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概念间激活不仅是儿童对科学知识的重要组织方式，亦是其学习复杂概念的一个重要途径。结果显示:1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与概念的跨领域激活能力呈

 

推荐级别：B王众*、崔桢、张翼摘要：科学概念间激活（例如联想）不仅是儿童对科学知识的重要组织方式，亦是其学习复杂概念（如由多个知识点构成的复合概念）的一个重要途径从一节电学课例的细节得到启发，利用E-Prime软件研究了拥有不同电学知识基础的学生对于电学单元内外概念的激活情况（以反应时为主要指标）。

结果显示：①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与概念的跨领域激活能力呈负相关，即基础知识越差，跨领域激活速度越快（P＜0.05）；②基础知识越好，其激活行为越接近于科学教师结论：①基础知识越差，其跨领域的联想能力越强，思维越活跃；②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源于思考的模式化；③由此，将发散思维作为创造力的心理学基础这一观点存在潜在的逻辑矛盾。

关键词：科学概念、概念激活、基础知识、反应时作者简介：1.王众*：北京行动者教育咨询有限公司2.崔桢：北京市东城区前门小学3.张翼：北京市丰台区丰台第一小学*为本文通讯作者特别鸣谢：北京市通州区科学教师，协助本研究完成教师调查问卷（详见本文“1.本研究的缘起”）。

注：本文为北京市教育学会十四五课题“小学科学概念错误建构的诊断与改进策略研究”（FTYB2021-077）的阶段成果之一由一个概念激活了另一个概念（如从一个概念联想到另一个概念），属于知识表征的组织形式，它反映出人脑对待大量知识的管理方式。

而联想等概念激活方式又会产生新的学习结果：“联想学习是环境中不同刺激或事件之间的联结关系导致个体行为变化的一种效应”（吕晓晶、任学柱,2018）因此，概念的激活对于儿童学习新的知识又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概念间的激活与调用受什么因素影响呢？主要的阻力是什么？这种激活能力的“最远发射功率”与“覆盖范围”是怎样的呢？。

1. 本研究的缘起本文的研究缘起于一节有关于电流的科学课2022年上半年，本文作者之一报告了一个课例细节：在一节“导体和绝缘体”的课堂上，任课教师组织学生利用实验探究手边物体的导电性，并要求他们将这些物体划分为“导体”与“绝缘体”两类。

在课程进行到一半时，该名教师突然向学生提问： “指北针是否是导体？”，并引导学生对指北针进行实验并分类该课例的独特之处并非在于指北针是否是导体（目前小学阶段使用的指北针大多是用铁磁体制作的，所以该节课的指北针自然为导体），而是“指北针”并不是电学单元的概念。

以教科版教材（该节课即使用此版教材）为例，“指北针”隶属于二年级“磁铁”单元，而“导体和绝缘体”则隶属于四年级“电路”单元（郁波,2020）一般来说，教师即使看到指北针也很难往“导电”的方向去联想，更不会引导学生去如此尝试（我们利用“问卷星”在北京市通州区的科学教师中进行关于此问题的调研，在回收的57份有效问卷中只有16位提到在最近一次讲授这节课时涉及到了指北针，占有效问卷的28.1%）。

我们调查了一下该名任课教师的背景情况，了解到该名教师为转岗教师（即所学专业与最初教授学科并非科学教育），且本学科基础知识较为薄弱由此我们想到，该名教师活跃的联想力是否与其薄弱的基础知识有关？换言之，正是基础知识的薄弱，使其脑中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进而跨领域（不同单元）概念的激活变得更容易，把“导电性”与“指北针”二者联系起来了呢？。

（注：为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本段对事件细节做了微调，但不影响本文结论）2. 文献综述概念的激活属于知识的表征与组织，既往研究显示，概念的激活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其内在规律可循的例如，Collins和Quillian在1969年发现，人们对跨越两个语义等级（如“金丝雀是鸟”）的句子推导反应时间要比对表征跨越三个语义等级的句子（如“金丝雀是动物”）的反应时间更短。

又如，Rips等人在1973年发现，人们对“知更鸟是鸟”这样的句子的反应总是比“火鸡是鸟”的反应更为迅速Rips等人认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对大多数人而言，知更鸟是一种典型的鸟，但火鸡不是”（凯瑟琳·加洛蒂,2017,P113）。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种激活的差异性与人对概念的组织关系相关如吴亚楠等提出，儿童对概念的组织存在两种基本的偏好：分类学关系和主题关系分类学关 系（taxonomic relation）是基于事物/客体本身内在的共享特征对事物/客体进行分类学上的划分。

