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论文分享了多段有关GIS发展历程的主题故事。这些故事帮助我们更好地总结和反思GIS的科学史。另外，他提出了“次级地理信息科学”的概念，以鼓励学者们关注地理技术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影响。

 

【导言】Matt Wilson是批判地理信息科学领域的新锐学者，今年又当选了肯塔基大学地理系的系主任每年AAG上，Matt所主持或参与的小组讨论，总是爆满在这篇论文里，Matt分享了多段有关GIS发展历程的主题故事，包括冷战时期美国军事字母故事，Tomlinson的加拿大GIS故事，华盛顿-西北-哈佛故事，Dangermond-ESRI故事，水牛城-缅因州-圣巴巴拉-NCGIA故事，真相-周五港湾故事等等。

这些故事帮助我们更好地总结和反思GIS的科学史另外，他提出了“次级地理信息科学”的概念，以鼓励学者们关注地理技术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影响【摘要】这篇报告介绍了GIS历史叙事的研究我认为这些历史叙事是帮助我们思考当前和塑造科学技术未来的重要途径。

我主张，关于技术的叙事展示了技术实践和知识工作的各种学科熔炉对地理信息科学的进展进行汇报也是叙述这一学科变革的时刻，无论是量化、质化、激进、批判、黑人、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原住民、环保、后殖民、酷儿还是其他方面。

我提出“次级地理信息科学”，以鼓励学者们关注地理技术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影响...制图师和遥感专家彼此间的冷漠令人震惊，因为如果能改善沟通和互动的话，将可能带来科学技术的进步然而，有迹象表明存在着一种思维上的融合，GIS成为了吸引力所在。

（Monmonier，1982：443）

Matt Wilson【正文】地理学中的方法、方法论、技艺和技术长期以来一直是辩论的焦点采纳和倡导特定的研究方法被认为揭示了学者与其首选研究体系之间更基本的关系认识论的修辞手法丰富多样“你真的是做GIS吗？”实际上，如上文 Monmonier 所述，GIS的使用一直是地理学学科内持续关注的焦点，有时甚至作为“知识融合”的“磁铁”，摘自他的第一份进展报告（Monmonier，1982：443）。

现在，也许和那时一样，与GIS结盟意味着采用一种特定的研究方法，这可能会引起同事们的尖锐意见要理解地理信息科学的进步，就要关注这些使用文化和假设在这篇首篇报告中，我讨论了最近的学术研究，将地理信息科学置于不同的背景并贯穿其中，以了解过去50年里已经融入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

这样做就是要参与编写GIS的社会历史，了解技术和技术进步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我认为，围绕地理信息科学进展的故事表明，技术如何在学科中起到熔炉的作用，促使互动产生新颖而即将到来的创造这些熔炉提供了一个时刻来思考技术实践和知识工作的作用和责任，这些考虑不应被认为是在地理信息科学领域之外。

相反，它们是初始的社会历史不同于知识历史，尽管这 “大部分是在强调问题，而不是绝对的区别”（Wickberg，2001：384）社会历史可能更少涉及思想/观念的历史；尽管当然，这些是不可或缺的社会历史更多地关注思想/观念（以及在这里的技术和方法）与社会情境、制度和经验之间的关系。

我使用复数“历史”，意味着编写社会历史的累加机会——故事往往更多编写GIS的社会历史可能既能鼓励对地理技术和技术更多的替代、激进和创造性的使用和滥用，也能以新颖的方式将思想和实践紧密结合通过《人文地理学进展》来撰写的进展报告

1969年，一份名为《地理进展》的新期刊诞生了第一卷包含五章，突显了研究的新方法当时和现在一样，这些都是为了解决“信息危机”的“当前研究综述”，在这种情况下，地理出版物很多，但人们对其了解和阅读甚少且肤浅。

