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与中国哲学的起源摘 要:“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表达了孔子关于国家治理的基本原理：遵奉天道这一论断的义涵既是政治的，也是哲学的，更是宗教的孔子关于天道的论述，

 

国家治理与中国哲学的起源摘 要:“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表达了孔子关于国家治理的基本原理：遵奉天道这一论断的义涵既是政治的，也是哲学的，更是宗教的孔子关于天道的论述，最为经典的当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相当多的哲学家同意“哲学出自宗教”之说。

在古代中国，宗教与国家是一个存在体，因而“出自宗教”即“源于国家治理”从“国家与宗教一体=国家即宗教、宗教即国家”的演绎，国家起源当从宗教演变中判定天道论是国家治理的核心理论，中国哲学从天道论展开作 者: 

谢遐龄，复旦大学教授

“绝地天通”与中国原始宗教—政教转型摘 要:“绝地天通”概念背后，蕴含着上古社会的深层暗码，标志着原始宗教从民神杂糅形态向民神不杂形态的转型，显示着人类社会的首次政教分离从《吕刑》到观射父，两个文本歧异互现，映现出经典释读的复杂性。

人与神之间的身份交错，需在故事的完整化中达致逻辑顺畅民神杂糅是原始宗教最初形态的核心特征在此阶段，叙事主体是神，不存在公共巫师由于绝地天通，转入民神不杂形态，政教分离，人神关系由亲密而转为规训，叙事主体转为人王。

绝地天通是人神关系的更新，而非创制从此开始，有了在天地之间的传话活动作 者: 李红岩，上海大学中国阐释学研究院教授

“天”：从神灵崇拜到哲学建构摘 要: 殷商时期的最高信仰是“帝”与“天”，二者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确立了“六经”元典的信仰之“天”西周信仰的“天”，是自然物质与最高神灵的合一，也是祖宗崇拜与自然崇拜的合一。

从“六经”“天”的信仰开始，到早期儒家诸子的“天道”，再到宋儒进一步创建的“天理”体系，儒家逐渐完成了对信仰对象“天”的哲学化建构儒家学者对“六经”经典的不断诠释，使得“天”的最高主宰意义不断演变，衍生出一些偏正结构并兼有信仰与理性双重含义的“天道”“天理”概念。

中国思想家通过对“天”的理性化创造而凸显了新的哲学意义，从而实现了中国哲学的理性发展与历史建构作 者: 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上帝的超越性与近代动力世界的形成摘 要: 在数学与自然科学革命的带动下，诸多近代哲学家对人的本性、自然世界的运动机制、受造物与上帝的因果关系等规划上多倚重动力关系，传统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形式因和目的因，被吸纳入动力因之中。

我们可以把这样一种新的人性、世界与上帝的规划称为近代动力世界对于这一近代动力世界产生的根源，除了常见的数学与物理学革命的思路之外，还必须注意到自然科学革命背后的神学与哲学根源，其中与此最为相关的就是上帝的超越性问题。

按此思路，这一革命性的发展过程可以简略地分为四个步骤：首先，阿奎那建立起受造物与上帝的形式相似性；其次，司各脱将形式因吸纳入动力因；再次，奥卡姆进一步在自然世界中排除了目的论；最后，笛卡尔与霍布斯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了近代动力世界。

中世纪神学与哲学的发展以及对上帝的超越性的持续捍卫为近代哲学家们最终完成近代动力世界的建构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准备作 者: 雷思温，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帝王梦境与北宋“天命”观的缔造及重塑摘 要: 北宋政权建立后，在天人感应思想背景下，统治者希望通过对“天命”的阐释来宣示正统和天意北宋太祖、太宗、真宗、英宗、神宗诸帝，皆选择借梦境来强化自己与上天的联系，帝王梦境遂成为王朝缔造和重塑“天命”观的重要部分。

梦境作为私密性很强的一种个人经历，具备巨大的解释空间，执政者正是利用梦境这一属性对政治生态施加有利于己的影响在宋代的政治架构中，随着国家运行机制不断成熟和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壮大，皇权从实质性权力渐变为象征性权威，在这一皇权场域中，天人感应、信仰崇拜是梦境与“天命”滋生的土壤，梦境世界与现实世界逐渐被调整到同一维度，借助梦境塑造出天命所向从而给予现实权力更多的社会包容与接纳，这种潜移默化的舆论引导更加温和与含蓄，实际上透露出宋代执政者对以儒家“天道”理念为核心的社会舆论的一种妥协。

作 者: 田志光，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教授；李杰文，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生