例如，“猪”和“羊”都属于“哺乳动物”这个分类范畴而主题关系（thematic relation）是指在同一场景或事件中的事物/客体之间的外在关系例如，“丛林”和“鸟”、“黑板”和“粉笔”都各自隶属于同一场景（吴亚楠等,2019）。

吴亚楠等认为，这两种关系是儿童在概念组织与激活中主要依从的两种关系但是，这两种关系之间是否存在主从关系，是否有竞争呢？对此，毕彦超等人以“医生”与“老师”等（分类学关系）语义概念和“医生”与“听诊器”等（主题关系）作为刺激条件，用功能性核磁共振研究了被试的大脑血氧依赖信号。

结果发现，分类学表征为神经表征的主要组织维度，而主题表征内嵌于分类学表征内部但独立于分类学表征（Yangwen Xu,Xiaosha Wang,Xiaoying Wang et al,2018）这些研究皆表明，人对概念的组织与激活调用不仅具有复杂的结构与规律，而且这种结构是等级森严的。

那么，如果我们把“分类”与“主题”皆视为一个领域，则显然的，概念的跨领域激活是不容易的但这仅仅是我们由文献综述得出的推断，本文涉及的具体切入点，既往研究并不丰富就本文研究的内容而言，虽然既有成果不多，但也有一些证据指向了这个方向。

例如，吴亚楠等提出，受教育程度会极大程度地影响儿童对概念的激活方式：“正规教育似乎增加了分类学思维，阻碍了主题性思维”（吴亚楠等,2019）又如，张积家等提出：“未入幼儿园的儿童能够使用主题关联但不能使用SF联系（脚本联系）和分类学联系；幼儿园儿童能够使用主题关联和SF联系，但几乎不能使用分类学联系；四年级儿童能够使用3种概念联系”（张积家等,2010）。

即，受教育程度（当然与所掌握知识有关）可能会影响概念的激活模式因此，这些研究都至少部分地指向了本文的核心问题，但并未区分基础知识的差异而研究方法方面，利用反应时来衡量被试的概念激活水平已被证明为一行之有效的方法。

如Meyer和Schvaneveldt在1971年利用扩散激活模型（spreading activation）去研究被试的概念激活，他们发现，如果一个字母串是一个真正的词汇的话（如“面包”），相对于一个无关联词汇（如“椅子”）或者一个不存在的单词（如rencle），被试会在语义上与该词相关联的词（如“黄油”）做出更加快速的反应（凯瑟琳·加洛蒂,2017,P112）。

又，张积家等人研究了中国不同少数民族（彝族、白族、摩梭人）的文化差异与亲属词汇激活的关系，该研究即采用的反应时法，如“对长辈亲属词对，‘上男下女’词对的反应时显著短于‘上女下男’词对”（张积家,2020）。

综上，儿童科学概念的跨领域激活会受到一定的桎梏，且很有可能与其基础知识相关另一方面，利用反应时来测试概念的激活特点被文献证实是一种可行的方法3. 本研究基本猜想：儿童对于科学概念的跨领域激活可能受到其基础知识的影响，并且可能是负相关，即基础知识越差，其跨领域的联想能力越强，反应速度越快。

4. 实验设计4.1 基本思路我们利用一中等学力、智力良好的班级，首先对其进行基础知识测试，目的为遴选出成绩最高与最低的几名学生，分别列入“高分组”与“低分组”遴选目标为两组成绩具备显著性差异（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法，标准为P＜0.05）。

然后作为实验刺激，分别让两组完成同一套同时含有电学单元内、外概念的试题（领域内、跨领域），以取得两组被试的反应时数据最后，对两组反应时数据进行处理，检验二者是否具备显著性差异（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法，标准为P＜0.05），进而得到本文结论。

4.2 实验流程：见下图

图14.3 电学单元所含概念点及相互关系：见下图

图2教材版本：教育科学出版社（郁波,2020）4.4 基础测试题：详见“10.附件”。注：为了保证区分度，基础测试题略微加大了难度。4.5 反应时刺激任务

测试题概念是否跨单元，可参见上文4.35. 实验准备及实施5.1 被试准备：我们选取了北京市东城区Q小学某五年级班级的22名学生作为被试班级，同时，本文作者之一作为成人被试亦被采集了反应时数据，以备对照。