第一篇开始了学科进展报告传统的文章是由彼得·古尔德（Peter Gould）（1969）撰写的，题为“自五十年代以来的方法论发展”尽管没有使用“GIS”这个缩写词，但Gould指向了正在进行的“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自动绘图”的工作，解决了“对数据准确和有效的制图表示”的关注问题（1969：7）。

本综述中提到的早期关键人物包括：Torsten  Hagerstrand,  Waldo  Tobler, and Mark Monmonier，他们在自动制图领域；William Garrison, Michael Dacey and Duane Marble，在自动空间数据处理领域（备注1）；David Simonett and Jack Estes在“自动处理地表图像”（1969：8）领域。

然而，《地理进展》证明了无法弥合学科中持续存在的人文与自然的鸿沟该期刊处理地理信息科学的方式具有启示性，至少在该期刊的篇幅中受到两个学科分裂的过度决定首先，1977年分裂为《自然地理进展》和《人文地理进展》，其中PHG承担了地图学主题，而PPG选择了遥感（备注2）。

其次，制图与GIS之间的分裂发生在Michael Blakemore的第二部三部曲报告期间，Mike Goodchild在1988年和1991年的两篇报告中接手了GIS，之后David Unwin在1994年开始了三部曲。

这第二次分裂更多地是一个缓慢的解脱，因为制图主题会在GIS报告中回归，如Alan MacEachren在1998年、2000年和2001年的报告中所示（备注3）（也许我们正处于另一个分裂之中，因为数字地理的崛起使得对技术、人文和自然之间人为隔离的进一步考虑成为可能。

）在考虑《地理进展》中关于进展报告的分裂时，作为为人文地理学者编写的技术发展社会史，我描述了现在被称为地理信息科学的三个阶段（见原文种的表1）从1977年到1988年，地图学主题逐渐融入了自动化的关注Christopher Board撰写的第一篇关于这一主题的报告，以对Arthur Robinson和Barbara Petchenik 1976年出版的《地图的本质》的评论开始。

尽管Board（1977：289）的评论主要关注制图传播的研究，并强调“迫切需要理论赋予研究相关性”，但他为自动制图保留了一个段落：本评论集中讨论了制图写作的一个方面，这对地理学家来说是一个基本的关注点。

因此，不需要道歉，但不对自动制图做出哪怕是过客式的参考都会是有问题的幸运的是，自动地图已经不再被无条件接受：人们期望它们能通过生产速度和粗糙度来向读者提供信息近期发表的论文对自动制图系统的相对优点进行了冷静地权衡，并强调了地图作者和设计者的需求 (Liebenberg, 1976; Baxter, 1976)，这是一个受欢迎的发展。

Baxter以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论调结束：“或许，在关于计算机绘制的等值线地图的持续研究中，计算机科学家而不是制图师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地理学家的角色究竟是什么？（Board，1977：293）我引用了这段较长的文字，因为这个过客式的困境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一直围绕着地理信息科学：地理学家的角色究竟是什么？如果制图传播或者“写作”，正如Board在1977年所说的，对地理学家来说是一个关注点，那么《地理进展》报告的编写又如何构成（而不仅仅是报告）制图自动化所产生的隔阂呢？在这个时期的下一个十年的报告中，强调了认知和地图有效性的心理研究（Board，1979，1980；Monmonier，1982，1983，1984；Blakemore，1986），以及地图历史和地图在政策中的应用（Monmonier，1983，1984；Blakemore，1987，1988）。

在Board（1982：109-10）Monmonier（1983：420-3）的报告中，关于“计算机辅助制图”的讨论在整个部分中变成了Monmonier在1984年的最后一篇报告中的认识，“当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制图都是计算机辅助的时候，我们现在所谓的计算机辅助制图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和技术子领域将会消失”（1984：388）。

