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从研究对象或议题的角度来讲，法律人类学主要关注法的四个维度：本质、功能、意义、价值。这四个维度的分类不仅为法律人类学的研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从研究对象或议题的角度来讲，法律人类学主要关注法的四个维度：本质、功能、意义、价值这四个维度的分类不仅为法律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框架，而且对于凝练中国法律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第一，法的本质维度这里的“本质”主要涉及“法律是什么”以及“法律的概念”本质维度是人类学最早涉足法律研究时关心的问题但我们知道，“法律的概念”是一个颇为抽象的话题，是法理学、法哲学领域的经典议题，而人类学是一门面向实践的学科，那么为什么法律人类学会关心这个抽象问题呢？这可能与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有关。

法律人类学早年主要关注无文字社会的“法律”现象，而这些社会并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成文法”（法典/判例），所以就需要通过“法律是什么”的讨论把“法律”从那些不成文的习惯规范中识别出来而具体的识别方式和标准也各有不同。

比如，图恩瓦尔德、马林诺夫斯基等学者认为，法律是一个依靠互惠约束的系统，所以很多社会规范都具有法律的特征；拉德克利夫-布朗则借鉴了庞德的观点，认为法律是一种由制裁保证实施的规范，这一观点也得到了霍贝尔的支持；格拉克曼和博安南主张，只有通过研究司法裁判过程才能有效地识别出法律，因为法律在本质上是法律机构适用的规则；波斯比西在研究卡保库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法律必须具备的四个基本要素：权威、普遍适用的意图、当事人双方间的权利义务以及制裁。

有趣的是，法理学家哈特于1961年出版的名著《法律的概念》在人类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以至于自该书出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的法律人类学作品都要回应或批判哈特的观点这一现象也反映出，法律人类学的确对“法律是什么”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

甚至到了2011年，万安黎在研究日本金融市场时，依然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了法的本质这一问题上，她试图证明的是，法律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技术第二，法的功能维度所谓“功能”即法律能解决什么问题，法律又是怎样实践的。

人类学家能想到的法律最重要的功能便是定分止争，因为法律是用来解决纠纷、维系社会秩序的由此，纠纷及其解决也成为此项研究在过去一百年间最为关心的议题比如，人们解决纠纷时适用什么规则？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法学家卢埃林与人类学家霍贝尔实现了两个学科的首次合作，发明了“问题个案”的研究方法，通过研究纠纷解决便可以回溯式地了解法律规范的内容。

同样地，对于这一问题，格拉克曼依然强调司法裁判过程的重要性，并由此讨论了交叉询问、证据评估、司法逻辑等问题而后，劳拉·纳德又提出建议，认为可以系统地收集并统计不同种类的纠纷及其解决方式，试图建立起纠纷解决（法律）与社会背景的关系。

无独有偶，赵旭东在《权力与公正》中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讨论乡土社会纠纷解决与多元权威的内在逻辑针对城市地区的纠纷解决，人类学家也参与了“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他们认为，这种机制一方面的确可以减轻专业司法机关的负荷，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化解各种已经出现的或潜在的矛盾和纠纷，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提醒司法机关应保证普通民众仍然有机会获得专业的司法服务。

除了解决纠纷这一功能之外，法律人类学还讨论了依靠法律的社会控制比如，朱晓阳在《小村故事》中描述了发生在乡村的越轨与惩罚活动，并试图阐释这些活动在时间流中的动态及其与特定条件和特定行动者的联系还有学者认为，法律也是一种创造观念秩序并进而推动执行的构成系统。

比如，穆尔指出，乡村或城市的小型社区更像是一个半自治社会领域，它能够在内部生成规则、习俗和符号，且具有一定约束力第三，法的意义维度按照梅丽的观点，法律人类学关于法律意义的讨论主要包括，法律机构和法律主体创造意义的方式，这些意义对周围社会关系的影响，以及文化框架对法律程序本身性质的作用。

尽管在诸社会科学当中，人类学尤其擅长文化研究，但在格尔茨出版《地方性知识》之前，法律人类学并没有把法律文化当作一个重要议题尽管格尔茨没有专门从事过法律民族志研究，但他提出的“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论断却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提醒人类学家要关注法律的文化属性格尔茨的弟子劳伦斯·罗森在对摩洛哥乡村法庭做了一番文化意义上的考察后，对韦伯所谓的“卡迪司法”提出了批评法国人类学家拉图尔则“像一只苍蝇一样附着在（法国）最高行政法院的墙壁上”（拉图尔语），对法律的制造过程做了深入而详细的观察，并由此通过与科学实验室的对比讨论了法律的客观性。

丁卫考察了陕西关中地区一个普通的派出法庭，试图呈现转型时期基层司法运作的实践逻辑此外，人类学家还试图从语言和话语的角度考察法律的意义比如，苏珊·塞利格森对美国双语法庭上的西班牙语口译员做了民族志观察，她发现，陪审员对犯罪嫌疑人的印象会受到口译差异的影响。

梅丽区分出了法律话语、道德话语以及治疗性话语的不同，并由此发现了美国普通民众参与专业司法活动所遭遇的“话语悖论”伊丽莎白·默尔茨则把目光投向了教授法学知识的法学院，并精准地展现了学生在学习法言法语时产生法律思维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法律语言获得了意义和权力。

第四，法的价值维度近几十年来，法律人类学越发关心法的价值具而言之，其包括秩序、正义、发展以及人权等价值秩序的存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而法律则是建立并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方式但除了法律之外，社会中还存在着若干能够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约束力的规范。

围绕着这些规范产生了范围和影响力各不相同的多元秩序后来，数百年的西方殖民运动又深刻地加剧了这种多元现象所以，法律人类学的讨论就从反思殖民主义开始比如，弗朗西斯·施耐德提醒我们，不少非洲国家的“习惯法”可能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地方性知识，反而有可能是殖民主义构建的产物。

莱昂·布斯肯斯同样持有这种观点，他从历史的角度系统考察了西方社会对于北非家庭法的认识和理解，并得出结论认为，这其中有很多误解和虚构还有不少学者以参与观察的方式研究了欠发达国家农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所遭遇的法律层面上的不公正待遇，并以此为基础发出呼吁，警惕西方世界所构建的国际经贸体系背后的新殖民主义。

此外，法律人类学近年来在人权研究领域也越发引人关注从立场上讲，人类学明确反对无视文化和制度差异的绝对“普世主义”的人权观比如，梅丽通过对夏威夷法律史的研究提出了人权“地方化”的观点，并强调，“在地方的法律实践过程中，属于国际法范畴的人权概念经历了一个根据地方情境重新定义的过程”。

作为对这一观点的呼应，尹韬通过对河南省高台村的戏曲普法的深描，揭示了保护妇女、反对家暴等人权观念如何同儒家传统中的家庭和谐观彼此融合并转译给普通民众的过程马克·古德尔是当代世界人类学人权研究的代表学者，他认为，民族志研究可以捕捉到人权本地化实践的丰富细节，应当在人权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法的上述四个维度，从时间的角度来讲，大致具有先后的递进关系，代表着法律人类学在不同时期的学术旨趣，也反映出该领域研究在不同时期所受到的社会、政治以及经济背景的影响虽然比重有所不同，但时至今日，法的这四个维度依然是法律人类学所关心的议题。

这也说明，法律人类学作为一种关于法的实证研究，有着开阔的学术视野、细腻的观察视角，对于深描法治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本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传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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