圆滑，所以直至北平解放，安然无恙《平明日报》于解放后，在《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中曾规定可以继续出刊，但傅先生认为已不必要，即命社长崔载之、总编辑兼总经理杨格非等人，将该报自动解散，报社人员由人民政府分配到各单位工作。

在《平明日报》工作期间，李炳泉以记者身份出入国民党政府机关，能较方便地获得一些军政要闻，及时了解北平地下党急需的若干情报他作为党的地下工作者，勇敢机智，战斗在龙潭虎穴，在敌我矛盾极为尖锐复杂的情况下，取得了出色的成绩，特别为了和平解放北平，不避艰险，同傅部进行谈判，在和谈中自始至终不懈地工作着，为北平和平解放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作出了贡献。

炳泉向我正式透露他是共产党员，还是在辽沈战役已成尾声、平津战役即将拉开序幕之际大约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的一天，当我听到东北解放军可能入关的消息，我感到局势严重，华北难保，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个人命运如何，也茫然不知。

所以心情烦闷不安，乃去东城酒兹府大草厂甲十六号李炳泉家那时炳泉及其胞兄炳璜（解放后在铁道学院工作）均在家我把自己的看法同他俩谈了之后，炳泉即向我详细分析了当前局势，并安慰我说：“会有办法的”他说：“事在人为，傅先生如能认清形势，还是有希望的。

”我当时不清楚希望在哪里，有什么高明办法，不过我对炳泉的分析还是佩服的以后接连数日，他向我详细分析了形势他说，东北、华北两大解放军主力就要会师，北平行将被围，兵临城下，怎么办？还是以和平解决最为上策傅先生如果仍不自量力，幻想支撑危局，甚至企图负隅顽抗、孤注一掷，不仅这座古城将毁于战火，兵民死伤无数，而且傅先生本人也将身败名裂，成为人民的罪人。

炳泉以曾泽生将军为例，再三向我阐明党对和平起义的政策以及起义人员的光明前景他说：“总之，北平非战即和，以和为上”他建议我向傅讲明形势，动员他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我对炳泉的话深为赞同，当即表示一定找机会向傅先生进言，务期必成。

炳泉看我态度坚决，才告诉我，他是奉中共北平地下党的指示和我谈话的他说中共方面希望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让我相机动员傅先生抛弃幻想，同意和平谈判此后我才知道，炳泉就是策动傅先生起义的北平地下党的一个代表我当时也兴奋异常，一扫不安的情绪，增加了向傅先生进言的勇气。

那时，辽沈战役刚刚结束，傅先生去南京参加军事会议后，飞回北平我感到傅先生当时的表现，并不颓丧，甚至有些兴奋我猜测在南京军事会议上，蒋介石为了给傅先生撑腰打气，可能又许下了一堆欺骗性的诺言同时，傅先生也估计东北共军在辽沈战役后，将有一段休整间隙，乘此时尚可从容进行军事部署。

但出乎意料的是，东北解放军进军神速，傅先生的部署方案尚未就绪，东北解放军即分两路进关，长驱直入，并与华北解放军会师平、津、张、塘等军事要地，相继被分割包围，噩耗频传，情况紧迫，天津、张家口相继吃紧傅先生为确保通往绥远的退路，决定派所谓主力之主力、精锐之精锐的第三十五军，由军长郭景云率领西援张家口；北平被围，又命该军自张家口回援北平，中途竟被阻于平绥线之新保安地区。

北平合围之势，行将完成此时傅先生感到形势严重，日益焦虑不安我认为这是向傅进言之机，便乘傅先生独自思量之时，悄然入见我问傅：“今后方针大计，究竟如何？”傅反问：“你说如何？”我说：“势已至此，只有和、战二字，不能战，只有谈和。

”傅问：“如何和法？”我即直截了当地说出李炳泉以中共北平地下党代表身份，衔命来谈，希望通过我与总司令秘密会见傅听后询问我的看法，我将炳泉关于形势分析和中共政策，简要陈述一番，并说明今日之守北平，与当年守涿州、守太原、守绥西迥然不同，战无希望，以和为佳。

我说，不论谈的结果如何，至少可以了解对方意图我与傅此次谈话，极为机密，连傅身边的大女儿傅冬也不知道（傅冬同志已是共产党员，这时我当然不知道，更不知道傅冬原来也已奉党之命参与促成北平和平解放之事）我与傅先生系保定军校先后同学。

我毕业后，一直追随傅先生左右，担任幕僚，共事数十年，甘苦与共，对于傅先生的思想言行，有所了解傅先生每遇重大问题，大抵是喜怒不形于色，使人莫测高深；并常独自绕室漫步，反复思索，不喜别人打扰我毅然与傅先生进行这次谈话，事前也不是毫无顾虑。

虽然当时力主议和的，并不乏人，但均因倡言和谈，事关重大，有的观望傅先生动静，怕冒犯虎威；有的欲言又止，怕事机不密，不仅偾事，而且对己不利当时在华北战场上炮火连天，硝烟弥漫，而在傅先生总部里，却显得既混乱又凝滞。