从1985年开始，Blakemore撰写的接下来四篇年度报告的标题是“制图与地理信息系统”，标志着从计算机制作的地图到研究地理信息的系统的迅速转变布莱克莫尔在这些报告中首次使用“GIS”这个缩写词是在1985年，当时他认识到纸质地图的最大用途可能是作为“潜在核战时代的至关重要的最后资源”，因为“核爆炸产生的电磁冲击将摧毁大多数计算机，迫使军方采用传统的制图产品”（1985：570）。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发现了数字制图发展与“军事资助的制图研究”的第一个明确联系（1985：570）1988年，Goodchild撰写的第一篇专门针对GIS的报告，直接针对学科中不断滋生的挑衅在开篇段落中，他并置了两个引述：一是美国地理学会（AAG）主席Terry Jordan（1988：1）在他的主席专栏中将技术性的GIS工作描述为“非智力专长”，二是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地理和区域科学项目主管Ron Abler（1988：137）认为GIS是“区域分析与综合的望远镜、显微镜、计算机和复印机”。

至于这些不同观点对学科意味着什么，Goodchild（1988：560）则更加开放：“这是一系列短命技术潮流中的最新一个，还是真正的范式转变的基础？”在他的第二篇也是最后一篇报告中，他似乎给出了答案，与Blakemore关于制图的最后一篇报告互文。

Goodchild（1991：194）写道：“过去一年出现在印刷品上的各种GIS研究议程都在隐形地尝试对地理信息科学领域进行定义”然而，在接下来的六篇报告中，从1994年到2001年，地图学并没有从GIS中独立出来。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David Unwin和Alan MacEachren的报告将两者结合在一起Unwin开始了他的三部曲：“我的任务很明确我要把它们重新放在同一个范畴下面”（1994：516）（备注4）这一时期的报告标题展示了所审查的主题（见原文中的表1）。

在此期间，首次注意到了社会理论批判的兴起（Unwin，1995：549-50），引用了John Pickles（1995）编辑的一本书《真相》1998年，MacEachren在他的第一篇报告中首次明确关注因特网在制图和GIS领域推动新研究方向。

他预示了未来二十年基于网络的地理信息科学变革以及后来发展出的数字地理观点：“关于制图和GIS在科学和社会中的变化作用的问题”（1998：581）然而，他的报告标志着“GIS在合作和参与过程中的辅助决策”这一主题的结束。

从2002年开始，Paul Longley开创的地理信息科学报告的第三个和当前时期，将专门针对GIS（2005年针对地理信息科学），而地图学的进展将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这些报告巩固了独特的地理信息科学研究议程，涵盖了城市空间分析与"智能城市"的主题（Longley，2002、2003；Roche，2014、2016、2017；Miller，2020），模型、模拟和可视化（Longley，2004；OSullivan，2008；Elwood，2011；Miller，2018），地理人口统计学（Longley，2005）以及时间视角和实验（OSullivan，2005），基于网络的地理空间技术和地理网络（Elwood，2009、2010、2011；Roche，2017），仪表板（Dashboards）和观测站（Observatories）（Roche，2017；Miller，2017），以及至少针对本杂志读者的面相地理信息科学实践的批判性方法（OSullivan，2006；Elwood，2009、2010、2011）。

书写自己的故事正如David OSullivan在他的第二篇报告中所写的：“GIS的社会史或政治经济史方面相对缺乏进展是令人遗憾的”（2006：788）在这里，他回顾了美国国家地理信息与分析中心（NCGIA）的第19号倡议的进展。

自从加州圣巴巴拉启动GIS历史项目已有25年，作为I19的一部分的更大的努力这个项目现在已经不再运行（自1997年以来，该项目的网页就没有更新过），确定了五个主要的案例研究：使用双独立地图编码（DIME）为1970年美国人口普查创建地理基础数据库（GBF），哈佛计算机图形实验室，明尼苏达州土地管理信息系统，三角形不规则网络，以及ESRI和Intergraph公司。

虽然这个清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地理信息科学历史在地理空间技术迅速变化时的90年代末兴趣的窥视，但它们当然并不全面这些拟议案例说明了政府、军事、工业和学术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直到今天仍在界定地理信息科学和更广泛的技术科学进步的边界（Haraway，1997；Pickering，1995）。

