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医学从治疗转向“终结死亡”，当基因的编辑如整容一样普及…他从道德、哲学、政治等角度，为这一目前鲜为人知的领域，给出了一种如何面对技术进步的见解

 

编者按：当医学从治疗转向“终结死亡”，当基因的编辑如整容一样普及……生物科技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这是法国前教育部部长、哲学家吕克·费希在新书《超人类革命》中探讨的命题他从道德、哲学、政治等角度，为这一目前鲜为人知的领域，给出了一种如何面对技术进步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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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生物、信息、认知四大领域是世界公认的21世纪最前沿的技术，如今正是生物技术发展的蓬勃期我们现在来谈一下“NBIC”中的“B”，即生物技术领域在2000年，人类成功测出第一个人类基因组序列，我要提醒一下，当时这项工程花费了近30亿美元，而如今只要3000美元左右就可以做一次检测。

也许到21世纪末，DNA检测的花费连100美元都不到，并且通过这样的检测我们可以及时发现基因的任何异常状况，而DNA检测也会变得就像我们如今的验血一样普遍与简单但是生物技术的关键性突破并不是DNA检测的成本问题。

最近研究人员研究出了一种名为Crispr-Cas9的基因敲除法看名称似乎方式很粗野，“剪切-粘贴”我们的DNA，甚至进行混合，就像通过文字处理器纠正拼写错误或者移动句子一样容易有了这个技术突破，通过生物外科技术，几乎所有的不可能都能成为可能。

比如说，可以任意将一个基因的表达关掉或打开，可以修改、删除、混合基因显然这种技术给基因工程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即使这些愿景还未在人类基因工程的领域中转化为现实这里我给大家看看阿兰·菲舍尔（Alain Fisher）先生——法兰西学院教授、遗传性疾病研究所所长，在2015年12月10日接受法国杂志《新观察家》采访时的有趣对话：。

阿兰·菲舍尔：Crispr-Cas9是生命科学领域的重大技术飞跃，也许未来对基因治疗领域来说也是一大突破我们已经知道如何修改和剪切DNA，但还不够精准和容易问：如果我们改变生殖细胞会发生什么？阿兰·菲舍尔：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

之前确实有人提到过，为什么不修改具有疾病风险的人类胚胎？因为这没有意义通过体外受精，胚胎植入前运用遗传学诊断技术识别患病胚胎，这样一来一对有风险的夫妇就可以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因此，修正携带疾病基因的胚胎并没有意义！。

当然，在当前形势下，菲舍尔教授是绝对正确的，但也必须记住的是：第一，关于允许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PGD）的争议是漫长而艰难的，可以预见到这个技术的合法普及会遇到许多阻力，包括宗教层面，但又不仅仅来自宗教。

左派里的很多人认为它是纳粹黑暗时代的“优生学”的死灰复燃我对此有所了解，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我参与过不少关于PGD的讨论，特别是与勒内·弗莱德曼（René Frydman）一起在《世界报》上发表了多篇关于胚胎筛选的文章，指出在胚胎携带疾病的情况下，比如说患有先天性黏液稠厚症，应当对胚胎筛选予以批准。

此外，抛开有用或无用的讨论，虽然我们可以更容易地进行PGD操作来取代生殖基因操纵，但是从科研层面来看，生殖基因操纵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其危险性远远超出PGD，甚至令人恐惧，因为它的结果会传递给后代不过正是因为这一点，如果要完全根除某种带病的基因，这种方式会更彻底、更有前景。

此外，阿兰·菲舍尔尽管反对这种假设，但或许是为了最终排除使用这项技术的可能性，他不禁提出以下问题：我们自身基因的变异是带来心血管疾病、癌症等风险的因素……例如，CCR5基因是让艾滋病毒进入人体的受体在极少数人的身体中，这种基因会发生突变，使之抵抗艾滋病毒的感染。

难道我们不能让每个人的CCR5基因都失活，使大家都具备抗感染的能力？那会是个庞大的工程，因为必须修改所有胚胎的基因组我们能确定这种修改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吗？CCR5基因还有助于免疫系统抵御某些病毒感染我们有权修改后代的基因组吗？。

这些确实是问题，至少是超人类主义关心的问题，拥护者们显然会做出肯定的回答，只要采取预防措施，在动物身上做实验，就可以避免负面结果，等等但是，这可能吗？我们可以控制一切吗？阿兰·菲舍尔以不点名的方式批评了超人类主义者，这完全可以理解，也代表了很多人对超人类主义所持有的合理的保留态度：。

在一些人的憧憬里，这种技术也可用于增强人类的机能：能够跑得更快，感觉更敏锐……但我们真的想获得这些吗？医疗界则有不同的目标：在天生条件容许的范围内使人类达到寿命最长、状态最佳如果我们用这些新技术来拯救一个两岁孩子的生命、治愈一个身患癌症的成年人，再好不过。

但延长所有人的生命，使之超过一百年，在我看来是不合理的难道我们愿意生活在一个全是老人的世界里？菲舍尔的论据既有力又无力说它有力，是因为操纵生殖基因的危险无法估量，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是个问号，奇爱博士（注：1964年的经典黑色幽默电影《奇爱博士》中，奇爱博士提出用怪诞的方法解决世界末日问题）们的鲁莽令人担心；说它无力，是因为不能断言我们永远无法控制这些不良后果，不管是从科学角度还是从道德角度来看，生物技术的发展（先验地说）无止境；说它无力，还因为一旦部分国家选择走上这条路，其他国家便不会熟视无睹，而是会采取同样的策略发展生物技术；说它无力，因为人们总是有延长寿命的愿望，而这样的愿景无疑也包括了提高生命的质量，人类长寿的欲望不是伴随长久的衰老期，而是拥有永恒的青春年华。

显然我们还做不到永葆青春，从现有的知识水平来看，我们还有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没有人能断言这个梦想永远不会成真，也无法断言大自然设定的寿命限制必然与伦理层面上对寿命的期望一致请允许我再次强调，因为它实在至关重要。

自然是事实，但不是规范，是有形的天赋，不是伦理价值如果我们能够健康地活过一百年，如果我们有一天能够解决这种情况肯定会带来的人口、经济和政治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只是因为“这不自然”就要先验地剥夺选择的权利。

此外，纵观医学史，一次次的医学突破难道不是从根本上以一种漠视道德的姿态与自然选择的“瑕疵”做斗争？如果必须严格遵循自然，我们是不是将基因传给子女之后就应该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现在的平均寿命是80岁，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突破了极限，与达尔文的严酷自然选择做了顽强斗争？那么，谁能够下定论说人的生命进程该在什么时候停止？什么年龄的人就可以去死？对于这个问题，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回答，但看看我的周围，随着我年事渐高，身边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老人，其中一些人是我的挚爱。

我意识到很多年长的人依然渴望继续活着，一点也不想离开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在我看来这样的想法毋庸置疑是合情合理的，对他们的遗产继承人来说也是如此，不过有些继承人可能希望他们的等待也有结束的一天

《超人类革命》 【法】吕克·费希 著 周行 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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