之所以选择五年级而不是四年级，是因为本届四年级在学习电学知识时，正赶上今年上半年北京全市因疫情居家学习，学习效果难以保证5.2 仪器准备：实验选择E-Prime 2.0作为反应时数据采集软件，SPSS 24.0作为数据处理软件，刺激呈现平台为一台Redmi Book Pro14锐龙版笔记本电脑（14吋，60.008赫兹）。

5.3 刺激任务流程E-Prime软件的刺激分成练习与正式实验两个程序，实验时要分别启动这两个程序前者是为了让被试熟悉软件的使用方法，二者的编程思路完全一致，刺激材料的不同是二者的唯一区别首先，软件会呈现实验指导语，为一图片，被试读懂后按空格键进入刺激任务。

完成刺激任务时，屏幕正中首先会出现红色注视点“+”250ms，后呈现题号“第X题”250ms，然后呈现刺激材料练习环节的刺激材料均为类似“你是男生”或“你是四年级学生”的常识题，正式实验的刺激材料详见本文4.5。

练习题共20道，正式实验共15道所有题目的呈现均为白底黑字，中文为黑体字（36号），英文及数字为Times New Roman字体（36号）被试在判断正误后按J或F键作答并进入下一题（正确J，错误F）所有题目等待5000ms无作答后自动跳入下一题。

测试结束后，屏幕呈现结束语：“实验结束，感谢你的参与！”，3000ms后程序跳出，返回E-Prime 2.0编辑界面程序运行流程详见下图。

图35.4 防预测工作为了防止被试预测实验目的，我们做了如下工作：① 反应时测试的刺激材料既包含单元内概念，也包含跨单元（甚至是非小学科学教学计划内的概念，如电脑、手机等）概念② 只告诉被试测试涉及电学知识，但不告知具体细节及实验目的；。

③ 所有22名学生在参加基础测试时均未被告知还有另一个测试（反应时任务）的存在；④ 因所有参加反应时任务的被试均来源于同一班级，相互认识，其很有可能根据其他被试以往学习成绩猜测实验目的，所以在反应时任务时我们将高分组和低分组打乱顺序，随机抽取完成该任务，使其不易根据“成绩好/坏”及实验顺序对实验目的进行预测；

⑤ 虽然成人被试知道大致实验目的，但并未见过反应时任务的题目反应时任务测试后的访谈显示，所有被试（成人除外）均不能准确说出实验目的6. 实验结果及分析6.1 基础测试在所有22名学生中，我们选取了成绩最高及最低的各3名（共6名）学生成为反应时被试，占所有学生的27.27%。

下图为基础测试的组统计和独立样本检验（表2、3）由表2，Hedges g值可得高分组与低分组的效应量为8.85，效应量极大（本文利用Cohen d法计算样本效应量，当样本值＜10时，利用Hedges g法，下同）。

由表3，高分组与低分组的对比符合齐性检验（显著性0.308），且统计学差异极显著（显著性（双尾）为0.000，小于0.01），满足遴选标准

6.2 总体反应时表4为6名被试的总体反应时（全部反应时）及平均正确率注意的是，由于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本就是本研究的重要参数之一，客观上存在被试在完成反应时测试时出现大量错误的可能，因此本研究并未设置容错限制，并不像相关研究那样剔除正确率低于90%的被试。

表5和表6为6名被试总体反应时的组统计及独立样本检验结果由数据可看出，效应量极大（d=0.91），高分组的反应时明显大于低分组，且数据的统计差异极显著（P=0.000）反映出低分组的激活更加容易，思维更加灵活。

6.3 跨领域概念反应时但是这种活跃是否是一种误差？我们将所有5道跨领域激活题目的反应时单独采择出（表7），并对其进行分析。

表8和表9为该维度下的组统计及独立样本检验结果由数据可看出，效应量极大（d=1.07），在完成跨领域激活任务时，高分组的反应依然明显慢于低分组，且数据的统计学差异极显著（P=0.008）这不仅印证了上文总体反应时数据的结果，而且也是本研究最直接的关键证据。

6.4 剔除审题习惯因素但这里还遗留了一个问题：一般来说，成绩高的学生都有审题仔细的好习惯那么，高分组被试较慢的反应时会不会与他们的审题习惯有关（即他们花了更多时间在审题上）？我们认为，这个因素的可能性很小，原因如下：。