然而，我们讲述这种纠缠的故事各有不同你的感受可能会有所不同尽管我们应该谨慎地避免过度赞美，但毫无疑问，在推动我们回顾性地可能定义为地理信息科学起源的边缘的领域中，有一些有故事的个人这些故事将人物、地点、资金模式和问题领域、国家治理和公司竞争交织在一起。

这些故事往往倾向于北美（就像早期关于制图创新的故事一样；参见Sara Fabrikant 2003年和Jeanne Haffner 2013年关于二战后法国城市规划中航空摄影的修正，备注6）：冷战时期美国军事字母故事，Tomlinson的加拿大GIS故事，华盛顿-西北-哈佛故事，Dangermond-ESRI故事，水牛城-缅因州-圣巴巴拉-NCGIA故事，真相-周五港湾故事等等。

这些不过是穿过纠缠的一些途径，站在低矮的树枝上俯瞰森林的视角正如OSullivan（2006）所建议的，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还有更多参与者的故事尚未被讲述地理信息科学在这些不同故事中的定位持续激发着该学科的思考和行动。

在1956年美国I-90州际公路建成后，一条横贯大陆的高速公路将西雅图、芝加哥和波士顿连接在一起，与此同时，一系列的智力联系正在促使空间分析和制图的计算方法的发展然而，地理信息科学在其他地方也得到了发展。

Oliver Belcher（2019）将哈佛实验室的地理创新，如SYMAP的使用，与越南战争期间Hamlet评估系统的发展联系起来，以提供一个“从下方观察”的视角，在战争前预测可计算的人口（扩展了Cloud，2002; Crampton，2011的工作）。

在另一个脉络中，Elvin Wyly（2019:69）讲述了埃德·阿克曼（Ed Ackerman）的故事，他主张“军事化技术思维”，他的观点将影响GIS和地理学对大数据的接纳这些创新的替代历史为哈佛实验室的成果（McHaffie，2000; Chrisman，2006; De Monchaux，2016; Wilson，2017）以及纠缠其中的海军研究办公室、战略服务办公室、支持地理学量化革命的大学（Barney，2015; Barnes，2008; Barnes & Wilson，2014; Farish，2010; Rankin，2016）、受益最多的公司以及对这些发展的批评和激进挪用的地点（Schuurman，2000; Leszczynski，2009; Thatcher等，2015）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正如Miller（2018：600）在他的第二份报告中所论述的，“社会物理学又回来了”为支持地理信息科学历史的研究，档案材料正在被收集整理其中最重要的努力是John Hessler（2015）及其在国会图书馆地理和地图部的团队所做的工作。

国会图书馆收集并提供了Marie Tharp（海洋制图）、Roger Tomlinson（加拿大GIS）、Waldo Tobler（早期计算机制图）、Nick Chrisman（哈佛实验室研究员）、Frederick Doyle（USGS的遥感）、John Snyder和Alden Colvocoresses（USGS的地图投影）、Joel L. Morrison（地理空间数据标准）以及Richard Edes Harrison（为大众媒体工作的插图画家和制图师）的资料。

由于与GIS起源相关的材料跨越了六十年，捕捉这些以及其他替代历史的工作应当得到重视我们讲述的关于地理信息科学起源的故事继续影响着我们对GIS的使用，更多地告诉我们当今技术在我们学科中的作用正如Barnes（2014:206）引用Faulkner的话写道：“过去和现在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无法逃避历史，因为过去从未完全过去相反，我们带着过去的负担走进现在，带着过去的经历”迈向次要地理信息科学认识论是批判性GIS的武器，用于攻击GIS和地图学的技术发展然而，对许多地理信息科学家来说，这并不是必需的，因为地理信息科学的知识是通过对科学方法和可证伪性的承诺来建立的，而不是通过激进的抱负。