我在与傅密谈时，也是一面陈述，一面观察傅的神色正如傅先生平时的样子，他除了偶尔问上一两句之外，一直靠在沙发上眯着眼听着，面部没有表情当我谈到李炳泉以中共北平地下党代表的身份希望面晤时，他睁眼看了看我，接着又眯起眼睛听我继续往下谈。

当我谈完时，他再睁开眼睛说了句：“这要妥善研究你可继续联系，无论如何要注意李炳泉的安全，必要时可住到你那里”说完，他站了起来，我即辞出据说我走后，他一直在室内踱来踱去，看样子思想上有不少矛盾我回家向炳泉叙述了同傅谈话的情形，炳泉认为傅先生犹豫不决，仍有顾虑，这是可以预料的，像这样至关紧要的事，不可能一蹴而就，傅先生肯定要有一番思考的。

炳泉并嘱我相机继续向傅做工作在此期间，先后向傅建议和谈者，据我所知有刘后同先生和马占山将军等人，均系傅故交挚友，不属于傅先生手下部属他们所谈内容，大抵皆为国民党蒋介石败局已定，华北大厦将倾，北平已在解放军合围之下，城下之盟势不可免，以主动求和最识时务，否则千年古都毁于战火，傅将成为千古罪人；和平解决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能失此良机，等等。

实际这些意见，傅先生早已了然于胸，对蒋介石也早已失望我们当时也看出傅先生与南京方面和蒋系人物虚与委蛇的态度（如特务头子郑介民来平时，傅故作战争姿态，便是一例）傅先生此时内心着重考虑的是中共方面有关和谈的具体条件，也就是说如何真正达到所谓“光荣的起义”。

大约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左右，傅找我去问李炳泉的最近情况我说炳泉希望与总司令面谈，他作为正式的中共北平地下党代表，可以述明中共的政策和具体要求，我方也可以派代表随同炳泉到解放区去，与中共方面有关领导直接会谈，当时傅找来王克俊，命其做好准备并加强保密措施，同时命我把李炳泉接到总部傅的办公室，直接会谈。

一见面，炳泉即开门见山地说他是受中共北平地下党的派遣来见傅先生，欢迎傅先生作出决断，进行和平谈判傅问炳泉：能否由崔载之代表我同你到解放区去见中共方面的领导？炳泉回答可以傅当即决定由崔载之作为傅方代表，携带一部电台，由李炳泉陪同出城联系。

并命王克俊挑选可靠通讯人员做好出城安排关于与城外解放军方面联系，则由炳泉通过北平地下党负责办理（在这里附带说一下，崔载之代表傅先生出城谈判，是我建议的，这可能是局外人不知道的）在炳泉出城前夕，我又到炳泉家中，同他说：“我们现在要出城谈和了。

在和谈期间，希望双方都不要进攻，以免发生无谓冲突而且不论哪方面有伤亡，死的都是中国人，现在既然谈和了，再有伤亡就不划算了，那样也影响和谈”炳泉表示同意，事后我向傅作了汇报为了严格保密和确保安全，傅先生曾命我称病住院，与各方隔绝，专门与崔、李所携电台联络。

炳泉临行前，介绍地下党员刘时平与我见面，告我可暂通过刘与地下党联系大约十二月十四日的清晨，我和炳泉约好在南河沿南口等待崔载之和汽车车来后，炳泉上车，与崔载之所携电台及通讯人员出广安门，通过傅部防区出城崔、李出城后，一天晚上，广安门附近突然枪声大作，传闻双方发生冲突，我即找到刘时平，请他设法联系，请对方停止进攻，以免伤亡，刘当时唯唯。

去后他是否进行联络，结果如何，均不得而知，我与刘的联系竟从此中断经过了解，方知刘被军统特务逮捕，关押在北新桥附近的炮局监狱内但此时已风传华北“剿总”某处长正与解放军联系和谈这将不利于我，更不利和谈的进行。

我便秘密迁到东城礼士胡同眼科医院，杜绝外人，有事直接请示傅先生或与王克俊联系崔、李出城后，安全进入解放区原拟去平山县中共中央所在地，后经炳泉联系结果，转到蓟县孟家楼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会见了参谋长刘亚楼同志。

崔载之事前并未受有傅先生的具体指示，主要是表示傅先生愿意和谈，再就是了解中共方面的态度和要求，然后向傅转达，再请示进一步做法讨论数次，没有结果在此期间，傅的主力第三十五军在新保安全军覆没，军长郭景云战死。

接着张家口亦被解放，第一〇五军军长袁庆荣被俘，部队被歼形势急转直下，傅先生心情沉重崔载之来电请示，傅令我回电，命崔即日回城，第一次和谈即到此为止炳泉陪同崔载之回城后，见了傅先生，转达了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意见，只住了一夜，就返回解放区。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下旬，傅先生心情十分沉痛，认识到除和谈外别无良策，任何幻想均无意义但傅先生对起义后全军官兵的前途和生命财产的保障，以及如何应付蒋介石嫡系部队和特务，以免引起事端，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等等，仍然顾虑重重。