6.4.1 平均正确率对比从表3中可以看出，高分组的平均正确率反而不如低分组（高分组0.49，低分组0.67）也就是说，假使多花的时间用在了审题与理解题意上，这部分用时并未体现出其价值考虑到该组被试均为基础知识掌握较好的学生，这就更显得矛盾了。

6.4.2 反应时方差对比假使多花的时间用在了审题上，那么高分组被试的作答行为应不同于低分组——因为他们显然有更多的思考时间反映在数据上，他们的反应时方差应当明显异于低分组，以显示出更多的审题（阅读）成分的存在。

既往的研究证实了此种方法的价值，例如，李清研究了数学学优生与学困生在完成应用题时对于问题表征的反应区别下图为该文其中一个数据表，SD为方差（“单困生”为只是数学学科的学困生，“双困生”为数学、语文皆判定的学困生）。

我们利用SPSS计算了该表中学优生与双困生的反应时方差的统计差异（因为双困生涉及到阅读理解的学困问题）如表10所示，二者的反应时方差显示出极大的差异性（P=0.000）（李清,2009）不同阅读能力者的阅读行为肯定是存在差异的（高晓妹,2010），因此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阅读行为对于反应时方差的影响。

图4

表11为我们统计的两组被试反应时方差的独立检验结果从结果中我们不仅能看出两组数据不具备显著差异，甚至可以说几乎是一致的（P=0.797）这反映出两组被试在作答时的行为方式没有太大差别，没有证据表明多花的时间用在冷静思考上。

6.5 与成年被试的比较如前所述，我们还采集了1名成年人的数据，以考察两组被试谁的激活模式更接近于成年人由于该成年被试为一名科学教师，电学与磁学知识均为该名被试平时需要讲授的内容，所以我们默认该名被试的基础测评成绩为满分。

6.5.1 总体反应时对比表12-15分别为高分组-成人、低分组-成人总体反应时的组统计与独立样本统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相比之下，高分组被试的反应时明显更接近于被试（高分组与成人无显著性差异，低分组的差异极显著）。

需注意的是，该部分的效应分析出现了背离：d高-成=0.33，d低-成=1.49，造成该种效应的原因有可能是成人被试样本量的关系（我们只采集了1名成人的数据），因此高分组-成人的结果效应在被应用时需慎重

6.5.2 跨领域概念激活反应时对比表16-19为在完成跨领域激活任务时高分组-成人、低分组-成人的统计结果同6.5.1一致，高分组被试依然更接近于成年被试同时，两组的效应量都极大：d高-成=1.10，d低-成=3.11。

总之，对于跨领域概念激活的模式，基础知识掌握得越好，其模式越接近于科学教师。

综上数据分析，基础知识高分被试的跨领域概念激活反应时明显多于低分被试，显示出激活、调用跨领域概念较为困难，且两组被试的反应时数据具备极明显的统计差异7. 对实验结果的讨论7.1 原因试探但是，为何会出现如此的情况呢？。

我们认为，这很可能与人的思考的模式化有关Gobet和Simon(1996)测试了职业国际象棋联盟冠军卡斯帕罗夫（Gary Kasparov）同时与4-8名象棋大师对弈时的老练程度他们发现，尽管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卡斯帕罗夫几乎和在巡回赛中只面对一位选手时表现得一样出色。

两位研究者认为，卡斯帕罗夫的优越之处更多的是来自他的识别（棋局）模式的能力Lesgold等人(1988)比较了5位专家级X光片研究者与住院医师在诊断X光片时的表现他们发现专家与任何一位非专家的住院医师相比，能注意到更多X光片上的具体细节，能够对原因及后果给出更多假设，并能将许多症状结合起来分析。

而Glaser和Chi(1988)在回顾了一些类似上文的研究后发现，专家只在专门领域内卓越超群也就是说，他们的知识具有领域特殊性的特点（凯瑟琳·加洛蒂,2017,P181）这一点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也得到了证实。

李坤成等人利用BOLD-fMRI对9名被试在用不同复杂程度（一个或三个字）给图片命名的任务中进行扫描，结果发现“出声命名复杂程度的增加，导致脑激活更加集中的趋势”李坤成等人认为这个现象“反映了人脑在信息加工方面的高度模式化”（杨延辉,卢春明,李坤成等,2008）。