“世界中”的唐诗：《春江花月夜》与东亚汉文学摘 要: 唐诗经典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随着明人所编的唐诗选本流传到日本和朝鲜江户时代中期受到荻生徂徕为代表的“古文辞学派”的影响，旧题李攀龙所编的《唐诗选》流行一时，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唐诗读本，《春江花月夜》因为收录于《唐诗选》，也获得了广泛的阅读。

日本也产生了众多《唐诗选》的注本，其中就有对《春江花月夜》的大量评注，这些评注大多着眼于艺术鉴赏，对《春江花月夜》的评析颇有深度中国、日本、朝鲜也产生了多篇《春江花月夜》的次韵和拟作，中国的拟作与原诗比较贴近，日本的拟作较有思想深度，且与彼时的注释相呼应，而朝鲜皆为次韵诗，亦融入朝鲜的文化元素。

作为文学经典的《春江花月夜》经受了时间的淘沥，同时突破了空间的阻隔，成为受到其他国家人民欣赏的“世界文学”作 者: 卞东波，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新世纪新诗对“汉语性”传统的再发现与重构摘 要: 在新诗发展的百余年历程中，学界对于诗歌语言问题的探讨不绝如缕，但由于长期囿限于“语言工具论”的认知范畴而未能发现汉语作为诗歌语言的本体特征时至20世纪90年代，郑敏、王光明、杨炼等诗人和学者虽然意识到“汉语性”的重要性，但他们对“汉语性”的提倡与主张在当时并未得到现实回应，学界对此亦鲜有关注。

新世纪以来的一批诗人和学者面对新诗“口语化”“散文化”愈益严重的趋势重新反思诗歌语言问题，他们将新诗与古典诗词进行对照时发现“汉语性”是古今诗词相通的一脉古典诗传统，并意识到“汉语性”乃诗歌语言的本体特征，由此他们对新诗如何建构“汉语性”的系列方案进行探究，试图建构一种“新”的具有“现代性”的“汉语性”，既是新世纪新诗对“汉语性”作为一种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亦是其对新诗自身“汉语性”传统的新构，对于新诗的语言建构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作 者: 罗小凤，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构的解释摘 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与结果，是对古代政治大一统进行的创造性转化从而形成了新政治大一统政治大一统的核心是用高度耦合的政治制度体系支撑多民族共同体，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运用民主集中制实现了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

民主集中制是实现政治大一统创造性转化的基本资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以社会革命建构现代国家的条件下，民主集中制才能围绕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从而完成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实现了创造性转化的政治大一统，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要素的政治中央集权的高度耦合的制度体系。

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形成是同一个过程，它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层结构实现了创造性转化的政治大一统，既是现代的政治大一统又是人民民主的政治大一统这种政治大一统，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历史基础，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提供了文明根基。

作 者: 汪仕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批判性地缘政治视角解读大国权力变迁摘 要: 权力变迁时期大国势力范围的调整往往是诱发冲突的重要原因既有研究未能提出和平调整势力范围的条件，且大部分研究忽视了衰退国家的战略选择基于批判性地缘政治视角，可以发现当两个大国之间发生权力变迁时，冲突的发生与否取决于崛起国家势力范围的地缘政治条件以及衰退国家对地缘政治条件的理解。

随着权力结构的变化，衰退国家会加重“地理想象”并夸大安全需求在当前权力变迁的背景下，美国认为其安全取决于对欧亚大陆沿岸地区的主导权；美国对安全线的建构可能加剧权力变迁期间大国间的冲突风险美国之所以将中国定义为“威胁”并不完全是由于国际结构变化的压力，也是由于美国对于安全的理解及安全线的划定方式。

作 者: 赵懿黑，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产业政策与突破性绿色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摘 要: 中国政府的产业支持政策对上市公司突破性绿色创新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使用词典法，充分挖掘中国上市公司专利技术的文本信息，基于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实施的准自然实验，利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对中国创新支持政策在突破性绿色创新方面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显示，中国政府的创新支持政策显著提高了公司的突破性绿色创新数量机制分析表明，政府的产业支持政策主要通过财政补贴、信贷优惠和税收优惠三个渠道对促进上市公司的突破性绿色创新发挥了积极作用最后，测算了上市公司突破性绿色创新的价值并说明突破性绿色创新对公司价值的正向促进作用。