这时，炳泉来电，大意说傅先生如诚意和谈，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表示欢迎，傅先生和所属文武人员的安全完全可以得到保障，希望能派正式代表进行商谈我向傅先生作了汇报傅与有关人士进行了审慎研究，认为这是极为关键的时机。

关于派出的代表，傅先生经过再三考虑，认为周北峰先生最为适当周系法国都鲁士大学政经学硕士，博学多识，曾任山西大学教授，早年在山西即与傅先生相稔抗日战争初期，周曾代表傅先生至延安晋见毛泽东主席及中共中央有关领导，后在傅部负责战地工作委员会工作。

傅部驻晋西北河曲时，周经常代表傅与贺龙将军领导的第一二〇师接触抗战胜利后，周在“三人小组”代表傅在察绥与中共代表会谈他既是傅可信赖的老友，又与共方关系密切，担任和谈代表，至为允当另外，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以民主人士名义，愿参加和谈。

傅认为有这样一个人物前往，也许能起些推动或缓冲作用，便同意由周、张二人出城进行第二次和谈，由周北峰为傅先生正式代表王克俊为他们办好出城安排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周北峰、张东荪二人从西直门出城，翌日到达蓟县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

这时李炳泉亦已到达蓟县，由他负责接待炳泉介绍周、张二人与林彪司令员、罗荣桓政委、聂荣臻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会见经过几次商谈，对傅所属部队及文职人员的安全和前途的安置，以及释放傅部被俘人员等具体问题，均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达成了初步的《会谈纪要》。

周北峰代表傅先生在文件上签了字至此，第二次和谈终于取得积极的成果一月十一日，周北峰自蓟县平安回到城内傅先生看过《会谈纪要》，并听北峰汇报了会谈经过和对方限一月十四日午夜前答复的要求，仍然心事重重，认为《会谈纪要》中有些具体问题还不够明确。

一月十四日，即《会谈纪要》最后答复期限，傅先生特请邓宝珊将军和周北峰先生到中南海居仁堂傅的办公室商谈，表示决心起义，请邓、周二人为全权代表，再次出城与解放军谈判，一切问题相机办理，务期于成随即发电给李炳泉，回电表示欢迎前往。

当天下午邓、周出城，到达通县，进行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和谈，仍由李炳泉负责接待第二天（一月十五日）正式会谈前，天津解放，李炳泉将这一情况及时通知了邓、周当天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邓、周正式会谈一开始，林、罗、聂即声明此次商谈已不包括天津，同时转达党中央指示，绥远问题可留在以后解决，现在主要谈北平解放问题。

经过讨论研究，最后达成《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十四条，一月十七日，邓宝珊将军与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处长苏静同志，带着《协议》回城北峰、炳泉仍留通县负责与城内联络傅先生看了《协议》，深为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宽容所感动，非常欣慰，立即电告炳泉转达，表示完全同意，坚决按《协议》执行。

一月二十日，傅先生正式宣布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各报刊登了《协议》傅部新编骑兵第四师师长刘春方首先率部出城（在围城时，骑四师是傅的直属主力，刘春方是傅先生一手提拔的少壮派师长，刘作战勇猛，具有政治头脑，是积极主和派，这时率先出城接受改编，亦有示范作用）。

其他部队包括蒋系部队，也陆续到达指定地点接受解放军改编是日上午，周北峰陪同陶铸同志由通县进城，与傅先生会见叶剑英将军偕戎子和同志亦相继入城，即住于原来我所在的傅部联络处（东交民巷原日本大使馆）在这里我受到叶剑英、陶铸、戎子和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英武雄壮的解放军浩浩荡荡地列队入城，市民欢呼雀跃，夹道欢迎北平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终于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北平和平解放，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英明伟大的战略的辉煌胜利，是党的威力巨大的统战政策的丰硕成果。

傅先生本人具有朴素的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这种主观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当然这也与刘仁同志领导的北平地下党的艰苦斗争和机智勇敢的工作分不开据我所知，党内同志如王汉斌、崔月犁、李炳泉、傅冬菊、仓孝和等，都做了许多工作。

党外人士除参加过和谈的邓宝珊、周北峰、崔载之等人外，刘后同、马占山、何思源诸先生力主和谈，对傅先生也有一定影响在傅先生方面：张濯清、王克俊、郭宗汾、李世杰、阎又文、刘春方、焦实斋等人，也为和谈付出了很多精力。

我个人之所以倾向和谈并在最初向傅先生积极进言，主要是由于堂弟李炳泉的频频动员另外，抗日时期和我在一起同事的崔载之、杨格非、凡塞、萧离、萧凤等同志，平日对我思想启发也有影响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联网，并不代表本站观点，本站不对其真实合法性负责。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本站将立刻处理。联系QQ：1640731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