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发生在你身上的不幸事情，令你发疯」：精神医学霸权的新挑战第一节 导言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末，连恩和反精神

 

第五章「发生在你身上的不幸事情，令你发疯」：精神医学霸权的新挑战第一节 导言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末，连恩和反精神医学的思想普遍呈现衰落的趋势原因在上一章的讨论里已指出，除了思想内部的矛盾，还有生物医学模式的复辟，之后激进运动就大范围地退潮了。

然而，自本世纪初以来，人们已经看到在心理健康方面出现了新的激进流派其中之一是重要的精神医学家和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运动者和心理健康服务使用者所组成的联盟，大力促成了他们所谓的「典范转移」，改变了心理健康和精神痛苦的观念。

新典范或世界观取代了以生物化学或基因传递的模式来解释精神痛苦，而更主要从人们的生活体验中来寻找「疯癫」和精神痛苦的原因：在过去几年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极为重要的典范，有助于我们理解极度情绪痛苦，也可能改变我们对人类受苦的概念，其范围横跨心理健康问题的整个光谱。

这是一项强有力的证据，是根据创伤研究、依附理论和神经科学的综合研究成果，为复原提供了新的希望它还对生物精神医学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以科学证据来证实和证明人们一般都知道的情况：许多心理健康有问题的人，其第一手经验就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不幸事情令你发疯。

近十年来，批判心理学家、精神医学家以及威金森和皮凯特等社会科学家得出大量研究证据、奠下基础才得以出现新典范这些作者都指出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并建议用社会模式取代，它是基于人生所体验到的精神痛苦社会工作学者梯尔总结这些关键要素如下：无论精神痛苦在大脑功能方面与生物医学的关联性如何，以及遗传下来的敏感性构成哪些影响，我们都从基本立场出发，把精神痛苦理解作为对生活环境有意义的响应。

特定的精神痛苦体验(即症状)，可理解为应对机制，动能来自内在，代价则是程度不一的主观痛苦感、困惑和功能受损它们也可能被视为「间接语言」，试图表达一些被压抑、无法忍受的真实社会体验因此，例如割腕和其他形式的自我伤害，若以此架构来理解，就是应对机制，用来处理情绪痛苦、释放难以忍受的感觉，而不是纯粹非理性或自我毁灭的行为。

此外，那些感觉其实是可以拿出来与人协谈的本章第一部分将会讨论这新典范的一些主要元素，并评估它是否符合精神痛苦的现实在本章较后部分讨论的是第二个对精神医学霸权的挑战，其较少是来自专业人士和学者的著作和研究，更多是来自有心理问题的人的生活体验。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讨论的，回顾心理健康服务的历史，有个明显特征是，经历疯癫和精神痛苦的人的思想和感受，都往往被低估和否定然而，自一九八〇年代以来，心理健康服务使用者以及一些相关专业的盟友在努力反转那种否定态度。

一九七〇年代，身障权利运动展开，但不是为了改善个人的障碍服务，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中寻找压迫和痛苦的来源之后心理健康服务使用者的运动亦开始发展，同样地挑战生物医学模式以及对患者的医疗措施挑战生物医学模式的例子之一，就是在英国和国际上日渐壮大的社运组织「听到心声网络」。

基于荷兰精神医学家罗曼、心理学家埃舍尔和心理健康服务使用者哈格的研究结果，这个组织发展起来并主张，其实脑海中「听到心声」是很常见的现象，但以前人都不太肯承认罗曼和他的同事们认为，脑海中的声音往往是要响应创伤的生命经验，而且这种响应方式不需要依赖精神药物。

本章第二部分将探讨心理健康服务使用者运动的性质和意义，以及它引起的一些政治辩论然而，在此之前，有必要概述和批判性地考察上述的新典范第二节 挑战主流典范新典范以四个关键概念作为基础：创伤、解离、依附和神经科学。

前三者在这里探讨，第四个将在后续部分讨论创伤霍兰德在拉丁美洲的解放心理学研究中，将创伤定义为：受到外部或内部的刺激所影响，心灵结构分裂或瓦解，而且刺激过于强大，无法以惯常方式处理或同化霍兰德的讨论脉络是，一九七〇和一九八。

〇年代拉丁美洲时期，无数人遭受了残酷暴力和酷刑但创伤也会以更日常的形式出现，例如有证据表明，幼年时的逆境和创伤与成年后的严重精神痛苦或思觉失调，两者有强烈的因果关系本特尔总结该领域的研究时谈到：最近的研究指出，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社会和环境因素会增加精神疾病风险。