如果说人的思考是模式化的，那么它将有助于解释本研究的现象：因为人的思考是模式化的，所以基础知识越好，这种模式的固着也就会越强，那么跨模式（领域）的思考自然也越不容易反之，基础知识薄弱，思考模式未建立起来，那么思考的羁绊自然也会少许多。

当然，以上只是推论，是否如此尚需针对性的研究7.2 发散思维与创造力本文的实验结果很容易让人想到发散思维与创造力的关系正如刘春雷等人的观点：“可以认为，对于创造性思维还没有一个很客观的定义和评价标准”（刘春雷、王敏、张庆林,2009）。

长久以来，关于创造力的争论一直未有一个明确、公允的结论关于其心理学基础，各派著述颇多，但影响力较大的，则首推柯勒（Wolfgang Köhler）的顿悟学习与吉尔福特（J.P. Guilford）的发散思维理论。

柯勒在对黑猩猩“苏丹”的取食行为研究后提出，顿悟是人或动物将既有知识重构而解决新问题的方法：虽然苏丹知道用箱子和棍子可以够到高处的香蕉，但柯勒并未教给它二者结合的使用方法，这个方法显然是它对之前两种方法的重构、组合后的产物（菲利普·津巴多,2017,P117）。

而吉尔福特的理论则认为发散思维是“沿着不同的方向思考，重新组织当前的信息和记忆系统中存储着的信息，产生出大量、独特的新思想”（刘春雷、王敏、张庆林,2009）吉尔福特认为，发散思维具有流畅性、变通性和独特性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变通性”即含有跨领域思考与激活间的涵义（刘伟,1999）这一点在相关基于发散思维的实验研究中很容易看得到著名的“托兰斯图画测验”中就含有“变通性”指标，在一些研究中，其计分方式以被试产生的答案种类为准（叶平枝、马倩茹,2012）。

又如，Fink等采用事件相关去同步化（ERD）方法考察了被试在发散性产生任务上的脑电α波的同步性变化其中一个实验任务的表征是：“想象一种会爬的植物正在往天上爬，你站在它的末端你会等待什么？”（刘春雷、王敏、张庆林,2009）。

如果我们从语义网络（semantic network）模型去考察就会发现，该任务明显跨越了好几个领域（一般的植物都不会爬，更不会往天上去爬，这显然更像是动物中鸟类的行为；而被试的等待，则又容易让人联想到“杰克与豌豆”的童话故事）。

但如果创造力的心理学基础真的是发散思维的话，结合本文的实验结论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具有高发散思维能力的人群中，一定会有相当部分（甚至可能是大部分）人是基础知识较差的那么，这显然会产生一个二律背反式的矛盾：创造力于我们无疑是有用的，但如果培养创造力，基础知识又是一个不小的羁绊，所以不能刻意强调培养基础知识；而几乎没有创造成果不是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的。

那么，我们之所以追求创造力，究竟追求的是思维的灵活性，还是思维的价值？单纯的创造活动并不难，它甚至不需要多少思维的参与，一头非洲象用鼻子卷起油画笔，在画布上随性地涂抹几下，也很有可能产生一幅非常惊艳的艺术品。

但这份涂鸦除了对极少数口味独特的收藏家外，对于这头非洲象与人类社会并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与推动作用正如林崇德所说：“精神病人的思维最新颖、最独特，但是他们的思维没有社会意义，没有个人价值”（林崇德,2020）。

显然，我们追求的肯定是创造成果对于我们的价值，而思维的活跃，不过是——我们假设的——产生这种成果的必由之路因此，相比于发散思维理论，本文的实验结论似乎更倾向于顿悟学习之于创造力的关系当然，本文只是探讨了跨领域概念激活与基础知识的关系，并不是创造力的针对性研究。

因此，这部分的讨论只是一个间接的证据，不足以作为直接的理论支撑7.3 教学改进建议本文的实验结论似乎鲜明地指出了一个自本世纪课改以来长久被淡化的问题：对于教育而言，淡化基础知识，单纯地追求思维的灵活性几乎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说本文的结论间接地支持了顿悟说，那么它必然能够引出另一个结论：培养儿童的创造力，必须重视儿童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也即“双基”）的掌握正如黑猩猩苏丹，只有分别掌握了箱子与棍子的使用方法，才有可能产生创造性的组合。

