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关于择人的原则，《六韬》中有六字标准：一曰仁，二曰义，三曰恕，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墨子明确提出了“贤人”的三条标准：一是道德品行的标准，叫“厚乎德行”；二是交际能力的标准，叫“辩乎言谈”；三是知识标准，叫“博乎道术”。

在古代关于择人的原则，《六韬》中有六字标准：一曰仁，二曰义，三曰恕，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墨子明确提出了“贤人”的三条标准：一是道德品行的标准，叫“厚乎德行”；二是交际能力的标准，叫“辩乎言谈”；三是知识标准，叫“博乎道术”。

此外，“为官择人”、“任人唯贤”、“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等论述，均反映了古人的用人思想

北宋王安石的人才管理思想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他的用人思想可概括为“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其中，教之之道，即坚持学用一致，造就人才；养之之道，即维持政府官员生活的俸禄报酬应采取的方针——“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取之之道，即选拔官吏的途径；任之之道，任用人才首先要根据其专长，知农的为农官，知工的为工官。

王安石把通过教育培养人才作为人才管理的起点，从根本上入手，这比他的前人进了一大步

在用人问题上，中国古代还存在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一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思想；二是以韩非子为代表的专制管理思想孔子在《为政》一篇中响亮提出“君子不器”，即君子不应该像器具一样任人支配韩非子则把“贤”定义为为君主所用，他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一整套供君主用来控制臣民为其服务的“用人权术”。

4.古代行为管理思想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就开始了对人类心理和行为的研究，有许多精辟的学说。在探索人类行为动机、需要的奥秘方面，中国古代先祖们起到了创始人和开路先锋的作用。

韩非曰：“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即天有天的规律，人有人的规律孙子也提出：“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即关于人的心理活动应该进行研究，不研究是不行的对于人的本性问题，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而孟子则认为：“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地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告子在和孟子辩论中则认为人性无善恶，“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人性如水，向哪儿引导就向哪儿流淌对于人的欲望和需要方面，荀子提出：“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不穷乎物，物必不属于欲，两者相持而去。

”管仲也指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在激励和奖惩方面，孙子提出：“合军聚众，务在激气”主张“文武兼施”，“恩威并重”诸葛亮指出：“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诛罚不避亲戚，赏赐不避仇怨”，应做到“无党无偏”对于管理者品行修养的研究，中国古代也十分重视。

孟子主张“自反”、“内省”来修养自己，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并认为“知耻”是修养的先决条件荀子提出“治气养心之本”，即“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勇毅猛戾，则辅之以道顺；狭隘偏小，则廓之以广大”。

5.古代管理艺术思想古人极重视管理的艺术性《论语·为政篇》中指出：“君子不器”，即领导者主要从事管理工作，而不应自己一味“冲锋陷阵”孙子指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之就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并强调战略战术上的“奇正相生”和灵活运用的重要性。

《三十六计》旨在应付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复杂局面，要“审时度势”、“时变境迁”、“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诸葛亮东和孙权，北拒曹操，西抚蛮夷，所用战略不同；他三气周瑜、七擒孟获、六出岐山、五路退敌，其战术也不一样。

这种根据时间、地点、条件而采取不同方法的做法，是中国古代“权变”思想的萌芽（完结）上一篇：论古代管理思想──“决策、经营、用人、行为、艺术性”（上篇）下一篇：浅谈“儒家、法家、道家”三大家的管理思想！（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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