除了童年贫穷、社会不平等和过早暴露于都市有害的环境，若你属于少数族群或是搬移到偏远地区(往错误的方向发展)，或是早期与父母分离、童年遭受性、身体和情感的虐待、在学校遭受霸凌，这些都是致病的风险在研究分析童年创伤和思觉失调后，我和我的同事发现，暴露于所有这些童年时期的逆境下，罹患思觉失调的风险就会增加约三倍，有多种创伤经历的人风险更高。

事实上，童年的逆境与后来罹患精神疾病有关，证据确凿，就如吸烟与肺癌在统计学上显示的关联另外有两个研究结果值得提出首先，思觉失调症等精神疾病的特定症状，通常与童年时期的创伤和逆境有关：一般认为的思觉失调症状，诸如幻觉，与其他许多心理健康问题一样，至少都与童年时期遭受虐待和疏于照顾有强烈关系。

第二个研究结果扭转了生物医学方法支持者所声称的因果关系本特尔认为，被诊断为思觉失调症的人，其大脑变化通常是为了响应创伤和逆境的影响，而先有大脑变化才有逆境目前有强大的证据显示，这类经历会影响大脑的结构，由此我们暸解，为何许多精神病患者的医疗报告纪录有异常神经影像。

精神医学家雷德在关于童年逆境和思觉失调的论文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有证据表明，「思觉失调症患者」和「正常」成年人(作为支持「脑疾病」假说的对照组)的大脑所有结构和功能会出现差异，而同样的差异也出现在受创伤和没经历创伤的儿童大脑。

当中包括：下视丘—肾上腺—脑下垂体轴过度活动；多巴胺、血清素和去甲基肾上腺素分泌异常；海马回受损、脑萎缩、脑室扩大和脑不对称的反转雷德总结道，该领域的研究证据表明：大多数、甚至所有心理健康问题都源于童年时期，思觉失调症和症状成因也不例外，但过去数十年来，大家都认为那些问题是出于生物与基因缺陷。

斯特灵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二〇〇五年分析了无家者和心理健康问题之间的关联，也强调了幼年经历对「人格障碍」诊断的重要性，该研究引用了一位经验丰富的临床医师的话，如下：事实上，我可以有把握地说，过去两年半我所看过患有精神疾病的无家者，没人拥有一般认为的正常成长经历。

这不是夸张，我真的想不到当中有任何人没有成长问题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精神痛苦都可以化约为童年时期的逆境，或被它所决定但那的确表明，这种事件可能会造成脆弱的心理健康，后来只要有生活逆境或压力就会导致它一触即发。

这种说法类似于一九七〇年代为了克服医学模式的弱点而发展出的「生物心理社会」或「压力-脆弱」模式但是，此模式的问题是，它的主导思想还是生物学，那么在精神医学实务上，就会假定脆弱性必定是遗传的因此，一些批评者将此称为思觉失调的「唯生物」模式。

雷德和彼特•桑德斯就质疑：在这种模式下，诸如虐待儿童、失业、失落感、贫困的生活条件等等社会因素，会被化约为遗传或体质上的潜在触发因素，就像定时炸弹一样具有某些遗传或体质特性的人才会变得忧郁、酗酒、疯癫，等于暗示社会因素本身不会导致心理问题。

他们继续强调：当然，事实上我们天来具有各种遗传变异，举例来说，对压力的一般敏感程度就各不相同但我们的基因倾向对坏事有反应，你不需要坏事来压垮你，让你忧郁和发疯最后，正如本特尔指出的那样，即使是那些在童年时享受梦幻田园生活的人，仍然可能遇到心理健康问题：当然，无数成年人的逆境也会导致精神疾病，包括负债、不愉快婚姻、苛刻的工作环境和失业威胁。

可以说，造成人类痛苦的最大原因，就是在悲惨的环境中与其他人的痛苦产生交集解离新典范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为解离根据一位讨论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重要作者表示：创伤的本质是解离强烈的体验被拆成碎片，因此与创伤有关的情感、声音、影像、思想和身体感受，有了自己的生命。

当它们真正地被再次体验时，记忆的感官碎片便入侵当事人的现实不难看出，为什么解离概念在这新典范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创伤后的感受或一些行为与思觉失调症等精神疾病是相关的正如范德寇所评论的：这些反应是不合理的，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控制范围。

这种激烈而近乎难以驾驭的冲动和情感，令人发疯，还会觉得自己不是人在为孩子举办生日派对或亲人去世时，你的反应是麻木，觉得自己是禽兽结果，羞耻变成主导情绪，念兹在兹的只有隐藏真相与此同时，迪伦和她的同事们认为，就像思觉失调一样，解离也可以造成保护作用，「作为一种保护手段，使个体能够在精神上从难以承受的经验中脱离出来」。