(Tsou，2019：175)许多关于地理信息科学起源的故事都起到了将各种地理空间实验整合成科学的作用当然，这样的整体形态有诸多益处然而，还有许多分子历史在这些更受欢迎的描述中不易察觉地移动和穿梭借用Deleuze和 Guattari(1987）的语言，特别是在地理学中的运用（Katz，1996，2017），我建议采用次要地理信息科学这一概念开展和往常不同的思考与行动来使用GIS或抵抗GIS (备注8)。

这样做是为了认识到，围绕GIS在地理学学科中的辩论并非学科的外部现象，而是学科变革的重要熔炉正如Cindi Katz（1996：489）所发展的次要理论，“它并不是一种边缘理论，而是一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也许这就是为什么Tsou会有如下情绪化的表述：这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会继续引来不赞成的斜视——根据（部分）地理信息科学家的看法，激进的抱负或认识论方法将无法建立知识。

如果我们将激进、批判和Katz（1996：494）提出的“叛逆地图学”视为一种能够激发逃逸特征的元素，那会这会怎样呢：“最初微小，然后膨胀，但是却始终无法确定”（Deleuze and Guattari，1987：216）（备注9）？次要地理信息科学如何在学科内外运动，催化重要变革但却无法引起过多的关注？。

Sarah Elwood的地理信息科学报告（2009、2010、2011）对这种叛逆或次要地理信息科学中的各种分子运动进行了持续的描述（既包括不安定且具有抵抗性的地理可视化，也包括关于空间数据和地理网络的具体政治和社会斗争）。

这些报告也代表了在近40年的地理信息科学进展之后，除了白人男性以外的唯一作者（见原文中的表1）直到今天，Elwood（2020）在地理信息科学中绘制并支持一系列逃逸（没有将其命名为“GIS”）；例如，她受邀在2019年AAG会议上的进展报告中强调了数字地理中一种“蓬勃发展的另类”方法，“在女性主义关系思考和黑人、酷儿/跨性别以及女性主义代码研究的交汇点上理论化数字地理”。

在地理信息科学中还有其他的逃逸线，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运作（通常不会发表在该领域的顶级期刊如IJGIS中）（备注10）事实上，GIS中关于精确度和客观性的故事可以掩盖数字制图的本体生成属性正如Brian Jordan Jefferson（2017：789）所指出的，GIS的这些故事掩盖了“产生犯罪率的物质力量”，使进一步的伤害得以实现，并维持“对减少这些比率的理所当然的惩罚性解决方案”。

在最近的报告中，关于“智能”技术和算法治理的讨论（见原文中的表1）中，Agnieszka Leszczynski（2020：202）理论化了数字平台中故障的操作领域，使“它们变得可辨识，以便我们可以有意义地干预”。

地理信息科学受其社会和政治条件的制约，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科应该放弃这些工具正如Caitlin Buckle（2020：84）所证明的，GIS可以定性地用于“表现和代表移民的生活经历”Taylor Shelton（2018：1078）提供了另一种进行批判性GIS的方法，从定量的角度，“产生更复杂、更注重过程的贫困产生方式，与富裕相结合”。

次要地理信息科学的作用就是在讲述其他与GIS有关的故事回顾次要理论，Katz（2017：596）写道，它“并非是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种不同的理论实践方式，一种由内而外的工作方式，一种在‘主要’知识生产之间的逃避举动和新兴实践。

”在次要地理信息科学中运动的工作具有扩展性；它是累加的，而非减法的因此，这项工作通常对地理信息科学的大分子结构不易察觉，然而这些干预行为却实现并折射了学科的变革这些次要地理信息科学干预了欧几里得系统（Lally和Bergmann，2021）和地图分类（Wilmott，2019）。

它们记录了通过基于国家的GIS实践对原住民知识的挪用（Palmer和Feyerherm，2018），并设计了替代性的GIS教育方法（Elwood和Wilson，2017；Ricker和Thatcher，2017）。