而当双基掌握很好以后，那个触发创造灵感的催化剂，则很可能来自新问题的挑战——正如苏丹头顶上那支让它倍感挫败、用之前的法子无论如何也够不到的香蕉（这一点似乎又印证了“问题驱动式教学法”的理论基础）8. 不足与改进

在疫情期间进行研究是本研究存在的最大挑战自2022年3月中旬起，北京陆续开始出现疫情及局地封控，4月底开始全市居家学习这种始料未及的局面给本研究带来了两个主要问题：第一是测试题目的磨合度不足为了保证信效度，无论是基础测试还是反应时测试，都必须经历几轮磨合——尤其是需要进行预测试。

但学生居家学习使得我们无法找到合适的被试开展预测试最终，所有题目都只经历了一轮预测试（反应时预测试的被试是一名成年人）因此，本研究测试题存在信效度系统性偏倚的可能第二是被试样本过少的问题6月底全市中小学复课，实验方能继续下去。

但随即进入期末复习阶段，为了不打扰学生的复习，我们只能采用临近放假前的一周进行实验（反应时实验时间只有一节课）选择样本班的工作受到了极大限制因此，本研究存在被试样本过少，结论代表性偏倚的可能之所以仓促也要完成实验，是因为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一旦下学期依然出现大规模居家学习的情况，研究计划有可能被迫再次搁置半年，那么之前的实验设计与前期工作很可能面临“推倒重来”的局面。

也正是因此，本文题目为“预研究”（pre-study），即本文并不是一项完备的研究我们也不推荐将本文结论作为决定性证据，而只能作为一种参考本研究结论还不除外另一种可能：即高分组的反应时较大，是高分与低分学生存在完全不同的阅读与语义加工模式的缘故。

既往有不少关于不同认知水平下阅读模式差异性的研究，例如高晓妹在对3-6岁儿童（显然3岁与6岁儿童的认知水平是明显不同的）的阅读研究中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单一视觉模式在减少，而联合视觉模式在增加（高晓妹,2010）。

也即，认知水平与阅读（具体到本研究可类比为审题）模式存在关联那么，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是否可以取代认知水平的位置呢？显然，要回答这个疑问，还需要眼动研究的帮助今后，我们将尝试从此角度对该现象进行挖掘9. 全文结论

综上所述，实验显示，儿童对科学概念的跨领域激活能力与其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呈负相关即，基础知识越差，其跨领域联想能力反而更强，思维更活络我们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可能在于，人脑对信息加工具有模式化的倾向。

从该结果出发，我们认为，将发散思维视为创造力的心理学基础是不适宜的而对于本研究缘起的那名科学教师，我们认为其薄弱的基础知识导致了其联想到“指北针”，这种可能性不能除外10. 附件10.1 基础测试题

10.2 教师“导体和绝缘体”一课调查问卷① 在学习《导体和绝缘体》一课时（非疫情期间），你是否带领学生做了探究不同物体的导电性实验？□是 □否② 在探究物体的导电性时，引导学生探究过指北针的导电性吗？

□是 □否③ 如果探究了指北针的导电性，看到了什么现象？④ （接上题）通过探究得到指北针的导电性能是□导体 □绝缘体参考文献[1] 郁波.(2020).义务教育教科书《科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 凯瑟琳·加洛蒂.(2017).

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与你的生活.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3] 菲利普·津巴多.(2017).津巴多普通心理学.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4] 吕晓晶,任学柱.(2018).联想学习的发展及过程的模型表征.第二十一届全国心理学术会议摘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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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张积家,付雅,王斌.(2020).文化影响亲属词性别概念加工中的空间隐喻与重量隐喻.心理学报,52(4),440-455[8] 吴亚楠,石雷,曲云鹏,赵广平.(2019).儿童概念组织的两种偏好：分类学关系和主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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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7(5),93-99[11] 杨延辉,卢春明,李坤成等.不同复杂程度出声言语表达的神经机制：一项BOLD-fMRI研究.医学影像学杂志,2008(06),664[12] 刘伟.(1999).吉尔福特关于创造性才能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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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2,来自：https://www.sohu.com/a/437792873_100020578注：① 本文推荐在电脑端阅读，电脑端详见 www.bdice.ac.cn/lab.html 。

② 本文所有实验数据及图片均已上传至中科院科学数据银行（ScienceDB）以供开放获取，下载链接为：https://www.scidb.cn/detail?dataSetId=133e534429b7470aa7224725f2ef02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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