依附理论新典范的第三个要素是依附，虽然这不是新的概念它起源于精神医学家鲍比在战后对分离、依附和失落的研究依附理论强调，早期形成的照护关系非常重要，不只影响婴儿的社交、情感和认知发展，也影响以后的心理健康。

迪伦将依附定义为：认知、情感和行为方式稳定发展且持续到成年期，创造一种人际关系模板，加强个人与他人联系的能力，能够调节情绪，理解、推断他人的心情，以及管理自律神经的兴奋以应对具威胁性的感觉和处境那些经验过正面幼年关系的人，更有可能发展稳定的依附方式，于是更有可能在生活逆境中表现出韧性。

有人认为，那些经验过多负面幼年关系的人，可能会发展出不良的应对方式(可分为回避、矛盾或紊乱)，以致不能处理困难问题，据说更容易出现包括思觉失调等精神疾病第三节 评价新典范这种研究精神痛苦的模式，肯认并提供经验证据，说明各种形式的压迫在心理健康问题的源头发挥关键作用，包括幼年生活经历、贫困、不平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可说迈进了一大步，不再从基因或生物化学方面的缺陷寻找原因。

事实上，新典范并没有否定基因、大脑和我们环境的作用，而是强调大脑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大脑结构被生活体验形塑，因此可以从辩证的角度暸解精神痛苦：新典范将身体与心灵视为相互的作用、彼此映照和强化……我们不能独尊生物学因素，以简化和化约的方式把它们当成主要的因果关系。

我们所概述的不是疾病模式，而是心理社会创伤模式，这对我们的介入手段有长远的影响对一些介入手段的影响，将在最后一章探讨不过，新典范并非没有潜在的局限首先，虽然他们强调，创伤的根源在实际生活体验到的精神痛苦，但由此不会自然对精神痛苦有更多的政治理解。

正如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历史所示，它是以去政治化、个人化和心理学的诊断，来取代去政治化、个人化和生物学的诊断正如尼尔在他研究中所显示的，诊断最初的目的是为了了解美国退伍军人的精神痛苦，包括在回忆和梦境中一再重现痛苦的经历，情绪变得麻木且会失眠和烦躁。

然而，治疗人员没有把痛苦经历连结到帝国主义的企图，那令这些年轻人干出杀人行为他们解释说，军人做了这些可怕的事情却又乐在其中，便出于无意识的罪恶感而产生精神痛苦(受佛洛伊德影响的治疗人员特别会有这种看法)。

换句话说，这些痛苦要归咎到军人自己：战争受创伤者的治疗中心其实是政府设立的，承办人员当然不能说：「官员和政府应要受到责难」他们也无法向治疗者说：「你们之前在越南所做的会与之后所做的息息相关」不能向病者说出那些话。

所以，精神病学家只好在理论上把问题归咎为人性，是军人自己想大开杀戒同样，激进的拉丁美洲心理学家兼精神分析学家霍兰德，在研究著作《在仇恨时代中的爱》的访谈内容中，霍兰德选择不使用「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一词，因为她认为，生活在统治下是现实的集体经验，不应成为个人化的问题：我们认为「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概念，不足以描述对人们心理的影响。

这是一个从社会现象中产生的问题……我们甚至还没有谈到创伤，因为它通常被理解为内在的心理经验我们使用「创伤情境」的概念来表示，所制造的心理痛苦有其社会来源……社会创伤的本质不会是私人的，而是公共和共同具有的体验。

显然，相较于生活在资产阶级民主环境，生活在统治下，人民的集体心理健康大不相同但更为一般的观点仍然适用，即个人的、非政治化的危险处境是社会现象与问题造成的其次，新典范强调，生命初期前几月或几年的依附关系对心理健康非常重要，所以政策要依此拟定，但这结论不一定准确亦非进步，尤其是滥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连结到可疑、根本就错误的科学诠释。

例如，强调国家对儿童生活的「早期疗育」，已经成为过去十年英国新工党和保守党政府的主要政策核心没有人会反对为父母提供额外的支持和资源来帮助他们抚养孩子例如，新工党政府于一九九七年后推出的「安稳起步计划」有许多正面价值。

但正如英国神经学家斯蒂芬.罗斯和社会学家希拉莉•罗斯夫妇所说，这种早期疗育计划背后的动机及其假设的基础，有时不是出于善意、亦非遵循科学方法建立起来例如，当中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便是创造财富，以提高英国经济的竞争力。