它们通过使用“足够好的软件”使GIS变得酷儿化（Gieseking，2018：55）它们对战争、暴力和监禁进行地理可视化（Kurgan，2013），对房屋驱逐进行制图（Maharawal和McElroy，2018），对团结经济进行制图（Pavlovskaya，2018）。

次要地理信息科学重新激活数据科学本身（D’Ignazio和Klein，2020；Loukissas，2019）随着COVID-19侵袭着这个不稳定、不平衡和不公正的相互联系的地球，地理信息科学的大分子结构可能会将地理学简化为一个仪表板。

认识到这些地图远远不够，我们的次要地理信息科学继续进行它们的工作，虽然对主要研究领域不易察觉，但却是另类进步的重要试金石备注“地理信息系统” 这一提法首次出现在Gould的评论引用中，引用了Dacey和Marble在1965年的工作。

我没有在《物理地理进展》的页面中追踪遥感技术这种技术和哲学上的区分（地图学与遥感技术）可能反映了数字制图领域的一个分歧，即矢量数据结构（被认为是人类地理研究的理想工具）和栅格数据结构（仅用于自然现象研究）之间的区别。

正如Helen Couclelis所写：“可以公平地说，在这场辩论中的大多数参与者宁愿避开本体论的暗礁：毕竟，GIS是一个技术领域然而，地理现象表示中最适当的数据结构的技术问题，引出了地理世界最适当的概念化哲学问题。

”(1992：67)Chris Perkins分别在2002年、2003年和2004年撰写了三篇关于地图学的报告，与此同时，Paul Longley也发表了关于GIS的报告Mark Monmonier在2005年回归，他表示自己“对社会理论的相关性更持怀疑态度，更倾向于相对技术性的工作”（2005：217）。

他在2006年和2007年又发表了两篇报告关于地图学的报告分别由Jeremy Crampton（2009a，2009b，2011）、Sebastien Caquard（2013，2014，2015）和Martin Dodge（2017，2018）撰写。

在Unwin的第一篇报告中，他对地图学的未来表示出很大的犹豫他写道：“我得出的结论是，许多人曾经了解的地图学几乎已经消亡我的问题是，我不知道应该在哪里埋葬它”（1994：521）另请参见Foresman（1998）关于“先驱者”的编辑集，包括Ian McHarg的前言，Roger Tomlinson和Nicholas Chrisman的两篇“起点”文章，以及关于数据结构的进展、土地管理的应用、国防和国家机构以及四篇关于“国际经验”的文章：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联合国。

此外，Board（1982）报道，第一本关于计算机地图学的书籍是D. R. Fraser Taylor（1980）编辑的一本主要由英国和加拿大学者撰写的合集Goodchild（1992）为地理信息科学提出了建议，即地理信息科学既是GIS本身的科学，也是用于科学研究的GIS，该建议发表在《IJGIS》上，该杂志于1997年将系统更名为科学。

参见Merriman（2019）关于思考大分子和小分子的论述，以及Woodward、Jones和Marston（2010：278，脚注1）关于主要和次要科学的讨论关于制图，参见Gerlach（2014：31）提出的“日常”概念；“设想一种拒绝明显的代表性政治的制图方式”，以及数字平台方面，参见Leszczynski（2020）。

在这里，Deleuze和Guattari（1987：217）将分子逃逸和大分子组织相对应地进行理论化：“权力中心的定义更多地取决于它们逃避的东西或它们的无能，而不是它们的权力范围”参见《The Canadian Geographer》、ACME和《Computational Culture》（Thatcher等人，2018；Burns和Lally，2017）最近的两个关于GIS、软件和数据的批判性方法的专题文章，以及Dillon Mahmoudi和Taylor Shelton于2019年在巴尔的摩组织的名为《Doing Critical GIS》的研讨会，可在https://doingcriticalgis.umbc.edu/program/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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