研究旨在为理解政府产业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提供新的视角，并为国家制定绿色创新政策提供启示作 者: 陈诗一，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教授；于鸿宝，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数字化转型的环境绩效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摘 要: 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我国经济社会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环节，文章基于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合并样本，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制造业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该结论在一系列检验下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推动绿色技术进步、提升管理效率这两类渠道来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的降污减排效应在高科技属性、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以及位于东部地区的上市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前端治理在数字化转型助推企业二氧化硫减排过程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数字化赋能企业降污减排的作用效应机制的认知，为我国探寻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新路径提供学理依据及决策参考作 者: 刘洪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陈钊泳，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生；陈晓珊，广东财经大学智能财会管理学院副教授

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价值引领与未来进路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关乎全体人民幸福的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意义重大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保障体系的价值追求和建设方向，党的中心任务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长远目标，使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点更加突出。

当前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定型，面临一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困难和问题，制度系统性不强、城乡二元格局尚未完全打破、法治领域有待加强、可持续性和安全规范问题依然突出新阶段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必须坚持价值引领，基于问题导向，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多元治理格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顶层设计、筑牢社会保障体系安全网、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实践路径，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作 者: 崔开昌，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吴建南，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社会创业中的平衡难题与突破路径——以网络大病互助计划的兴衰为例摘 要: 社会创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社会创业要面向多元对象，融合多元主体，解决多重问题，实现多重目标，因此平衡是观察社会创业的一个重要线索。

以网络大病互助计划为代表的社会创业面临着内外主体、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运营方式和工具等方面的平衡问题，实践中遭遇了平衡的制度基础脆弱、资方和用户关系难以平衡、目标平衡很容易被打破、运行方式平衡难以掌控等困境，导致近些年来这类社会创业由兴转衰，陷入低迷期。

社会创业在解决新发展阶段突出社会问题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包容性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通过完善内外制度、设置上限下限、加强监测控制和促进“超越行动”等方面的措施，实现社会创业过程的“整体性平衡”，使其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社会的包容性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作 者: 赵文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研究员

能动的嵌入性：青年返乡创业的运作机制与功能定位摘 要: 青年返乡创业潮的形成，得益于人们对经济类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区域转移，以及数字下乡催生的电商直播销售兴起等“能动的嵌入性”分析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青年返乡创业的运作机制，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定位与功能。

“能动的嵌入性”分析框架包括“能动式嵌入”与“嵌入式能动”两个层面“能动式嵌入”阐释的是青年返乡创业群体如何在要素资源禀赋不足的情况下实现对市场剩余的吸纳：通过关系嵌入、结构嵌入、情感嵌入，创业者实现了对劳动力的组织与管理，推动生产经营活动顺利开展。

“嵌入式能动”讨论的是青年返乡创业群体扮演的角色：一方面，返乡青年的利益与价值实现镶嵌于乡村社会中，他们在乡村振兴中扮演着担纲者的角色；另一方面，返乡创业的实践衔接了农村与城市两端，推动了城乡要素流通与整合转化，进而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

青年返乡创业的良性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政府角色需要从“锦上添花”转向“雪中送炭”，从“市场替代者”转向“市场配合者”作 者: 班 涛，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讲师

去中心化理念对传统组织法的冲击与再造——以“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为中心的考察摘 要: 传统组织法以单一的中心化假设为指引的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当下投资者的经济民主化诉求，在去中心化理念的冲击下，其适应性存疑。

传统组织法应当适度接纳去中心化理念，而“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由于具备商业上的可行性以及与传统法的可兼容性，是去中心化组织法研究的理想样本将去中心化理念融入组织法，需要着重解决中心化节点权责配置错位问题，构建实控成员减轻信义义务框架以完善信义体系。

还应进一步完善作为组织法支撑的通证监管框架，逐步实现“从通证化证券到证券通证”的设想当然，也不应排除缔造“中心化—去中心化”二元组织法架构的可能性作 者: 冯 果，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汉广，武汉大学法学院硕士生

与党内法规法典化主张商榷——兼论党内法规体系化的路径与方式摘 要: 法典化是国家法领域的专门概念，党内法规法典化主张渊源于法律法典化说，但该观点模糊了党内法规与法律之间的界限，缺乏法理基础和实践依据法典化并非通往党内法规体系化的唯一路径，党内法规体系化不等于党内法规在规范上呈现“法典化存在形式”，但可以借鉴“法典化思维方式”。

党内法规体系化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党内法规之间的融贯协调，推进党内法规体系化的方式是丰富多样的，包括集成型、汇编型和单行法规型，三种方式有机统一，任何一种方式都有其他方式不可替代的价值作 者: 段占朝，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姚建龙，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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