罗斯夫妇引用了二〇〇八年新工党政府发表的一份有影响力的报告，名为《心理资本与幸福：在二十一世纪充分发挥自己》：「如果各国要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实现繁荣，必须学会如何利用其公民潜在的认知能力早期疗育将是关键」神经科学计划对于改变年轻人的心智至关重要。

二〇一〇年，政府委托工党议员艾伦主持研究，题为《早期疗育：明智投资、大量储蓄》，该份报告于二〇一一年出版，是根据艾伦、右翼保守党议员和前保守党领袖史密斯先前所共同撰写的报告在报告书中，我们明显看到神经科学与依附理论连结在一起，以作为政治发展用途。

二〇一一年报告的封面呈现出两个大脑的「核磁共振成像」照片，一个为「正常」孩子的健康大脑，另一个大脑比较小、更萎缩，显示那个孩子极度缺乏照顾这些照片用于支持艾伦的论点：婴儿出生时大脑的发育已达百分之二十五，接着是快速的发育时期，因此到三岁时，他们的大脑发育达到百分之八十。

在这个时期，忽视照顾、错误的养育方式和其他不幸的经历会对幼童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情感上无法「接线」然后，用依附理论解释受损的大脑，自然而然地把责任完全归咎不负责任的父母，而不是贫穷或缺乏资源：那些疏忽、酗酒、吸毒或有暴力倾向的父母，将会削弱子女社交和情绪稳定的能力，这些负面经历可能造成子女发展不良……在最早几月或几年中幼儿大脑的成形时期，尤其会造成最严重和最深的损害。

这种观点离巴纳多儿童基金会首席执行官纳里所说出的话，只有一步之遥：在婴儿遭受不可弥补的伤害之前，应该使更多的婴儿在出生时便与母亲分开有的人认为……即使在这个早期阶段进行介入也为时已晚正如批评者所说，这种想法是伪装成科学的右翼社会政策。

首先，人们提出了质疑，装饰在艾伦报告封面、广泛流传且有影响力的核磁共振成像图片，来源可能有问题正如罗斯夫妇所说：罗马尼亚的政权倒台后，人们从孤儿院里救出绝望和痩骨嶙峋的儿童，那张大脑成像图比起那景象更具戏剧性。

事实上，在回应对这份报告的质疑时，包括封面照片提供者以及原初研究者，都刻意与艾伦保持距离，声称他们的研究发现被「扭曲」了第二，关于早期疗育论的科学基础，依附理论领域的主要权威罗斯夫妇有提出反驳，值得引述讨论：早期疗育的假设为：(一)突触越多越好，因为这个组织允许神经细胞或神经元将讯息传递到另一个神经细胞；(二)在这些关键日子的恶劣环境里，突触会不断减少数量，大脑也不能正常「接线」；(三)大脑发育有关键或敏感时期；(四)在照顾者(母亲)和幼儿之间尤其会形成恰当的依附纽带；(五)早期的「有害压力」对后期发展有持久的影响。

前两个假设都没有神经科学证据支持；后面三项则过度简化问题，因为儿童发育中的大脑与环境因素的关系非常复杂英国心理学家鲁特可说是当今全球依附理论首屈一指的权威，但对于「幼年决定大脑发展」这种「有如福音」般的主张，他也保持距离。

在「儿童发展研究协会」的主席致辞中，如罗斯夫妇一样，鲁特也根据哲学家布鲁尔的著作《三岁定终身的神话》，明白指出：「支持早期疗育的说法不仅误导大众，且漏洞百出……那些人还说，后来的人生经历必然只有轻微影响。

这种假设错得离谱」事实上，罗斯夫妇认为，形成儿童神经系统的关键因素是阶级，社交、情感和认知发展也受其影响二〇一五年美国开启了一项联合研究，神经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一起研究儿童大脑与社会经济状况的关系，罗斯夫妇引用其中内容：该团队研究了一千零九十九名「典型正在发育」的儿童与少年，年龄为三岁至二十岁，结果发现大脑表面积与家庭收入有关。

在较贫困的家庭中，收入小幅增加后，大脑区域也明显扩大，尤其是与语言和阅读技能相关的区域在富裕家庭中，收入小幅增加对大脑区域几乎没有产生差别这意味着，增加心理资本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早期疗育措施，便是让儿童摆脱贫困。

自保守党在二〇一〇年选举后组成了联合政府以来，英国的政策使情况恰恰相反：更多的儿童被迫陷入贫困……而政府正式抛弃了承诺，无法在二〇二〇年帮全民摆脱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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