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影响下，西方通过编纂中国式辞书，从汉语“借取含义、借鉴定义”，结果使其诸语言文字纷纷更新或升级。

 

按语：金灿荣教授质疑“亚里士多德”事件有愈演愈烈的势头，有的朋友评价这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标杆性事件”是不是标杆性事件，有待于后人总结和评价，但金灿荣教授确实创造了近日互联网的一个现象级事件，把“西史辨伪”运动从圈内辩论提升到一个全社会参与讨论的话题，对于破除中国人对西方思想文化的盲目崇拜和过分迷信，意义确实巨大。

新古史辨（西史辨伪）代表人物之一诸玄识对“亚里士多德”给予了一个不一样的解答亚里士多德是“现代科学的大敌”诸玄识质疑亚里士多德的正反两方——包括金教授——均落入“糊涂怪圈”，为什么？羊皮纸或莎纸草、表音文字或象形文字能够成为“文明媒介”（交流工具）吗？后者的关键是概念。

它是怎么来的？17世纪，培根提出，唯有汉字包含和表达概念，因而是“真正的字”；莱布尼茨将汉字所蕴藏的“通用概念系统”，当作“哲学与科学的基石”在其影响下，西方通过编纂中国式辞书（词典、百科），从汉语“借取含义、借鉴定义”，结果使其诸语言文字纷纷更新或升级。

因此，西方“古典经典”和“名人名著”都是近现代才产生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亚里士多德也不是一生一世写成的第一、伪造物成为绊脚石在近代以前，所谓的“古希腊”及亚里士多德“手稿”，都是神职学者伪造的彼得吕斯·拉米斯（1515—1572年）说：。

“亚里士多德的一切都是伪造的或虚假的（the thesis that everything in Aristotle was forged or false）”由于那时的西方思想与文字是宗教性的（没有关于“人与自然”的合理表意），“古希腊”与基督教构成欧洲进步的双重障碍，若不加以清除，则不可能发生科学—工业革命。

即：“在培根影响下的近代科学通常伴随着反经院学派的斗争，……谴责亚里士多德，把他看作是进步的大敌（the arch-enemy of progress）”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鲁本斯坦也说：在17世纪的欧洲，对于试图掀起科学革命的新派人物（伽利略、培根、笛卡尔、牛顿……）来说，“。

亚里士多德不是灵感，而是敌人”（Aristotle not as an inspiration but as an enemy）另据英文版维基百科：在现代早期，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全是过时的、经院派的和错误的。

（Aristotle came to represent all that was obsolete, scholastic, and wrong）……在1632年，威廉·哈维通过展示血液循环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谬误。

第二、鸦片一般的思维陷阱尽管主要是在19世纪，所有的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古典著作”都被用新语言、新思想进行改造或改写；但它们充其量是作为西方中心论的“优秀遗产”和“话语霸权”，而与实际的科学发展则是背道而驰的。

正如哲学家杜威所说：亚里士多德是“现代科学的大敌”（arch-enemy of modern science）在美国哲学家柯日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 1879—1950年）看来，“亚里士多德是科学思维和一般理智的死敌。

”诺贝尔奖得梅达沃（Peter Medawar）称：“在20世纪，亚里士多德仍然代表着真正科学的敌人”他所著的《纯净的17世纪》陈述：亚里士多德是编造的“一个奇怪的、一般来说是令人厌恶的传闻，一个有缺陷的观察和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人们则过于轻信之……”。

第三、中国因素重塑古希腊至于被捧上天的“亚里士多德逻辑”，那是现代西方学者利用“中国式的莱布尼茨逻辑语言”加以改写的结果也就是：A.亚里士多德←B.白晋+莱布尼茨←C.“汉字表意”汉堡大学教授格拉斯霍夫（Klaus Glashoff）论文《莱布尼茨语义学内涵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透露端倪。

其中写道：“莱布尼茨……对外延与内涵的精确定义……为三段论逻辑的解释打下了可靠基层；……为亚里士多德普遍命题提供了语义学之定义，提供了可能性；……莱布尼茨的概念作为思想的通用工具，被用于构建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内涵模型。

”一如莎士比亚，亚里士多德著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重新发明”（reinvented)，以至于翻新和翻倍1，“教会亚里士多德”：它被启蒙运动谴责为“迷信、反动”和“科学革命的天敌”2，“易经亚里士多德"：1700年前后，耶稣会士和莱布尼茨认定《易经》为“诺亚方舟遗物”——人类始祖传世的“原初神学”（纯正智慧），并用它将拜神故事和部落传说改造成“两希”（雏形）——希伯来神学与古希腊哲学（包括亚里士多德）。

3，“雅言亚里士多德”（19世纪）：西方利用不久前才学到的“汉语雅言”（表意词汇/通用概念），建构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各种古典和经典（著作）；它们的特点都是千篇一律的近代性，与现代欧美同构4，亚里士多德偶像（20世纪）：该名著除了服务于西方中心论的价值与宣传之外，对于实际科研全然是负能量，即美国哲学家杜威称亚里士多德是“现代科学的宿敌”（Arch-enemy of mordern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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